编者注：徐伯昕（1905—1984），江苏常州武进县人，曾任民进中央副主席。

　　徐伯昕一生默默奉献，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从不说自己的功劳，更不居功自傲。他早年对《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所做的卓越贡献，已载入中国现代出版史，研究他的经营思想和创造性经营方法的论文也不鲜见。今天有研究者说伯昕是默默地站在生活书店金字招牌后面的人，这句话生动地反映了伯昕从不彰显自己的精神风貌。

　　民进中央原主席许嘉璐在纪念徐伯昕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说:“徐伯老非常重视人才，求贤若渴，从来就没有放松在组织建设方面的努力。叶圣陶等民进老一辈领导人和许多会内知名人士，都是在徐伯老的诚挚邀请下走进民进队伍中来的。”伯昕没有私心，不计较自己的地位高低，多次登门热诚相邀叶圣陶先生到民进担任高于自己的领导职务。病重期间，他对家人说不能工作了，要辞去所有职务。当他得知在民进五代大会上，自己再次当选为民进中央副主席时，十分不安，他说自己年近八旬，应该退居二线，让年轻的同志出来，如果需要，自己当个顾问就行了。

　　他时刻关心青年干部的成长，常和有关同志一起反复商量怎样选拔培养人才，搞好传帮带，为了扶持新干部，多次表示要退居二线。他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并积极推荐他们到能发挥长处的岗位。1981年后，机关陆续调进一批中青年干部，伯昕对他们非常关怀爱护，提出要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提高，放手使用，大胆提拔。对要求参加中共的同志，他指示机关党支部要重视他们的愿望，同时亲自找这些同志谈心，勉励他们努力争取。伯昕对每一个干部都一样的关心，不仅关心现在，还关心将来。他常说，对机关的打字员也要帮助他们学习，在当前是做好打字工作，等到他们年岁较大时，可以胜任其它工作。民进在“文革”后新来的年轻人，大都没有机会读书，伯昕支持他们在职学习，凡考上业余大学的，尽量给他们时间复习考试，从民进并不宽裕的办公经费中想办法帮他们报销学费。机关一位年青同志因为家庭原因，不想考大学，伯昕耐心地做她的思想工作，鼓励她考上了业余大学，还特意给了她五份关于学习的剪报。伯昕住院期间，一位年青同志到医院看望他，伯昕关心她新年有何打算，听到她说“在民进踏踏实实工作，做一颗小螺丝钉”时，伯昕说“可以给一半分。”他说：“革命事业，需要小螺丝钉，也需要大机器，关键是自己要加强学习，掌握本领，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哪里需要就能到哪里。”

　　伯昕真诚的团结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他常说:“统战工作就是搞五湖四海，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浩浩荡荡的大军，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伯昕与社会各界人士有广泛的联系，有许多知心朋友。1982年伯昕去庐山休养，江西省文艺界有一位党外知名人士想反映问题，他得知后，第二天主动登山上门听取意见。伯昕的住处离要去的地点有一段距离，且只能爬山上去，陪同的家人恳求他不要上山，请那位比他年轻的党外人士下来。伯昕说:“党外人士对工作有意见，我应该主动上去。”伯昕那年已经76岁高龄。著名歌唱家李光羲回忆，有一年国庆，民进开联欢会，他有演出任务，结束后赶到民进，伯昕竟在门口等着他，他到了才宣布民进联欢开始。李光羲老人深有感触地说:“徐伯老好啊！对我们非常爱护啊!” 伯昕在工作中十分重视和周围的同志搞好合作共事关系。他多次登门看望民进的领导和同事，向周建人、叶圣陶汇报工作，与雷洁琼畅谈会务，听张志公提建议，与吴荣促膝谈心，在张权家谈笑风生……。会内的重大决策，他总是同其他领导同志坦诚相商，并尊重他们的意见。凡由他主持的会议，总是效率最高而又使与会者心情舒畅。

　　民进中央的领导班子一直非常团结。伯昕还采取各种措施，抓住一切机会，深入会员中间，做好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团结人的工作，堪称无微不至。每当外地会员来京参观学习或开会，他总要到住所看望，问寒问暖，听取意见和要求，即使生病也要坚持。一次，伯昕读到民进一位大学教授会员的访美汇报，马上赶到这位会员家中，畅谈教育改革的设想，鼓励其献计献策，从各方面支持计划的实施。伯昕发自心底的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非常重视知识分子落实政策的问题。1980年初，他看到中央领导同志在政协简报上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一段批语后，马上拿到机关，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并指示会刊转载。他一直强调要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作为民进的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1982年5月，民进中央会同全国政协工作组联合邀请高教、科技、中小学、幼教、文艺、出版、财经等方面有代表性的民进会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分界别举行座谈会，了解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情况。伯昕对会上反映的问题十分重视，督促有关同志立即分人、分事整理，会同全国政协分别致函有关部门和单位，吁请解决。他还始终关注事情的进展情况，要求经办同志与有关单位保持联系，经常催询，尽力做到每件事情有落实有交代。他说，我们虽是协助有关部门进行落实政策工作，但不能仅仅停留在反映问题上，还要提出具体建议，关注过程，抓出结果。几位在京的民进中央常委有需要落实政策的问题，伯昕分别走访，认真倾听意见和要求，亲自到统战部反映情况，催促办理，直到问题基本解决。

　　伯昕平易近人，对待同志热情诚挚、循循善导，与他共事的同事，都感到无比温暖和亲切。他不要会内的同志称他的职务，他说“叫我伯昕同志”。民进一位年轻同志陪他去医院，她像往常一样坐在汽车后面的座位上，和伯昕随意交谈。机关一位司机很不理解，工作人员坐在前面才更合适，怎么好和副主席并排而坐？面对这位同志不理解的表情，她笑了，她知道在“徐伯老”身边，不必拘泥于上下长幼的界限，“因为他是徐伯老，温和平易正是他的为人。” 伯昕艰苦奋斗，不谋私利。从生活书店到主持民进中央工作，伯昕从未利用职务之便安排亲友的工作；他极少因私事动用公车，陪家人看病坐车坚持付费，因为“看病不是公事，坐车当然要付钱”，并严格要求下一代不搭乘他的公车；司机接他办公开会，他总是准时在家门口等候，从不误时，尽量把方便留给他人。伯昕在生活上自奉节俭。三十多年来一直住着解放初期出版总署分的两间不大的平房，一间老伴住，另一间是伯昕的卧室兼书房、客厅、餐厅。房子的后墙破旧得几乎要倒塌。当京城许多一般干部都用上暖气时，他还和普通居民一样用蜂窝煤取暖。1981年，组织上再次动员他迁新居，他仅同意修缮后墙，装上暖气。他说：“许多群众还没有这样的房子，够住就该满足了。”这经常使探望他的同志们，尤其是党外友人感慨万分。但是，他对机关干部的生活却时刻挂在心中。为解决机关的住房困难，他多次亲自向有关方面交涉。一位干部与爱人长期两地分居，伯昕亲自奔走联系，使他们得以团聚，而自己身边长期无子女照顾，他却一点也不在意。伯昕很节俭，信封常反过来粘好了再用，但对国家有利的事却非常慷慨，1982年他将自己的工资积蓄3000元全部捐给民进中央作为文教基金。

　　伯昕不仅严于律己，还严格要求后辈。1949年5月，上海刚解放时，三联书店门市部挤得水泄不通，伯昕的两个女儿被书店老同志找去帮忙，伯昕得知后，要求她们不领补贴，以后自谋职业。她们后来都离开书店，靠自己就业。伯昕的子女一生没有沾过父亲的“光”，父亲给予她们最好的帮助，就是用自己的言行，教育他们要自强不息，为大众服务。1949年，常州市解放时，伯昕长子是接应解放军进城的地下党代表，曾任苏州市领导，后调任政协工作，一时思想不通。伯昕用自己五十年代改换岗位的亲身经历，教育他安心统战工作。次子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曾奉派带留学生赴英国学习研修五年，他教育次子要做人民的科学家，为祖国做贡献。次子学习研修期满，谢绝英方优厚条件的挽留，按期回国服务，成为所在学校的学科带头人，第一批国家科研津贴获得者。长女长期做人事工作，对在工作中坚持原则不被理解有意见，对党的干部政策在执行中存在问题有看法，伯昕说，该坚持的要坚持，撤了你的职，我给你开欢送会。次女身患癌症，不能工作，伯昕常寄书写信，鼓励她要坚强，为她开列书目，要她坚持读书，并建议她发挥外语特长，做力所能及的事。在父亲的鼓励下，次女为海军某基地无偿翻译英俄语技术资料；免费为外语培训班任教，培养军队英语人才；还翻译出版了21万字的俄国文学作品。伯昕传播人类进步文化，还渗透到家庭生活中，延续到自己的子孙后代。第三代从小就收到伯昕的赠书，文革中书荒的年代，伯昕更是时常寄书给在农村插队的孙辈，鼓励他们坚持学习优秀文化，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在他的熏陶下，伯昕孙辈11人，虽经历“文革”磨难，但都以各种形式完成大学学业，有的还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单位的工作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