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时，伯昕“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思想也有些转不过弯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专门找徐伯昕谈心。一次宴会上，周恩来总理自己脱不开身，特地请身边同志转告，希望徐伯昕愉快地工作。徐伯昕感慨，总理那么忙，还记着我这一点小事。从此，徐伯昕以他一贯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善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专心致力于统一战线工作，为此倾注了无数心血。

1955年至1966年，徐伯昕在政协工作期间，正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也是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党的指导方针上出现严重失误的时期，反映在人民政协的工作上，也出现了复杂曲折的情况。

徐伯昕在全国政协除了处理日常工作，还分工联系并协助政协各工作组工作（即现在的各专门委员会）。当年一起工作的同志回忆，亲眼看到这位老革命家以其坚定的政治立场、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严谨谦虚的作风，在当时的条件下，默默地为巩固、发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开展人民政协工作不断努力。

徐伯昕在全国政协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主持制定了政协历史上第一个《政协全国工作委员会工作组组织简则》。这是全国政协关于工作组活动方面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该《简则》明确了政协工作组的性质、任务、作用、工作原则。政协工作组是组织政协委员进行活动的工作机构，是政协经常工作的重要部分。政协当时设有国际问题组、工商组、科学技术组、社会福利组、华侨组、宗教组、医药卫生组、民族组、妇女组，统称工作组。这是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政协最早设立的工作机构，在每年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由于新中国建立时间不长，在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是一项新工作，对于工作组的性质、任务、与各方面的关系，以及工作程序等，有许多不够明确的地方。

徐伯昕一贯注重调查研究，善于在千头万绪中抓重要环节。他在深入实际，调查了解的基础上，针对上述情况和存在的不同认识，首先提出，要在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工作简则，以便有所遵循。为起草这个简则，徐伯昕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反复推敲，几易其稿。在《简则》和他起草的向常务委员会的说明里，明确指出:“政协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工作组是进行日常统一战线活动的工作机构，它应充分发挥反映意见、民主协商、协调关系、团结教育和互相监督的作用”，“它的活动与政权机关进行的一般行政业务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针对当时存在的一些不重视工作组甚至认为工作组可有可无的思想，强调指出，政协全国委员会的政治协商工作，主要体现在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的活动。但是，常委会认为有关某一方面的政策、法令和各项重要措施有可能通过某一个工作组或者某几个工作组，先行组织代表性人士，广泛征求意见，协助常委会进行准备工作，使有关政策、法令和措施能更多地吸收意见，使其更完善，同时通过讨论，在思想上可以更趋一致，更有利于贯彻执行。《简则》总结了过去几年的活动经验，为以后工作组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解决了政协工作组活动中应掌握的原则：实行“三不”方针，贯彻“双百”精神。1958年初，刚刚进行了反右斗争，党外人士中还在开展整风交心活动，政协工作组活动很难开展，一度被迫停顿。下半年，中央统战部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并指出，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不要总是斗下去，整风应告一段落，转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实践。当时反右斗争风暴不久，政协委员们对参加工作组活动心有余悸，抱有疑虑。徐伯昕抓住时机，连续给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和秘书长徐冰写了两份报告，认为在政协各工作组的活动中，“应掌握和风细雨的工作方法和经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敞开思想，各抒己见，轻松愉快，自由辩论。”实行“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方针。”并提出要“抓重点组摸索和风细雨、正面教育的经验。”报告得到领导同意。这是伯昕同志在政协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建树。

60年代初，党和政府为恢复国民经济，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等方面都要作相应的调整，需要团结各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共度难关。伯昕真心的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人才。他提出，政协各工作组要采用“神仙会”的方法开展活动，为调整国民经济服务。因此“神仙会”在中国人民政协的历史上，曾作为一种特殊的会议方式，通过和风细雨的自由交谈、讨论和辩论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现实中的困难。这一时期的“神仙会”, 缓和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与工商界、知识界及民主党派的紧张关系，增强了统一战线的内部团结。为在困难时期，社会各界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面对国内物质生活的困难和“左”的影响，以及国际的严重压力，克服暂时的困难，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神仙会”从历史的角度，为协商民主提供了借鉴和进一步发展的经验。

徐伯昕既重视理论、政策的研究，规章制度和方法原则的拟定，更重视实践。在一次文教、医药组的扩大座谈会上，章乃器委员对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批评，措辞激烈，并要追究责任。有的委员表示反对。徐伯昕认为虽然措辞激烈，但属人民内部提意见、作批评的范围，工作组要坚持按“三不”方针和“双百”精神讨论调整工作。他又及时同有关委员交换意见，沟通思想，使座谈会得以顺利进行。在科技组座谈会上，有一位委员主张政协工作组的设置应同政府部门对口，有权利向政府“质询”，有的委员提出对这种意见应进行辩论。徐伯昕认为提这种意见的人，参加政协工作较晚，对统一战线组织和国家权力机关性质的区别理解不够，未能认识到人民政协是通过批评和建议来发挥监督作用的，因而对这种意见应加以体谅，耐心进行解释，而不是批判。伯昕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令和他一起共事的同事十分钦佩。在他的组织与推动下，全国政协工作组在三年困难时期重新活跃起来。一方面贯彻“驰”的精神，调动服务，同时协助“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发扬民主，积极提出意见与建议。这一时期的各工作组对国家的工、农、商、学、手工业、高教、科教等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方针政策都作了讨论。有的规模很大，除在京的政协委员，还有一批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工商业者、华侨、少数民族、宗教界、各界爱国人士及民主人士的家属参加。还有的扩大座谈会，除政协工作组的成员外，邀请民盟、民进、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的成员参加，达到近千人。座谈会反映了一些有关调整工作的重要意见和建议，还着重讨论了党群关系、新老知识分子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政协常委会还举行扩大会议，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负责人就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意见和建议作报告。这一系列活动，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好评，参加活动的各方面人士也受益匪浅。

当时国际问题组的工作相当活跃，成员有民国时期的外交界人士梅汝璈、凌其翰，也有新中国的外交界和国际问题研究专家。但有几位常委反映，因多方兼职难以参加活动，偶尔去一次，又因人数多，相互不熟悉，不易深谈，个别转到其它系统的政协常委，仍希望参加活动。徐伯昕很重视这一问题，经反复研究，提出创建小型时事政治漫谈会的设想，通过漫谈交流思想、反映意见、提高认识、增进友谊。会议不作记录，不作结论，有不同见解可以保留，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漫谈会邀请的人士有: 邵力子、朱蕴山、史良、胡子昂、章士钊、张奚若、王绍鏊、茅以升等十余人。

从1961年4月开始，先后漫谈过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各个时期的有关国际形势的讲话，中印边界问题，美国侵略越南，第二次亚非会议，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李宗仁归来等话题。最后一次是1966年5月11日漫谈“文化大革命”，此后因政协受“文革”冲击没再举行。这些漫谈会反映的一些重要情况和意见，得到有关单位好评。 徐伯昕常说：“我们在政协工作的同志要起桥梁作用，不能贪污人家的意见。”

三、创办“双周讲座”，贯彻“双百”方针。徐伯昕提出和拟定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双周讲座”工作简则，为在政协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作出了重要贡献。1960年8月13日，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作“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提出要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1962年4月18日，周恩来在政协三届全国委员会三次会议闭幕词中，对政协工作作出指示:“今后要多开展学术性的报告和讨论，要有意识地多邀请学术界的朋友参加。”伯昕和张执一同志商量，提议办一个讲座，并由伯昕负责筹划落实。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拟定了举办“双周讲座”的办法，在秘书长会议上讨论通过。但讲座开始不久，就遇到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能否请当时有争议的学术派别及其代表人物来政协办讲座、作报告？徐伯昕认为“双周讲座”应实实在在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凡属学术争鸣范围的问题都可以上讲座。为此，他在讲题上做了相应安排。从1961年到1964年共举办37次讲座，参加听讲的有在京的政协委员，各工作组联系的科技、文教、医药卫生等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国务院参事，民主人士家属等。

讲座内容大致分为：一、对学术界有争论又被各方人士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争鸣。如，当时史学界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期问题，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都有不同的观点，讲座请了历史学家吴晗、吕振羽分别作了题为《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和《中国历史的几个特点》的报告。在文学方面，关于《红楼梦》历来有不同观点，讲座请红学家吴世昌，和持不同观点的吴组缃介绍对《红楼梦》一些问题的看法。在哲学方面，请冯友兰等介绍关于孔子讨论中的一些问题。尽管他们在报告中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一，见解不同，但可以各抒己见，自由争鸣，不同的学术见解完全有同等的发表机会。

二、关于科学事业方面，邀请著名科学家周培源、茅以升等，介绍我国的科学成就和国内外科学研究情况。请心脏外科专家吴英恺、建筑学家梁思成等各领域的著名科学家做报告。这些报告论述了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介绍了科学知识，也介绍了科学研究中争论的问题，使听众丰富了知识，也推动了各界人士对科学事业的关注。

三、配合重大政治活动和文化纪念活动举办讲座。

四、请参加国际友好访问、文化交流的同志作报告。由于“双周讲座”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彩，适合各界人士不同的兴趣要求，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特别是“双周讲座”在每次报告后可以即席讨论，自由交换意见，提高了各界人士对争鸣的兴趣，对交流学术思想，活跃学术空气，贯彻“双百方针”的精神，起到了推动作用。“双周讲座”的形式也因此延续至今。

当时的全国政协工作相当活跃，各工作组广泛联系委员和各界人士，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以工作组为中心，团结了大多数在京的委员和各方面代表性人士，真正体现了统一战线工作的作用。在人民政协，徐伯昕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有着广泛联系，还结识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诚恳的与各界人士交换意见，商量办事，从不盛气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