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伏少岑先生的儿女回忆父亲的文章。转载时略有编辑删节。

1915年，我的父亲伏少岑父亲出生在连云港的一个小商家庭，祖父是从货郎担起家的，勤劳致富，经营小百货商店。父亲曾担任海州民间商会会长，因战乱及管理不善，生意不成，几乎破落。父亲30年代毕业于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新中国成立初期任中华体育总会副主席、民进中央委员的董守义先生是他的学长。父亲为人忠厚老实，性格直爽，一辈子说真话，做实事。

任教杭州师范学校担任民进支部主任

父亲大学毕业后，因抗日战争，辗转于西北各地从事体育教育事业。1948年底在德清县中学校长李一航的邀请下，父亲回浙江从事教育事业。1950年在杭州师范学校吴容校长（浙江大学刘丹校长的夫人）真诚邀请下，父亲来杭州师范学校从事体育教育。

杭州师范学校50年代初校址在南山路（现中国美院），1956年搬至文二街（杭州师范学院的前身），“文革”后搬回到南山路末端的玉皇山路（原军队高级干部子弟西湖小学，据说刘伯承、林彪等的子女在该校念过书）。在杭州师范学校，父亲贡献了他所钟爱的师范体育教育毕生的主要精力，这也是他事业最辉煌、最重要的一段时期。

1950年，新中国百废待兴，教育事业也一样。作为体育教研组负责人，他不分昼夜、吃苦耐劳，全心全意投身于体育教学和工作。

师范生女生多，急需女教师。父亲千方百计寻觅到曾任民国驻苏联武官的焦老先生的夫人、学体育专业的张萍玲女士。父亲三顾焦老的岳王路住所，请焦夫人出山，父亲的诚意感动了武官夫妇。父亲又从杭州工农速成中学调来了半路出家的王进老师。加上员工阿土，四人的体育教研组白手起家，撑起杭州师范学校学习苏联体育劳卫制和新中国自己体育劳卫制（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的推行，这在杭州市教育系统是走在前头的，为体育教育作出了贡献，受到了表彰。杭州大学体育教研室平郑琪教授、改革初期香港出品的《少林寺》副制片鲁兆晴女士都是那个年代他的学生，国家女排陈招娣也曾是他后期的学生。他任过班主任几个班级的学生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给他过生日、送匾、祝寿，可谓桃李满天下，这也是对他为教育事业所作贡献的认可。

父亲是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作为杭州师范学校民进支部第一任主任，为了进一步团结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和民进中央的指示，父亲积极发展教师中优秀的分子加入民进组织。杭州师范学校好多教研组组长成了支部成员。他们出身成分不好，地主、资本家……冼星海的老师、音乐教研室主任顾西林老师，数学教研室主任周诗润老师（旧社会的历史条件，穷苦人家的孩子很难受教育）等，他们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怀着对新中国、共产党、教育事业的深深热爱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民主党派。

错划“右派”终得平反昭雪

正是由于执行民进中央的组织发展路线，成了父亲被划为右派的最大罪状。1957年，动员知识分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向党提意见。他发表了一些意见，比如：工农出身的党支部书记领导方法有问题，领导水平较低，要加强学习；杭州市体育设施过少等，并具体提出定安路要建个游泳池等。所有这些内容后来均被上纲上线，定为反党罪行。

1958年父亲被错划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贬为普通教师，降职降薪。1958年9月他结束被批斗，兴高采烈地“戴罪”继续从事体育教育时（此前还当过一段时间工友、就是原工友阿土的工作），大规模的干部“下放”波及全中国。那时要按比例凑人头，1958年11月，我们全家“下放”萧山坎山盈丰公社务农，民进元老医务界化验专业权威陆尊山先生也是同去的难友。父亲是那么热爱他的体育教育事业，那么全身心地做园丁，又正值中年，此刻是多痛苦和多无奈。父亲老老实实地从头干起，学各种农活，早出晚归，丝毫没埋怨情绪，不发任何牢骚，是位称职的下放干部。好在农民兄弟不是势利小人，不歧视、不难为，帮助他成为合格的人民公社社员。母亲和孩子们始终不离不弃地陪伴着他安心“改造”。一年后，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他首批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浙江日报》在显眼版面刊登此消息，但这“摘帽右派”的帽子却一直戴到1979年年底。

父亲于1962年回城续职，再次下放临平农场。后回杭州十中工作不到2年，1964年又遇“四清”运动，此时父亲已50岁，又被贬到平海街和延河交界的煤球店。他任运货员，独自去南星桥拉车运煤饼、运木柴。经常是汗流浃背，沿着狭窄的楼梯，一担煤饼挑到四楼，那些曾经的熟人装作不认识。不过也有好人，我父亲同事张萍玲老师的丈夫焦先生，曾经的驻俄国的武官，送上一杯热茶。在那个人人对“右派分子”敬而远之的年代，这真是难能可贵。

最庆幸的是，“文革”前他早一年离开学校，逃过一劫。不懂事的学生们没来找他麻烦。我回杭休假偶然见到贴在大街上的“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伏少岑”大字报，父亲兴致勃勃赶去“观赏”一番。说实在的，煤球店真是父亲“文革”中很安全的避难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他一辈子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最好报应。好人虽一生坎坷，但也平平安安。

1979年父亲彻底平反，落实政策，重新回到杭州师范学校，1980年在学校办理退休手续。

老骥伏枥筹办中华业余学校

1980年底，民进组织邀请他与徐欣老师等筹建中华业余学校。多年被剥夺教学工作权力的他，已65岁高龄，但很想继续工作，就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筹建的工作。时值“文革”刚结束，百废待兴，急需培养人才。校部六位同志均为退休教师，平均年龄63岁。

筹建时，一无资金，二无设备，三无师资，四无校舍。筹建组成员齐心协力，克服困难，在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附办在小学的业余中专，于1981年3月正式开学。

而后组织安排我父亲担任学校总务工作。他们勤俭办学，精打细算，做到收支平衡。教材自己动手刻印，桌椅楼上楼下自己搬，连电灯也自己安。就连买来的新办公桌、风琴都是自己踩三轮车运，还把风琴包装箱自制成简易书架。为节省用工，紧缩开支，全校自行车的安放，执行按班级有序排放的规定，省下一名工友开支。

他们关心爱护教师，积极主动与接送部队幼儿园孩子的留下部队协商，让他们顺车接送教师，解决夜校教师回家困难的后顾之忧。

父亲是非常热爱教育工作的人，教育工作就是他的生命。80高龄时，父亲骑着自行车上班，下雪天柱着拐杖赶赴学校。民进领导关心父亲的健康，说父亲年事已高，注意身体第一。领导劝说他离岗，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他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他人生最后一个工作岗位。一般人很难理解，就连家人也不理解。父亲从筹备办学开始直到80岁，都一直在中华业余学校工作，这是他一生投身教学工作最美好的时光。

父亲不仅热爱体育教育事业，热爱民进组织，也非常热爱生活，热爱家庭。他拉一手好京胡，喜欢京剧、话剧。30年代就有德国蔡司照相机，拍有至今都很珍贵的大西北风光的照片。驯养过飞禽，骑着马飞奔在风光美丽的牧区。冬天在学校宿舍前空地，自己浇注滑冰场，带着年轻人一起溜冰。他也能烧得一手好菜。“文革”最困难时期，他自己动手做沙发、橱柜、编织地毯。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他始终积极、乐观地面对人生。

王茵是他的前妻，生前是浙江省教育厅的干部，她父亲是民国初年甘肃省法院的院长，英年早逝。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时，她就在西安念书。她为人正直，政治上很坚强。在1958年高压政治环境中，她耐心地教导孩子们：“你们父亲不反党，他今天的一切，全是党给的！”比起多少划清界限，甚至离婚的人们，她站得多高。父亲是1959年10月第一批摘帽的，与她生死不离，始终陪伴是分不开的。她尽管家庭出身“不好”，但一直积极靠拢共产党，她一辈子没实现的入党夙愿，她的子女实现了。王茵患先天性风湿性心脏病，父亲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为减轻爱妻的负担，父亲不仅出色完成教育工作和热情饱满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还独自一人管教上幼儿园和上小学的孩子们。父亲第二任妻子谢丽华是劳动人民出身，年幼父母双亡。她为支撑家庭，培养唯一的弟弟成长、成家立业，牺牲了自己的个人的幸福。她善良、勤劳、大度，40岁与父亲重新组成家庭。两人相敬如宾，搀扶着度过最艰难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的岁月。

父亲是一位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因为热爱新中国，相信共产党的领导，而成为中国民主促进会杭州市委会早期的会员，他是新中国光荣的教育工作者。

注：作者系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海洋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