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一日是我国的国庆日。每当我们看到五星红旗高高飘扬、金光灿烂的国徽和听到雄壮国歌的时候，就想起为建立新中国作贡献的人们、为制定新中国建国大纲和新中国象征的国号、国歌、国旗、国徽和国庆日的人们，心中就产生对他们无比感激和由衷敬仰之情。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革命战争节节胜利，展现了新中国黎明的曙光，毛泽东主席在1947年底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及时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的主张，并重申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不久以后中共中央在发布纪念1948年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主席并邀请李济深、冯玉祥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共商政治协商会议事宜。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立即响应中共的“五一”号召，并于1948年底，先后进入解放区。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发表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宣布在1949年将要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成立新中国，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1月22日各民主党派人士五十五人，在解放区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中共的革命立场，接受中共的领导。这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在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上，与中共取得共识，纷纷投身于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中去。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134人，济济一堂，共商建立新中国大计。筹备会主任由毛泽东担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担任副主任，李维汉任秘书长。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组织条例草案的说明：明确指出筹委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商确立参加正式会议的单位和代表人数，决定召开正式会议的时间、地点、议程，拟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起草共同纲领，起草成立政府方案与协商政府领导的人选。与会代表共同讨论了新中国建国大纲（后称《共同纲领》）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以及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各项政策，并提出制定新中国的象征有关的国号、国旗、国歌、国徽等。由于筹备工作任务艰巨，时间紧促，为了深入讨论、协商，顺利开展工作，筹委会分设：商定参加新政协的团体与代表、起草新政协会议的组织条例、起草建国大纲、拟定新中国的中央政府方案、起草大会宣言和拟定国旗、国歌和国徽的方案等六个筹备小组。与会代表分别参与这几个小组的筹备工作。负责起草建国大纲的小组，由周恩来担任负责人，许德珩为副组长，成员有陈劭先、章伯钧、章乃器、李达、许广平、黄鼎臣、廖承志、邓颖超、周建人等；马叙伦被推为制定新中国象征的国旗、国歌、国徽小组负责人。马叙伦生于1884年，是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的同盟会会员，曾任上海《国粹月报》编辑，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清华、北大等校教授，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抗战期间，从事抗日民主运动，抗日胜利后，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强烈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停止内战，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建立民主联合政府，1946年6月23日参加上海各界人民反内战大游行，被推举为上海各界人民和平请愿团团长赴南京请愿，在南京下关遭国民党特务毒打。后来他在香港响应党的“五一”号召，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建国大纲是具有国家宪法地位和作用的文件，是筹备建立新中国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都提到建立联合政府和新中国的主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响应党的“五一”号召后，也在考虑建国大纲的问题，不久，由统战部长李维汉主持负责起草建国大纲，1948年7月拿出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经过几次讨论修改，改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到1949年9月初，毛泽东亲自修改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筹备会开幕后，代表对中共提出的《共同纲领草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认为这是新生共和国的神圣而光荣的立法工作，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对纲领草案进行了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特别对共同纲领的性质，是社会主义还是新民主主义，进行了认真的论证，有的代表认为我们将来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就应该把这一目标写在纲领上，使全国人民了解我们的远景；也有的人认为在纲领中提出社会主义为时尚早，它是新民主主义的性质，以不写社会主义为好，双方论点各有道理。最后经党中央研究，认为还是不写社会主义为好。因为纲领是属于全国政协在现阶段的施政纲领，从客观的现实出发，为现阶段的需要，不必要去描绘现阶段尚不能实现的理想，同时，这个纲领，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新民主主义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制定的。1949年9月17日全国政协筹委会第二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共同纲领》草案，9月22日，周恩来作了关于《共同纲领》草案的说明报告，突出说明了新民主主义政权制度，阐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族等各项政策，并回顾了统一战线的历史。他说：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由于中共的努力，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同意，改组了国民党，促成国共合作，胜利完成了北伐，后来被蒋介石破坏，但中共仍努力组织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这次根据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共建议召开新政协会议，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在筹备期间，大家认为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应继续下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统一战线的最好组织形式。今天，大家聚会在一起，就是把党的号召变成为现实。周恩来的讲话，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9月29日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共同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的心血凝结而成的，是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建国大纲。

筹备会议开幕后，大家对新中国的国号，特别重视，因为国号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己身份的首要问题。毛主席亲自主持“国号”问题的讨论，大家各抒己见，热烈发言，有的提“中华人民民主国”、有的提“民主主义人民国”、有的提出学习苏联，应该叫“中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有的提“中华联邦民主国”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建议和意见，认为各个说的都有道理，但也认为没有反映出新中国的含义，希望把国家的称号，定得响亮、简明又有新义，希望大家充分反复讨论。过了两天即6月21日再一次讨论“国号”时，张奚若代表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建议，他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号，并解释说：“‘中华’代表中华民族，‘人民’代表现在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和国’代表我们的国体。”他简明又深刻的解释，得到了在座的代表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连连点头称好，认为他的解释：简明扼要，既响亮又有新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号”，得到在座各位的同意，并于9月27日全体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

国号确定后，国都设在哪里，是代表们极为关心的问题。这项工作，也由马叙伦小组负责。早在1948年3月，党中央、毛泽东等考虑建立新中国时，就想到国都的问题。在平津战役时，对北平采取“围而不打”的战略，和平解放的方式，就有定都北平的想法。毛主席认为历代都城，多在西安、开封、南京、北平等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虎踞龙盘，地势险要，但地处东南沿海，帝国主义虎视眈眈，西安却偏西，开封、洛阳经济发展滞后，认为北平地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扼守关内、外咽喉战略要地，又处于渤海湾内，外有山东、辽东半岛作拱卫，较为安全，且明、清两代五百年的帝都，都建在北平，所以他认为定都北平为最佳方案，老百姓也乐于接受。马叙伦小组组织专家讨论，很快取得共识。9月27全体会议时，审议小组提出关于国都地点的意见，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并自当日起正式改北平为北京。

“国号”、“国都”有了基本方案后，马叙伦更抓紧工作，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马叙伦即开展负责起草征集国旗、国歌、国徽启事，并组织评选小组，组长由马叙伦担任，副组长由当时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担任，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廖承志、李立三、张奚若、蔡畅、翦伯赞等知名人士参加这一工作。小组成员都积极地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他们逐字逐句地认真推敲了草拟的征集国旗等的征稿启事。征稿启事在《人民日报》登出后，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收到应征国旗稿1920件、图案2992幅，连朱德、郭沫若、艾青、张仃、吴玉青、周光远、梁从诚等也亲自绘制了图案，送来应征。周恩来亲自带领着评委对每一幅图案，进行了认真的评选，筛选出比较满意的38幅图案，连夜送交新华印刷厂赶印出这些图案和说明书，准备进一步讨论。9月22日会上，600多人再次热烈讨论了一整天，众说纷纭，没有一幅国旗图案获得通过。当天会后，在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评选的情况时，毛泽东表示：有没有能得到多数人同意通过的图案呢？周恩来把几幅挑选的图案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了一会，认为还可以，但又说：“这是选定国旗图案，能一致通过最好”。为了亲自听听代表们的意见，9月25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邀请了20多位各界、各党派首席代表专门商讨国旗图案的问题。商讨时，多数代表同意采用一道黄杠加五星的图案，毛泽东也表示同意并作了说明：一道黄杠代表黄河、长江的含意，希望能得到在座代表的一致同意。毛泽东的话刚说完，在座的特邀代表张治中站起来坦诚地说：我反对中间加一条黄杠的图案，试问红底代表国家和革命，那么中间这一杠不成了分裂革命吗？再说，以一杠代表黄河、长江也不科学，我看像孙猴子的金箍棒。张治中前几年多次代表国民党与中共谈判，三进延安，1949年又以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到北平与中共代表团进行和谈，可以说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谈判老对手、老朋友，他主张国共合作、反对分裂，后因国共和谈破裂，他毅然留在北平。此次他应邀参加新政协会议，深感革命不能分裂，所以在讨论国旗的图案时，直言不讳。张治中一席话，惊动四座，毛泽东也钦佩张的看法。此时，另提出上海日用杂品公司副经理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的图案，让大家讨论，毛泽东作了介绍：“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的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毛主席的话激起了在座代表的热烈掌声，通过了五星红旗的图案为国旗的方案。9月27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底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这样由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方案，就正式确定为新中国的国旗。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前升起的是北京美术供应社女工赵文瑞，按国旗设计图案的尺寸剪裁，自己一针一线缝成的长460厘米、高338厘米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征集国歌和国徽的工作与征集国旗的工作同时进行。国歌歌词的要求是：要有新中国政权的特征、新民主主义和新中国远景，用语体，词不宜过长，歌词选定后再征歌谱；筹备小组并组成国歌词语初选委员会，由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等组成。到9月初收到征集的歌词694首、歌谱632件，经过评委认真评选，筛选出部份歌词和歌谱印发给大家讨论，并组织乐队试奏，可是经评委反复讨论和评选，没有挑出一首很理想的国歌，这时离新政协开幕，没有多少时日，评委、毛泽东、周恩来都十分着急。周恩来急中生智，他想到十多年前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多年来传遍了大江南北，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认为它是能代表祖国尊严和人民心声的好歌曲，便建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毛泽东即邀请20多位代表来商定国歌的事宜，会上徐悲鸿等人认为《义勇军选行曲》是一首雄壮豪迈、富有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节奏鲜明、易于演唱的好歌，但有的歌词显得过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词，已完全不符合新中国欣欣向荣的事实，主张进行修改后再用，此时毛泽东环视在座诸君后，说：“大家发言很认真，《义勇军进行曲》能不能作国歌，关键在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这句歌词过没过时？我看没有过时，我们经过艰苦斗争，取得胜利，但还受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我们建设与发展越快越强大，帝国主义就越嫉恨我们、破坏我们，甚至还会进攻我们，我们绝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疯狂的侵略和掠夺。我们要争取新中国各方面的完全独立与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要居安思危，保持警惕，还是原歌词好”。毛泽东的话，获得在座阵阵掌声，一致赞同《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国歌。新政协开幕时，全体代表就起立高唱了《义勇军进行曲》。9月27日的会议上，全体通过了关于国歌的决议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国徽征集的工作，在8月20日前，先后收到应征稿112件，图案900幅，经评委会逐幅审议，都没有被选中，这时离新政协开幕只有一个月，周恩来特请来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中央美术学院的专家梁思成和张仃，委托他俩分别牵头组成国徽图案设计小组，完成国徽图案设计任务，并提出国徽的设计要求，两人受命后，立即组织人员，紧张地进行设计工作，可是此时离新政协开幕，时间很短，要完成设计方案并制成模型和实物，是不可能的。所以周恩来提议并得毛泽东同意，将国徽设计工作向后推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准备工作从6月中旬开始，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9月21日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634位各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欢聚一堂，执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职责，对新中国的各项大政方针，进行审议，经过十天的热烈讨论，修订并通过了各项决议，包括共同纲领、国号、国旗、国歌、国都等等决议。

10月1日，首都30万人民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等，于下午3时登上天安门城楼，此时鸣礼炮28响，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马叙伦夜以继日地工作了数十天，心身疲惫，此时他已64岁，在开国大典后，在家中休息，没有出席一些会议，但他还惦记着国徽的设计工作，同时还想着新中国成立后，应有自己的国庆纪念日，可是在新政协筹备期间和政协大会上，都没有提过并作出此项决议，而自己是这方面工作的筹备小组负责人，心有内疚，认为新中国不能没有国庆日，他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有三个日子可选择：一、九月二十一日，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大会开幕，政协筹委会主任毛泽东在会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的社论，因此九月二十一日可作为国庆日的一个方案；二、九月三十日，全国政协对新中国成立的各项议程全部审议通过，新中国诞生有了法律依据，这个日期也可以考虑作为国庆日的一个方案；三、十月一日，是新中国开国大典，是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诞生的日子，很有国际意义。他认为这三个日期都很好，再分析比较后，认为十月一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在国际上影响更大，因此他亲自提笔写好新中国的国庆日的建议书，并委托鲁迅夫人许广平带去参加10月9日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大会，这次大会的议程是选举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委。当大会即将结束时，许广平即席请求发言，得到主席的同意后，许广平读了马叙伦常委的建议，提出将十月一日定为新中国的国庆日的议案，毛泽东即席让大家讨论，最后一致通过“以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的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择施行，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定》，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

开国大典过后不久，设计国徽的梁思成小组先拿出设计的图案，以国名、五星、齿轮和嘉禾为主题的图案，用红色和金色装饰；接着张仃小组也提出设计的方案，他以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红色齿轮和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嘉禾的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天安门置于中间，象征伟大的祖国。这两种设计方案，经过认真比较审阅，两者各有长短，周恩来认为梁的小组设计的图案，庄重大方，比例合理；张的小组设计的方案，突出伟大祖国、人民政权、工农联盟等特征，但天安门在图中不合比例。在讨论时，梁思成认为天安门是封建皇权的象征，不能成为人民政权的象征，张仃则认为天安门虽然是帝制时期的古老建筑，但它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新中国成立盛典集会的场所，是新的民族精神象征，周恩来赞同张仃的意见，但又把重新设计国徽的任务交给梁思成，并叮嘱梁思成吸收张仃设计的长处，要求将图中天安门的大小比例进行调整。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指导下，不久，梁思成小组拿出了美丽大方、富有民族特点的国徽图案及其文字说明，并于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时，获得一致通过。此后，由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高庄制作国徽模型，并交沈阳第一机床厂铸造班班长焦百顺制造金属国徽，经过焦百顺的精心制作，1951年五一节前夕，天安门城楼上终于挂上了金光闪闪的直径1000毫米的金属国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