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吴畏同志
思维敏锐 大胆突破
我进入民进浙江省委会是比较晚的,那时候民进已经恢复活动了。机关里面主要负责人是吴畏和计克敏同志,因为计克敏是杭州市的主委,工作主要在杭州,省委会是吴畏同志主持工作。我跟吴畏同志的接触应该说是最多的。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两个是老乡,他是东阳人,我祖籍是义乌,“东阳义乌”,我们浙江人历来如此称呼的。我们的口音,我们的生活习惯,甚至于我们吃饭的口味都是一样的。
吴畏同志从事党派工作那是很有经验的,时间也比较长。
他是新中国成立前在位于金华的英士大学法学院毕业的。他生于法学世家,父亲是当时很开明的推事,就是律师,所以吴畏同志读大学的时候学法律,是继承父业。他在学生时代就是一个追求进步的人,是反对国民党独裁,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领袖。当时组织学生到南京向国民党请愿反内战,他是领头者。他还筹组了农工民主党金华的组织,是其创始人,这点在农工党的党史可以找到依据。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一个新四军金萧支队第八大队,主要活动区在金华义乌浦江诸暨这一带,吴畏同志曾经在这个共产党领导的组织里面当过军法官。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一直在法律部门工作,在金华法院当审判员、审判科长。所以他的一生有很长一段时间从事法律工作,后来才从事党派工作。
由于吴畏同志是学法的,我和他接触多年,发现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观察问题比较敏锐,而且有前瞻性。他虽然不善言辞——他是著名的不善言辞的人,你去问那些老同志,他如果一着急,有时候甚至于会说不清楚话——但是如果你让他写的话,他的文章逻辑性非常强,观点非常鲜明,立意非常高也非常深,文字也非常严谨。他在党派恢复活动以后,写过一系列关于民主党派、关于统一战线的论文,这些论文没有长篇大论,都是言简意赅的。这对在他手下工作的人,尤其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因为我一开始不是做文字工作的,到了党派以后才从事文字工作,在他的影响、指导下,我获益很大。
他思想比较敏锐,对形势的认识比较透彻而且有前瞻性,如表现在恢复活动以后民主党派如何突破界别这个问题上,他的认识就非常超前。因为过去八个民主党派互相有分工,民盟是高教,农工党是医卫,民进是小教新闻出版……各自的界别都是不突破的。吴畏同志在粉碎“四人帮”、民主党派恢复活动以后就看出来这个形势,民主党派作为一个政党来发展不可能不突破界别。因为我们这个政党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为一个政党,怎么可能只局限在一条线上,在那么小的一块领域里头呢,那就发挥不了政党的作用了。吴畏同志有一次跟我说起,他说,我们不能把中国的民主党派搞成群众团体,群众团体和党派是有区别的。怎样突破界别,现在可以直述,但那时从上到下都不统一,上至统战部甚至中央统战部,都要求不能突破界别,不能到县一级甚至于市一级地方发展会员,限制非常严。事实上随着形势的发展,限制是没有用的,限制不住的,既然是党派就要按照党派的思路来建设。
吴畏同志在这一方面写了很多文章。我们在城站红楼第一次开统战理论研究会的时候,他就有一篇主旨发言,我也写了一篇,主题就是怎么把思想被箍牢的禁区突破。我记得我是从我们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怎么样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方面讲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很深厚,很了不起,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往往把外来文化吸收后变成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拉的二胡,很多人以为是我们中国的土产,实际上是外来文化,过去叫胡琴也叫奚琴,是丝绸之路上的少数民族的一种琴,后来我们汉民族把他吸收过来,慢慢发展形成了一种有自己文化特征的乐器。我就是从文化的这个角度来谈我们在新的形势下碰到的新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新的认识去突破。当时我觉得吴畏同志和以他为首的机关的工作班子,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后来我们在高教界先推开第一扇门,如浙大、杭大、农大、医大,特别是浙大,后来当咱们副主委的高孝纯、徐博侯,还有潘颐教授和其他几位会员,都是那个时候进来的。按过去的界限,他们只能进民盟。他们进民进以后广泛联系方方面面的同志,为浙江民进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吴畏同志首先在这个问题上对于民主党派的发展有前瞻性,对形势认识得透彻、大胆、勇敢。吴畏同志站出来,写文章,发表演说,做一些与他联系比较多的像我这样一些同志的工作,互相交流,提高我们的认识,帮助克服思想上的阻力,让我们可以去开展工作,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吴畏同志是功不可没的。
我自己之所以后来一直和高教界的这些同志保持着联系,而且我还在浙大前后兼了12年的课,这和吴畏同志开放性的认识、大胆的思路对我们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是非常感激的。
那个时候在机关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是吴畏出观点,杨子才去实施。我的工作都是按照他的指示、他的想法去做的。看起来我也在那里忙忙碌碌,整天外出工作,其实我就是在贯彻吴畏同志的思想,我自己是没有多少新的东西的,因为我也没有做党派工作的经验,都是一边学一边做。但是有一点我是明确的,这也是从吴畏同志身上学到的,就是一个做党派组织工作的同志,首先自己要加强学习,不要很苍白,要有丰富的常识和知识。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的例子。高孝纯同志一向来称我老兄,因为我长他一岁。我有一次和他聊天,他说他和徐博侯同志虽然都是研究物理的,但方向是不一样的,他自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这是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语,我怎么来理解呢?如果这句话的出处、含义是什么我都不能理解,我一个做组织工作的人,面对着这样一位大知识分子,我和他无法对话,那不是太遗憾了吗?从这里我就觉得要加强学习,要和这一大批知识分子交朋友,要向他们学习。我在组织处曾经提出这样极端的一句话,我们在浙大的这批教授面前,都应该鞠躬,我的意思就是要拜他们为师。我们在他们面前,知识是很肤浅的,他们那么多专业,有“上穷碧落下黄泉”这样的专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向他们致敬。有的同志不理解,觉得你这个杨子才讲话言过其实,但是我是诚心诚意的,所以至今他们都和我保持联系。
博览群书 学养深厚
吴畏同志为什么会那么敏锐呢?我觉得他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爱学习。他非常爱读书,视野很广,可以说是一个爱书如命、博览群书的人,所以他的思想很活跃,写出来的文章就很严谨,逻辑很慎密。他的古文字修养很好,因为他是过去的老式大学毕业的。金华民进有一个被称之为现代孔夫子的副主委,李仲先先生,当过金华县政协副主席,他在汤溪办了一个补习学校,我们民进有很多家长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他那里去,他这所学校高考上线率可以达到100%。因为他能够办出这样一所学校,所以金华的党政系统都称他是我们金华的孔夫子。吴畏同志和李仲先同志从初中到高中都是同学,他们的古典文化功底很深。李仲先先生的诗写得很好,词也填得非常好。他曾经送一部竖排本的线装书给我,是宋代词人姜夔的词,因为我在浙大开中国古代音乐史的课,用得上的。他的古文修养是非常好的,吴畏同志和他非常要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哥儿们,但李仲先先生是非常外向的人,吴畏同志是很内向的人,可是两个人又是那么要好的。
吴畏同志有很深的文化根底,思想与时俱进。他博览群书,什么书都看,连弘一法师的《护生画集》这类与他的业务一点也没有联系的书也看。后来他看的书更是广泛,苏联解体以前就有一大批的书,苏联解体以后又出了一大批书,那个时候是比较开放的,一些在内部发行的书,他都读了。1989年我到香港去讲学的时候,他交代我一个任务,让我在香港好好到书店去看看,有些书可以买回来。谁知道那时候不让买啊,我自己想买的书都没有能够买到,他要我买的书就更加买不到了,那些书都是很前卫的,戈尔巴乔夫的书,在大陆都还没发行的,所以那次非常遗憾。
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他爱书如命到什么程度。他去世前,在浙医一院住院,已经有十天没有进食了,人已经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很痛苦,甚至于讲话都不怎么有力气了。我和王鲁平同志去看他,我们两个人商量,带点什么东西去,商量来商量去,恐怕带书是最好的,于是乎我就买了一部我自己也刚刚买了的书,《中国读书大辞典》,很厚,装帧非常精美,知识量非常大。我们到他病房去,他看到我们两个人去,非常高兴,“老杨来啦,老杨来啦!”马上就想坐起来,我把他按下了,我说吴畏同志你千万……他说:“你们来了我高兴,你们来了我高兴。”他非常想找平时能沟通的同志交谈。在我们去以前,李天柱同志曾经去看过他,李天柱是医学专家,他知道吴畏同志病成这样,已经回天无力,所以两个老人啊,握着手,痛哭失声。我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给你带来,吃的东西你这里有的是,我们给你买了一部刚出的新书。他一看到是一部书,居然一下子把这部书抱到身上,就像抚摸小孩子一样抚摸着这部书,看着这部书的书名《中国读书大辞典》,他指着“读书”两个字,说,你是知道的,我就喜欢这两个字。他是这样一个人,这个时候连讲话都没有力气了,可是他看到书的时候竟然是这么一种感情。
后来我几次去看他,有一次去看他的时候,基本是弥留状态了,一些人的名字他基本上都叫不出来了,可是我一去,他马上认出来了,“老杨来了,老杨来了”。我那个时候啊——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他去世前我去看他,正好是在金华办了专职干部学习班以后,班上发表了他的一篇主旨发言,他人已经去不成了,我就向他汇报,这次解决了一些什么问题。我说大家对你的主旨发言进行了热烈讨论,他非常高兴,说那样就好。所以他文章写得那么好、思想那么超前,是和他爱学习、博览群书有很大的关系。我那时候从吴畏同志的身上总结出了几句话,后来我在机关发言,希望我们整个机关都像他一样,能够坐得住、看得进、想得深、讲得出。据说我们机关里后来有人就是按这个发挥过,其实这最早是我从吴畏同志身上总结出来的几句话。我认为现在做得最好的是刘毅,他来了以后能够坐得住、看得进、想得深、讲得透、写得出、又会做,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吴畏同志不仅是影响了我这个年龄层次的人,也影响了像刘毅这样年龄层次的人,刘毅几乎可以做吴畏同志的孙子辈了。
良操美德 楷模长留
吴畏同志平时生活上没有很高要求,是很艰苦朴素的。他的饮食是我们东阳义乌的农民风格的。他不打扑克不打麻将,没有其他爱好,唯读书而已,你只要有时间让他看书写字就行了,别无他求的。他的夫人是我的老乡,是义乌籍的。他夫人讲,吴畏同志一回家不干别的事情的,家务也不会做的,只晓得读书。
我跟他出差是最多的,我们出差的时候带的是办公室的郭锦春同志,她负责我们的生活。她说这两个家伙,生活最好安排,早晨招待所里头给他们一块豆腐就行了。我们东阳义乌人早晨吃泡饭喜欢吃块生豆腐,招待所里确实就只有这么一种豆腐。平时吃饭给他一碗金华馄饨就行了,或者金华烙饼。我们出差去确实没有什么很高要求,按理讲吴畏同志可以享受副厅级待遇,他的住宿是不封顶的,可是我那个时候没有那个级别,我是连软卧都不去买的,我们两个人就坐硬卧,到金华、到衢州、到江山,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我们在硬席车上“腾腾腾腾”坐过去。特别是到衢州,我们在车上两个人吃一筒金华干菜饼当中饭。出了衢州火车站,一看表,统战部还没有上班,我们先钻进书店,到一点半了再到统战部去报到。他生活上没有什么要求,自己从来不追求什么,我们这样的安排他从来没有什么意见,反而认为这样好。
由于他说话写文章很严谨,对自己的行为要求很严格,所以在机关他是一个无声的典范,是个威信很高的老人,大家都把他当楷模。1994年他去世的时候我写了三副挽联,我当时记在我的第二十五本日记本上。我记日记是一天都不拉的,现在已经写到五十六本了。这三副挽联,是我对吴畏同志整个的总结和认识,也是代表机关对他的哀悼,因为我当时是组织处长,他的丧事的筹备几乎都是我在主持。悼词第一稿就是我起草的,定稿和通稿是统战部统一的。这三副挽联是这样写的:
犹如暂别惊梦,良操美德,完来大璞归天地;
再难面授聆教,矩范高风,长留楷模惠后人。
半世劬劳,忠心于党,以良操美德,留与后人作表率;
毕生敦厚,献身为国,凭高风亮节,赢得全会树楷模。
齿德并推尊,怅望白杨哀草,楷模常留众口颂;
斗山会安仰,尤念矩范高风,典型堪作后人师。
里面的意思我说明一下。我把他比作一块大璞,大璞不是非常透明的,因为他不像有些人那样很外向。我们本来都是生活在一起的,因为他刚去世,当时就像一场惊梦,一想到他的良操美德,现在返璞归真了。他的前半生真是勤勤恳恳的,是一个很操劳的人。他的性格品格很敦厚,在整个民进全会他都是一个楷模。第三副我当时有点动感情了,我把吴畏同志看作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人,永远当作一生的师长来尊重。这三幅挽联当时由书法家汪济英同志书写,在吴畏同志的追悼会上挂出来,后来被他的长子收藏了。
吴畏同志去世已经十九年了,想到他的音容笑貌,好像就在眼前,真是光阴倏忽。想到吴畏同志,我有时候甚至于做人都不敢逾越雷池一步,吴畏同志对我的影响太大了。
注:作者于1982年加入民进,为民进浙江省委会原组织处处长,现任民进浙江省委会机关支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