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国共和谈失败后，内战很快爆发，李公朴、闻一多等进步知识分子惨遭杀害。马叙伦在《群众》杂志上发表悼念文章说：“政治斗争要用暗杀手段，是他们‘日薄西山’的象征……”并在《从李闻案谈到政治暗杀》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凡是拿得出道理，可以摊到场面上来讲的，决不需要暗杀。暗杀就是表现他的理屈。”

1946年4月初，马叙伦在中国科学社的一次茶话会上倡议，于五四运动纪念日出版一份综合性杂志，刊名暂定《星火》，富于象征意义。但后来改名《昌言》，决定出月刊，马叙伦自任主编。

5月4日，以马叙伦为“编辑人”的杂志如期发行，正式刊名《昌言》，挑这么个日子当然有特别的用意。创刊号上有他写的《发刊辞》，指明当前内忧外患严重，国民处于相对无言或“发愤狂叫”之境地，更应该提倡直言不讳、“昌言无忌”！

社评两篇均出自马叙伦之手，一篇为《还都以后》，另一篇为《人民的血汗》，后者揭露南京国民大会会场，耗资七亿元之巨，真是触目惊心!本期发表了沈志远的《战后世界新民主体制之瞻望》、文孚的《国内政治的三大问题》、胡绳的《中国需要怎样的宪法？》、曹梁厦的《注意国家的一个重要资源》等紧紧围绕时局的政论，也刊登郑振铎的《作俑篇》等学术著作，还有唐弢、风子等人的诗文多篇。

《昌言》第二期于6月出版。“社评”有三篇，类似于系列文章，题目是《威信都要顾？》、《一切不顾》、《只顾主权》，也都是主编执笔。马叙伦针对东北接收问题指出：“主权从民主联军 (东北民主联军就是共产党抗日军和东北抗日军联合的军队)手里去接收，我总觉得有些‘名不正则言不顺’”，随后引述合众社华盛顿电——美国一名众议员建议中国东北“暂时由联合国托管”，“直至和平与秩序恢复时为止”——只用一句话予以辛辣的嘲讽：“东北主权呀，你真是个世界绝色的美人，大家都爱上了你!”这里，读者不难得出美国企图帮助国民党政府抢占东北的结论。

这一期有宦乡的一篇《一月时事述评》，配合风云变幻的政局，适时宣传共产党的观点。类似体裁的文章，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非常流行，具有特殊的价值。《昌言》刊用这样的专稿体现了马叙伦与中共方面合作的步伐迈得愈加坚实。他自己还发表《周末几个社会主义者的反战论》一文，同前不久为《理论与现实》复刊号撰写的《历史上之民主痕迹和民主思想》出于相近的考虑，借古喻今，传达人民大众反内战、争民主的正义要求。文艺作品有李健吾的《喜剧的大无畏精神》、乔峰(即周建人)的《无根萍》和郭源新(即郑振铎)的《变》等。散文《无根萍》的开头、结尾似乎是谈植物知识，中间却回忆了大革命时代上海武装工人在闸北的战斗场面，以及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闸北一名青年遭日寇杀害的惨景。文章最终归结到民众争取民主、制止内战的强烈呼声，同样突出了《昌言》的主题。

可惜的是，《昌言》月刊仅办了两期就被迫停刊，因为立案材料送交社会局，隔了多日，局方才以私人名义致函“资方某君”(恐怕就是发行人曹惠群)，退还申请文件，并称不如不出罢，请求不会许可。尽管杂志社已请了几位法律顾问，可那些官老爷怎么会把法律放在眼里？《昌言》的资方就吓得“小了胆，缩了回去”。后来被以“未经登记”为由查禁。就这样，一份倾向民主进步的《昌言》夭折了！

接着《周报》、《民主》两家周刊也面临停刊。在南京请愿呼吁期间，马叙伦一行已风闻当局即将封禁《民主》、《周报》、《文萃》等五家杂志，表明那时形势已十分危险。这个月，《周报》、《民主》等特地聘请沈钧儒、沙千里、闵刚侯、史良四名律师任法律顾问。但刊物仍不时被没收或禁止邮寄。8月中旬，《周报》同人奉到“明文”，主管当局称“登记未经核准，应暂停刊”。听到这个消息，马叙伦联想起上个月《文汇报》被勒令停刊一周的事情，脑海里立即闪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那句古话，十分伤感地说：我们对《周报》的长眠，自然如失掉了一个好友，“不胜痛悼之至”。但转念思索，他认为《周报》“却有了永远的生命，他出了48期，等于活了48岁，48岁的人，大都不但有儿子，还有许多已抱孙子了”。他坚信黄浦江畔第一份为“加强团结”、“实行民主”而呐喊的《周报》已经“子孙满堂”，“不止几万个了，有这许多人的替他说话，他就安息也无所谓。而且从他长眠的消息，一传出去，虽则不够算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也够被人们大大地宣传……”

1946年8月24日，《周报》出满50期，被迫“休刊”。马叙伦在《民主》杂志上撰文“控诉”：回顾《周报》创办之初为督促政府兑现“开放言论，国化军队，实行民主，改善生活”的誓言而连续推出文章，可惜当局“口惠而实不至”。结合西安、昆明、重庆等地民间报纸不断被勒令停刊的严峻事实，他发现“禁风”东渐的同时“政府的手段高明起来了”，不集中火力来一套总攻击，而是采用“个别击破的新战术”。即使当局变换花样，作者仍然充满自信：

胜利以后……《周报》做了警世的“木铎”，每周一出版就被买了个精光，这证明“人心所向”。……我们可以告诉我们四万万多的同伴，政府是决定不要民主了。

马叙伦意识到《民主》不可避免地会步《周报》的后尘，“苗头已经有了，不过还遮上一幕，没有和《周报》一样的明朗化。”什么缘故呢？尽管“民主”这个名头，“在独裁政治底下，是怪讨厌的”；然而封禁《民主》，就是“封禁民主了，这名儿怕不好听”——自称要“还政于民”的国民党政府多多少少还有一丝顾虑。但迷信法西斯统治术的好战分子怎么会善罢甘休呢？“那么还得另有一套个别击破的手段”。为此他预言：《周报》、《民主》必将遭同样的命运。

果然，8月下旬，警察“光顾”了《民主》周刊社，“要当事人到警察局里去谈话”。本来《民主》办妥了手续，内政部登记的号码是68号，警察局也看见了部发材料，社会局却迟迟不发给证书。他们表示异议，局方答复：“这是政治关系，你们不能改变态度，那就没有办法”，等于一口回绝。在新的“苗头”出现之后，马叙伦接连撰文《“民主”是封禁不了的》《“民主”还是封禁不了的》，透彻分析刊物停办的原因：

终究《民主》要被封禁，因为我们牢牢守着民主的态度，不肯附和国民党政府的主张。他们的主张是什么？请看下面：

一、国民党专政。

二、领袖独裁。

三、遵奉美国的“圣旨”牺牲中国，做美国打苏联的跳板。

四、消灭共产党。

五、继续官僚政治，可以剥削人民，富归一党。

《民主》是在人民的立场，反对领袖独裁，反对官僚政治的；也是主张实现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主权应该属于人民的，当然是不合现政府的脾胃。而且还主张无论何种理由，中国不能再有内战，又为保护国家，不愿有希望的中华民国做人家的猫脚爪，所以最近不断地大声疾呼，披露美国要把中国做他打苏联的跳板，这样，就触怒了政府，罪有应得，叫你停刊，还是“从轻发落”罢。

10月10日，第五十一、五十二期《民主》合刊发表马叙伦和沈钧儒、茅盾、洪深、周予同、叶圣陶、柳亚子等39人的宣言——《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再一次强烈抗议当局查抄进步刊物。第二天下午，国民党军队傅作义部占领张家口，继续向解放区“全面进攻”；当晚国民政府发言人向新闻界宣布，“国民大会”召集令明日颁发。这一事态标志着和平谈判彻底破裂。蒋介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再也不在乎任何“民主”、“自由”的伪装。10月14日，上海市警察局公然下令禁了《民主》等杂志；19日，当局又出通告禁止报贩出售，还派员跑到总经售处抢去700多本。于是，马叙伦等人在10月31日坚持出了第五十三、五十四期合刊后即宣告终刊。

两天后，《民主停刊启事》在报章上发表。马叙伦痛心之余，针锋相对地表明自己态度：

在“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铁则底下，我们自然只要等着，看他的崩溃来临。在自由不是恩赐，而是争取的铁则底下，我们也不能等着看他的崩溃来临。刊物可以被勒停刊，其他一切主张民主的刊物，可以被个别击破的战术，一个个勒令停刊，但是我们的口、我们的手，除非叫我们上断头台、进集中营，是封不了也拉不住的，我们还得要说，要写。

看罢，民主的芽，不是这样就不会往上长的，我们这本《民主》就是往下不得再和读者见面，但是，民主是永远封禁不了的，我们写民主的人们，不上断头台，不进集中营，总会和读者握手的。

主编郑振铎曾说：刊物虽然扼死了，但永远不死的是她的精神。她虽被扼死，但不会没有后继者。我们还会有可以说话的地方。马叙伦们也在寻找新的阵地，继续发表自己真理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