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坤元，是山西省长治学院英语系退休教师，生于1918年，祖籍安徽省合肥市，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1941—1945年就读于金陵女子学院(现南京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毕业后先后在成都、南京、上海工作，于1951年经推荐调入中央高等教育部留学生司工作。1953年底，当时的留学生司党支部书记告诉我，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周建人嘱咐吸收我与同科室的王嘉琦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于是我很荣幸的成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一名会员。那一年我35岁。

我当时对这个组织并不太了解，只知道尊敬的周部长是个好人、好领导，平易近人的他对我们青年同志的成长进步非常关心，这样的好领导指引我加入的组织一定非常可靠。加入民进后，周建人部长和我在一起时，总是语重心长地教育我，中国民主促进会作为参政党，要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要立会为公，发扬民主精神，积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贡献力量。我从周部长的一言一行中感知着民进组织，由陌生到熟悉到热爱。弹指一挥间54年过去了，我与民进组织共同走过了50多年的风雨历程，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我都铭记在心，民进组织给予我的温暖和感动至今仍殷怀时思，尤其是周建人部长对我的谆谆教诲让我一直萦回脑际，从不曾忘记。

1961年底，在国家3年困难时期，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随北京市的“十万干部支援基层队伍”来到了山西省太原市，经再次分配至山西省长治市长治县一中工作，在这所中学一干就是15年。1977年晋东南师专恢复建校后，首批选拔我来到了师专担任英语教师，在校期间被评为了副教授，直到1987年退休。

我刚来到长治后不久，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民进组织的活动全部被迫停止了，我和周老也失去了联系。我当时感到十分失落和歉疚，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周建人同志对我的嘱托和信任。1984年的一天，我在广播里听到了敬爱的周建人同志逝世的消息，我的心顿时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我为没能再见他老人家一面而深感遗憾。庆幸的是，就在这一年我接到了长治市六中张玉芬老师(后来的民进长治市第一届委员会主委)通知我去省城太原参加山西省民进会员大会的电话，我当时激动得热泪夺眶而出，多少年了，总算又和组织联系上了，我又可以更多地完成周建人同志对自己的委托了。

在此后的30多年里，我始终尽心尽力地履行着一个民进会员的职责，只要组织有活动，我一定准时参加，风雨无阻，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建言献策， 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充分发挥参政党会员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记得有一次，我病了，会里通知去开会，家人都劝阻我不要去了，但我坚持让儿子用自行车推着我去开会，作为长治民进会龄最长的会员，我要给大家做表率，我不能因丝毫的放松而辜负组织和周老生前对自己的信任。我始终认为，年龄可以变，但作风不能变!1999年，我由于脑中风落下半个身子不大听使唤的后遗症，会里的活动才渐渐参加的少了，虽然我人没有去会里，但我的心始终与民进一起跳动!我一直与会里保持着电话联系，一直牢记着会领导周建人主席的谆谆教导，一直关心着会里的工作，一直在用自己一个老会员的“年轻之心”关心和感受着民进组织成长发展的每一步。同样，会里的领导和同志们也一直关心着我这个老会员，逢年过节常来看望我，会里有什么大事也及时和我沟通，这让我时刻感受到了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我从加入民进组织到失而复得，半个多世纪下来，可说是曲曲折折、酸甜苦辣。但我在时代的变迁中，深刻感受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由弱到强、由弱到盛的发展；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间的患难之交和肝胆相照之情。我刚参加工作时，每月领的是实物工资36斤小米。在长治县一中工作时，每月60多元工资，比校长的都多，当时60多元就已经是全校的最高工资了，而现如今我的退休工资是每月2400多元。我们长治民进的会员也由刚开始的5人小组支部逐步发展为目前120多名会员的民进长治市委员会。我们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一系列巨大变化从我自身的经历中就可深深感受到。

在国家翻天覆地变化的50多年中，在自己作为一名民主党派成员的参政议政过程中，我体会着党和政府为人民谋利益、办实事的种种亲民举动，我热爱祖国的情结与日俱增。作为一名有着半个多世纪会龄的耄耋民进会员，我衷心地感谢周建人同志引我加入民进，衷心地祝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欣欣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