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马叙伦参加了开国大典。这是他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经他提议，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把10月1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

       挚爱党的文化教育事业

       11月1日，马叙伦出任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他将这一任命看作是党和人民对他的极大信任与重托。

       共和国成立伊始，一切百废待兴。中国的教育，主要是借鉴苏联的先进经验，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为任务。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重文轻武，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还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中国的教育，使中国的教育出现了一些缺点和偏差。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马叙伦致开幕词，指出以新教育代替旧教育。此后，他还多次在教育部会议上，强调工农群众业余教育的重要性。

       1950年春，马叙伦决定筹办《人民教育》杂志，他写信给毛泽东，希望能为杂志的创刊号题写几个字。毛泽东接信后，挥笔题写道：“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写毕，他把题词寄给了马叙伦，并附信：“夷初先生：示悉。遵嘱写了几个字，是否可用，请酌。此颂日安！毛泽东四月二日”。马叙伦接到毛泽东的信和题词后，非常高兴。同年5月1日，《人民教育》杂志创刊号发行，前面就是毛泽东的这幅题词。用马叙伦等当时知识界名流的眼光看来，这无疑是毛泽东对国家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也使马叙伦更坚定了进行教育改革的决心。

       6月，马叙伦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毛泽东、周恩来亲临会议，接见代表，周恩来还就教育方针等问题讲了话。马叙伦致开幕词，他要求学校克服旧的、传统的、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要防止不顾长远利益与全面利益，轻视理论学习的狭隘实用主义。他强调，要培养出全面发展的、有真才实学的、富有分析力和创造力的专门人才。对中等和初等教育，马叙伦先后提出：普通中学的教育，必须符合全面发展的原则，使青年一代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为大力发展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他极为重视师资的培养和提高，并提出，土地改革完成的地区，逐渐培养师资，这是整个人民教育事业能否办好与能否发展的关键。经过全国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这种专门人才一大批一大批地被培养造就出来。对此，马叙伦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力，这充分体现了这位饱经忧患、终生献身教育事业的老教育家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教育事业的热爱。

       旧中国全民健康素质低下，新中国成立初期，学生中肺结核、营养不良等疾病很多。马叙伦特别关心学生的健康问题。一次，他看到一份反映学生健康水准有所下降的报告，非常着急，及时向毛泽东报告：学校课外活动多，学习负担过重，学生的健康受到了影响……毛泽东听后，当即表示：健康第一。并说：营养不足，宜斟酌经费，学习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别待遇。19日，毛泽东又专门为此致函马叙伦：“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

       1951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青年团华东工委关于学校工作问题致电各地党委、团委并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电报中强调了“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原则，指出公立学校学生的体格最差、大学比中学又差的现象严重存在，应引起警惕。应按华东高教会议的规定，适当减少正课时间，照顾学生的健康需要。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注：“这是正确的。”15日，他就学生健康问题再次写信给马叙伦，信中说：“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

       读罢这两封信，马叙伦为共和国领袖对教育工作、特别是对学生健康问题的关注深深感动。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他立即领导教育部着手组织开展调查研究，就增加学生补助、精简课程、课外活动等提出了具体的办法，拟订了具体解决措施，并将其作为1951年教育工作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重点落实，切实解决问题。18日，马叙伦还致信主席，汇报了邀集财政部、卫生部、青年团、学联及有关部门洽商此事，并请卫生部给学生作一全面检查。

       1951年3月19日至3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学生健康问题的决定》。随后，马叙伦参加了1951年7月召开的专门讨论学生健康的政务院政务会议，这次会议发布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4月5日，《人民日报》为此还专门发表了社论。在教育部和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一致努力下，学生的健康状况逐步得到改善。

       重视提升民族文化水平

       马叙伦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以自己的学识和经验，服务革命与建设，造福社会和人民，不辞艰辛和劳瘁。在学术上，马叙伦对金文、石鼓文、古籍整理、校勘、注疏以及老庄哲学、古典诗词和书法等，都有精湛的研究，在我国传统语言学的文字、音韵、训诂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特别对文字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著有《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庄子义证》、《老子诂》、《石屋余沈》、《石屋继沈》等。学术巨著《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在《说文》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被誉为《说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冠军”。他在学术上的许多著述、作品曾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很高评价，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又加上连年战乱，尤其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压迫政策，剥夺了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利，使广大劳动人民因贫困而缺少学习读书的机会。所以，建国初，整个国民的文化水平很低，文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身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的马叙伦，对此十分关注，决心扫除文盲，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1951年9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马叙伦在会上明确指出：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教育是一项重大的任务，必须培养民族教育干部，培养各种师资，推行工农业余文化教育工作。以后他还多次在有关会议上强调工农群众文化补习、开展识字活动和扫除文盲的重要性。为此，他特意筹办了《学文化》半月刊。

       1951年1月23日，马叙伦致信毛泽东，信中在谈到注音问题的同时，希望毛泽东能为该刊物题写刊名。毛泽东一向注重和提倡学习文化，也热切盼望广大劳动人民能提高文化水平，逐步知识化。因此，接到马叙伦的信，2月12日挥笔写了“学文化”三字，并随字附了一封信：“夷初先生：一月二十三日信收到。学文化三字照写，不知可用否？注音问题采取慎重考虑的态度是对的，我亦尚无成熟意见。”马叙伦接到信和“学文化”的题词，深感毛泽东对中国文字的注音等问题十分重视，自己也应该慎重行事。将毛泽东的题词作为《学文化》半月刊的刊名。

       马叙伦积极从事文字改革工作。在进行文化普及教育中，他深感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汉字必须简化，必须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1952年2月5日，政务院下设“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马叙伦任主任委员。1953年3月25日，在马叙伦的负责下，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举行了第三次全体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意见：中国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不可操切从事，要继续深入研究，多方征求意见。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画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尽量向着一个方向，不要复杂；方案要多多征求意见加以改进，必须真正做到简单容易，才能推行。会上，马叙伦还指出：制造字母、改革文字，要为全国大多数人着想，要为儿童和后代子孙着想，必须力求简便。这是最高原则，我们必须一致遵守。

       1954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国务院任命马叙伦为该会委员。他先后发表了《文字必须改革》、《文改笔谈》等文章。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并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其间，围绕方案的功用、方案制订的原则及其一些细节问题，马叙伦和广大语文工作者及有关部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广开言路，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反复论证，几易设计方案，经历了一个极其认真而严肃的探索过程。为此，马叙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

       马叙伦一生追求民主、自由，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知心朋友。早年，他是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大学的挚友，他们一起领导了著名的“索薪”运动。他分别掩护过李大钊和陈独秀躲过反动军警的逮捕。李大钊牺牲后，他洒泪写下了“唯物史观论较新，李君物望冠人伦；纵教柴市成仁去，无限青年从理真”的诗篇。“四一二”政变以后，他利用自己在政界的影响营救了不少共产党员。西安事变前后，为了阻止对红军的围剿，他受共产党的委托两次入川，劝说四川军阀刘湘采取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立场，减少了川军对红军和张学良部队的威胁。抗战时期，他更名邹华孙，明志做中华子孙，绝不为日本人做事，绝不当汉奸，坚决拒绝了日本人通过陈公博和汤尔和的高官利诱。新中国成立后，马叙伦长期担任民进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对其关怀备至。

       五四运动时由于曾遭军警的棍打，1946年在“下关惨案”中又被特务打成重伤，再加上连年辛苦工作，马叙伦疾病缠身。1949年10月，他在病榻上致信毛泽东，说明自己有些会议暂时难以参加。5日，毛泽东在马叙伦的请假信上批示道：请林老去看马先生一次，要他静养。会议暂不要邀他。1953年10月，年近古稀的马叙伦积劳成疾再次病倒，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于5日复信，以示慰问。“夷初先生：闻病甚念。务请安心休养，不限时日，病愈再工作。有何需要，请随时示知。敬祝。早日恢复健康！”1954年4月，马叙伦感觉不适，再次向毛泽东提出，请假休养一个月。毛泽东闻讯，又关切地复信给他，希望他休息时间“可不限于一月，以病愈为度。”毛泽东的真挚关怀使这位老教育家深受感动，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马叙伦仅休养了一个月，就抱病回高教部主持工作。自1957年以后，他一直卧病在床。周恩来多次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治疗和精心护理，并前往医院看望。“文化大革命”期间，马叙伦得到了周恩来的全力保护，周恩来还亲自打电话给警卫员，要求“绝对保卫马老的安全”！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更加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决心。正是带着这种信念，1958年6月5日，他勉力书就了毕生奋斗的深切体会：“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这是马叙伦最后的遗训，也是他一生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真实写照。

       1970年5月4日马叙伦病逝，中国共产党对他的一生给予了极高的政治评价。1985年4月27日，马叙伦诞辰一百周年，中共中央召开隆重的纪念大会，习仲勋代表党中央讲话，称他是著名的教育家、坚强的民主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人民忠诚的公仆，是同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他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是从民主主义者，紧跟革命潮流前进，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一生。其功绩将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