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写作于2005年。作者毛启邠于1956年加入民进，曾任民进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历任民进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1989年《民主》月刊出版，毛启邠为首任主编。

在我人生八十二载的漫长岁月里，有整整四十五年是在民进中央机关度过的。1956年参加民进组织后，翌年三月，就被调到会中央机关当专职干部。从鼓楼辛安里到东郊霄云里，亲身经历了民进的重大变化，自己也由一位普通干事升到中层领导干部。

今年欣逢民进建会六十周年大庆，回首前尘，思绪万千，特别是老一辈的民进创始人和领导人，都是爱国进步知识分子，他们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民进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其高风亮节和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为世人所景仰，亦使我终生难忘。这里仅追思与已故的几位主要领导人交往的旧事来纪念会庆。

周建老精通辩证法

我刚来会中央机关不久，正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开展大鸣大放的时候。那时经常举行中委学习座谈，有些同志谈到，民进中央领导人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提意见不尖锐，北京会员认为是“谨小慎微”，反映不满意。有次学习座谈时，周建老有段发言，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大意是：提意见要讲科学性，要实事求是，与人为善。不是越尖锐越好，而是越科学越好。我觉得建老是学者型政治家，说话很讲究唯物辩证法。

后来有许多事情证明，建老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造诣很深。他多次在民进学习会上谈到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存在与思维的关系，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也常写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例如他写的关于论“一分为二”的短文，就受到毛主席的称赞。1960 年毛主席接见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时就对建老说：您的“两点论”写得很好，以后还要多写啊。我当时在编辑《民进》会刊，曾多次向建老约稿，他很支持，并且亲笔复信。1964年他在会刊上开辟《学习认识半日谈》专栏，连续发表好几篇谈哲学的短文，对唯物辩证法作了通俗简明的解释，深受读者欢迎。建老在80多岁时，还写了两大本学习哲学的笔记。后来由于眼睛看不见了，只好叫秘书读书读报，也为此常觉苦恼。他直到年逾九十。思维仍十分清晰，他说过老年人脑子就是要动，学习是动脑筋的好方法。

周建老晚年很关心精神文明建设，认为我国的封建社会时期很长，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还根深蒂固，西方文明带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也有市场。由于对外开放，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丑恶东西更泛滥开来，不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阵地，四化建设就很难成功。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时，建老特写专文，主张学习鲁迅就要像鲁迅那样坚持思想革命，扫荡一切旧的思想，促进社会进步。我还在许多场合，听过建老谈到教育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事，民进是以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者为主的民主党派，应当发挥优势，多做贡献。并要多关心中小学教师的利益，为他们说话。1983年5月，建老接到重庆市几位民进会员的来信，揭露长寿县一起侮辱殴打女教师刘中月的严重事件。他看了来信很气愤，就同叶圣老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严肃处理这一事件。同时还给《光明日报》总编辑去信，当信件在报上发表后，这件事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1983年举行的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95岁的周建老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受《人民政协报》之托，以特约记者身份去采访他。那天，我走进建老家小客厅，他正在听杨秘书念文件和汇报政协大会情况。谈到政协委员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建老听了频频点头。他说：“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智力开发，我极其赞同。教育是四化建设的基础，中小学教育可说是基础的基础，培养人才要从小抓起，一定要重视基础教育。自从《光明日报》发表揭露长寿县殴打女教师的信后，近来我每天收到很多群众的来信，当然都很赞成报纸主持正义。”建老接着严肃地说：“发展教育首先要尊重教师，我国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在社会主义时期更应如此。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打人是违反宪法的，这是触犯法律、破坏法制的严重犯罪行为，对打人行凶的必须依法严惩。”他又说，维护宪法，加强法制，这也是保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了法就要人来维护，履行公民的权利义务。政协和民主党派都要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尽到护法的责任。据杨秘书告诉我，长寿县殴打教师的事，已作了严肃处理。中共四川长寿县委写信给周建老，对县委的思想错误和严重失职作了检讨，打人的三个凶犯已依法判刑。并对建老以95岁高龄仍然重视教育和关心教师，表示衷心的敬佩，认为这是对他们的鞭策和教育。后来这次专访以《周建老的拳拳之心》为题，在那年7月27日的《人民政协报》上发表了。

叶圣老书赠我墨宝

叶圣陶先生原是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1963年12月，叶老欣然参加民进。叶老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楷模，民主人士的旗帜，他入会是民进莫大光荣，有极好的社会影响。只缘“十年动乱”，叶老直到1979年民进四代大会上才选为中央副主席，从此也成为卓越的领导人。周建老逝世后，又继任民进中央主席。

正是在民进四代大会期间，有一天葛志成秘书长找我说，闭幕词想请叶圣老做，时间较紧，还是你先替他起草个稿子吧。葛老又说：“你是快手，叶老会找你谈的，不要推辞了。本来起草会议文件并非难事，但这次是要叶老出面，而叶老发表讲话，撰写文章，从不要别人代笔，总是亲自动手。我心中就很嘀咕，觉得叶老有自己风格，写出来总要文如其人，于是就找些过去叶老的讲话稿，想从中找到他写文讲话的特点。我发现叶老的讲话，造句很短，注重口语化，读起来既简明扼要，又通俗易懂，铿锵有力，有些用词还有自己的讲究。比如，一般讲话用“我们”之处，叶老总是喜欢用“咱们”，用“各位”两字，他爱用“诸位”代之。他还喜用排句来加重语气。于是，我就尽量模仿叶老的文体和口气写出初稿，交至善同志转送叶老审阅。隔了几天，至善同志对我说，叶老本来想找你谈谈如何起草，现在你很快写出初稿，他看了基本满意，只有几处修改了几个字，说还像他自己讲的。叶老赞扬你很聪明。我听到文已顺利通过，还受到他老人家的夸奖，心里是美滋滋的。后来我想到能否请叶老写墨宝留作纪念呢? 就向至善同志提出要求，他说这大概可以办到。隔天我就把悼念周总理的一首旧诗请叶老写成条幅，很快叶老就写好送给我。他除了抄录我的诗外，还加了很长的一段话，原文是：

柳芽初绿正清明，花叠雄碑寄悼情。

百日星沉光不熄，一朝风起雨非轻。

功垂天地千秋颂，心结工农万代倾。

松柏长青春永在，蚍蜉撼树岂能成。

启邠同志丙辰清明悼念周总理此作揭于天安门，当时尝受牵累。妖氛既靖，见录于《天安门诗钞》，今承写示并属为书之。老眼模糊，休言工拙，笔划亦不清晰，然雅意何可违也。

一九七九年十月叶圣陶

我拿到叶老手迹，真是喜出望外，后来经裱装配以镜框，一直挂在家中客厅里，此乃传家宝也。

叶老与我交往，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爱好诗词，1981年5月曾将我去湖南、广东出差时写的旅中几首诗送呈叶老评阅，他很快亲笔复信。信中说：“惠示旅中诗稿，诵之如获偕行。壮怀佳兴，不胜倾慕。属陈鄙见，良不敢辞。以不能集中心思多想，只得简约言之，盼蒙谅宥。稿中有通体完整，饶有韵味者，如第二首第十九首……”接着，叶老又指出文字不合律及意义不适切还可斟酌的语句数处。从这封信可看出叶老工作的细心认真，其谦逊精神和爱护后辈之情亦跃然纸上。

1987年6月，民进正在召开全国代表会议，93岁的叶老，行动已极不方便。但他还是在家人搀扶下来到会场，并发表最后一次的公开讲话。他郑重地说，这几年眼看不清，耳听不明，通向外界的这两个窗口几乎关闭，作为主席不能参加民进的活动，是“不能容许的失职”，恳切要求辞去主席职务。他用“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来勉励大家。意思是：自己做到的，才能够要求别人做到；自己没有这样的缺点，才能批评别人的类似缺点。这是叶老一生做人的准则，也是对广大会员的期望。

赵朴老病中惠手书

赵朴老名高才大，他的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弥不具备，可谓三不朽矣。他慈眉善目，和蔼可亲，见人总是笑咪咪的合掌问好，极富魅力。

朴老晚年担任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主席，每逢民进中央开全会时，列席的老参议也同时召开座谈会。朴老总是在百忙中赶来参加并亲切讲话，他讲话很有风趣，富有哲理，说古论今，发人深思。他曾生动地比喻，多党合作制中执政党与参政党，犹如掌舵与划桨的关系共产党是舵手，民主党派是桨手，只有同心协力，同舟共济，航轮才能前进。朴老还说过，王安石有首诗中说：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说得不对，我们在飞机上倚窗外望，是云海迷茫，看不到地面的。所以我改为：但畏浮云遮望眼，应知身在最高层。朴老说，古人云“居高思危”，身居高位的人，不了解下情，就会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啊。他讲这些话的含意很深。又说，参议委员都是老人，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虽然年事已高，然而“三公坐而论道”，不仅可以坐而论之，还可起而行之，拿起拐杖走，做一点力所能及之事。好些参议委员都比他年长，自称是小弟弟。朴老说，在三十多岁时就有人称他赵朴老，那时有个《救亡团体》刊物，请一位名人某老做名誉主编，为了作掩护，把他也称作“赵朴老”。有次周总理见到他时说，怎么人家都叫你赵朴老啊?朴老回答这是外号。又有一次总理问他，人家叫你赵朴老，你今年六十几啦? 其实当时只有四十多岁。周总理病重时，朴老最后一次见到他，总理紧握着手，只叫一声赵朴老就说不出话来，使他感到十分伤心难过，他与总理的情谊是很深的。

赵朴老诗词在新中国文坛上可称首屈一指。由于我也爱好诗词，常以朴老的诗词作为范本，经常揣摩学习，自是获益非浅。回忆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从沙洋五七干校回京后，曾将下放劳动中写的诗词，托张纪元同志带呈朴老求教。后来纪元同志告诉我，朴老看了很高兴，说有些诗词写得还不错，只要多读勤学能逐渐入门。粉碎“四人帮”后，朴老的《片石集》问世，我得到一本，如获至宝。这本诗集收录了朴老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的诗词近三百首，正是朴老创作旺盛时期，诗词内容广泛，充满朴老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大众的革命激情，反映出他的古典文学根基深厚，旧体诗词造诣极深。

朴老有些诗词发表后，我曾经冒昧步韵奉和，寄他指正。1989年，我见到报上刊载朴老的歌颂建国四十周年的《千秋岁》词，就奉和一阕寄他，并向他求教一个问题。不久，朴老亲笔给我写信答复：“接到大函，承示大作，写得很好。词牌中以‘千秋岁’为别名的不止一个。这首词原是‘百字令’，它有好几个别名，‘千秋岁’是其中之一，大作略有平仄不协处，请查‘百字令’谱改正之。匆颂吟祉。”这封信对我是很大的鼓舞，后来把信印在我的《近湖楼诗词稿》这本小册子扉页上，似有自我吹嘘之嫌。 1998年抗洪斗争中，朴老在报上发表《西江月》词，我又步韵奉和寄给他，并在《团结报》刊出。后来朴老在医院里用钢笔给我回信，信中写道：“惠书承示大作，藉悉安居多暇，琴书自娱，至为欣慰。弟病住医院将近三年，赖医护得宜，体气在年相若人中尚称稳健耳。唯耳聋更甚，记忆力衰退，老态日增，亦合乎自然规律也。此复，顺颂健康愉快。”这短短数语，尤其是朴老自称为“弟”，实使我担当不起，然也足见朴老对晚辈的垂爱和嘉勉朴老为我们留下巨大精神财富，他的嘉言懿行，流芳百世，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八十岁以后的冰心

1980年10月，正好是冰心老人的八十大寿，她写下了《生命从八十岁开始》一文，表示再努力创作，同时代一道前进。冰心八十岁以后的创作，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发表了具有新风貌的小说、散文、随笔等两百多篇，其中不少还得了奖。她晚年的创作风格，不仅写出清丽优雅的美文，而更放光芒的是那些关心国运和民众的带刺之作。她以犀利敏锐的目光观察社会，爱憎分明，越老越要干预生活，展现了老作家的嶙嶙风骨。正如杜甫的诗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老人在晚年称教育是头等大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她在八十年代写的《我请求》《万般皆上品……》《落价》等文章，还尖锐地提出无“士”则如何的问题，无一不是谈教育和知识分子的。她一再呼吁国家要重视发展教育，提高教师地位，改善教师生活。在看了《神圣忧思录》一文后，说是看得“泪如雨下”，立即写下了《我请求》的读后感，这篇作品在社会上轰动一时，文章发表后，读者来信像雪片飞来，都称赞老人为民请命，勇于干预生活的良知。老人不仅写文为教育大声疾呼，她还通过民进组织，提出具体意见向党中央反映。1988年她发表对教育改革的四点建议，内容涉及多方面，民进立即转送中央书记处阅处。

冰心老人在八十岁以后，由于伤腿骨折行动不便，就不再外出参加社会活动，每天在家笔耕不辍，接待各方面来客。虽然在她家门上贴着遵医嘱不能见客的字条，但只要有熟悉的朋友和忠实的读者叩门，总是热情接待。我曾不止一次地陪同民进的同志到她家里去过。记得l983年6月，那时冯骥才刚补上全国政协委员，还不认识冰心。后来就由葛志成秘书长和我陪同前往。一个是文坛宗师，一个是艺苑新秀，两代新老政协委员相见，愉快地度过两个多小时。冰心老人欢迎大冯参加民进，笑着说从此相识，算是一家人了吧。大冯像是学生向老师汇报成绩似的，谈了他创作近况，并拿出两本刚出版的新书，在扉页上恭敬地写上“敬赠冰心师”几个字。冰心也回赠了新版的散文集。在临别时，老人亲切地对大冯说：“你正是创作旺盛之年，可不能太累，要注意保重身体。我已经老了，写不了什么，繁荣文学创作的重任，落在你们这一代人身上了。”听了这些语重心长的话，大冯不断点头称是，深受感动。

又一次是1988年冬天，民进在京召开“六大”，楚庄、冯骥才、邓伟志由我陪同一起到了冰心老人家里，邓伟志还是第一次到她家作客。大家说东道西，侃侃而谈。记得楚庄向老人汇报了民进开“六大”的盛况，说这次大会开得很民主，新选了几位年轻副主席……冰心显得很兴奋。她说，民进后继有人，民主促进会就是要促进民主，咱们要同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就要敢于民主监督，不要光是党一号召就举手同意，要认真负责地对党和政府的某些腐败现象进行批评监督，真正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她又说了她常说的两句名言：“长期共存是我们的权利，互相监督是我们的义务。”就在民进“六大”会上，冰心被推举为民进中央的名誉主席。

我在民进中央长期负责宣传工作，主编过《民进》会刊和《民主》杂志。我多次向冰心老人约稿，总是有求必应。她那火辣犀利的短文是读者最爱看的。1989年《民主》杂志创刊时，她曾为创刊号写了一篇仅仅三百字的短文，她说听到民进创办《民主》月刊，“这消息使我兴奋而又担心，我们办得好这个刊物吗?”接着她联系“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谈到科学与民主，认为国家在科学上的进步，比民主快得多。又通俗地解释民主就是要使社会上发生什么大事，及时让人民知道事实的真相，听到不同的声音，作出正确的判断。透明度越高，凝聚力就越大。真是写得言简意赅。

隔了两个多月，冰心老人主动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信一开头写道：“看了两期的《民主》使我狂喜，我为我写的那篇自卑的祝词，感到羞愧! 我居然发出了‘我们办得好这个刊物吗?’这种‘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疑问。”信中对《民主》第一、二期刊登的六篇文章，作了具体细致的分析，针对文章中涉及的好些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和赞叹。信的结尾写道：“我佩服你们年轻人的勇气，正如你说的……‘既已办了就要敢说敢言，反正我也无乌纱帽，不怕承担风险……’我也没有乌纱帽，但是我老了。”最后她引用毛主席说的“青年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段话，勉励编辑部同人。其实编辑部里年轻人并不多。我读了这封信，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位年近九旬的大人物，竟能这样细心阅读这本小杂志，作了高度的评价，这对我们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后来这封信在《民主》上刊出，反映极好。《民主》创刊一周年时，冰心寄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题词祝贺。1991年春节前，冰心又为《民主》写了《新春寄语》的短文，她刚读完1990年第12期《民主》，再次肯定杂志“真有好几篇吐出心声的好文章”，“愿《民主》同人有话就说”，可见老人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

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已退休，老人也常住医院，就没有再去打扰过她。可惜她也只差几个月未满百龄而撒手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