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民进云南省委会原主委麦赐球在纪念云南民进成立五十周年之际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

麦赐球（1927年3月—2010年10月16日），生于广西梧州，1951年从昆明师范学院理化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昆明师范学院（后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系副主任、教授。1957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是民进云南省委会的创建人之一，曾任民进云南省委主委、名誉主委、民进中央常委。1993年当选为政协云南省第八届委员会副主席。历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一）民进在云南筹建地方组织时的国内形势

195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这一年基本完成了过渡时期所规定的各项任务。毛泽东主席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向现代化进军的号召：“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此，他提出“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有关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周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高度评价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知识分子发生的巨大变化，说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周总理再次阐述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政策。1956年4月，毛主席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9月，中共八大将这一方针写入大会决议，要求共产党各级组织必须按照这方针，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这一方针的提出，使各民主党派受到极大鼓舞。1956年8月，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大会通过决议，指出：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指导下，民进责任更加重大，任务更加艰巨。要认真做好发展组织工作，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会章也作了一些重大修改，例如：明确规定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增加了体现民进特点的基本任务的表述：民进要“团结教育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和其他方面的知识分子，并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代表他们的正当利益”。

这样的大背景下，民进中央分别在陕西、湖北、云南、江苏等地建立了新的地方组织。

（二）民进云南地方组织的筹建

1957年初，民进中央派组织部副部长张纪元和干部杨德兴来昆明，筹建云南地方组织。在中共云南省委的关怀和统战部的帮助下，他们开始着手在文教部门物色有名望的文教工作者，邀请其参加民进并负责筹建地方组织。早期发展的一批会员中，有昆明师院附中校长秦淑贞、师院中文系主任赵毓英和昆明市中小学教师进修学校教师杨绍鸿（他是民盟成员，经有关方面协商，转入民进，并调任为专职干部），他们都成为筹建地方组织的骨干。此外，还通过统战部邀请了一些年轻的文教工作者到胜利堂开座谈会。会上，张纪元介绍了民进的性质、宗旨、任务和会史，并阐述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动员参会座谈者加入民进。他说：“加入民进可以有更多机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等于是向党靠近了一步；有更多机会接受文教界德高望重的前辈的教诲。这样，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都会有较快提高，可以为国家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中国民主促进会昆明市筹备工作组于2月13日在翠湖宾馆正式成立。省、市政协，中共省、市委统战部和已在昆明建立了地方组织的民主党派，都派负责人到会祝贺。筹备组有筹备委员8人，他们是：秦淑贞、赵毓英、杨绍鸿、王荃、徐嵩龄、陈巨秋、马忠英、曹元龄。召集人为秦淑贞，在秦、杨两位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下，筹备组人员作了分工，筹委杨绍鸿专职负责机关日常工作。同时，从民盟调来一位干部戴文辉，到民进机关工作。至1957年上半年，申请入会并经筹备工作组审查通过的有68人，其中38人经会中央批准入会（另外30人上报会中央时，恰值“整风运动”，民主党派停止发展成员）。这38位会员分布在昆明师院、云南大学、师院附中、一中、一女中、五华和盘龙区小学六个基层组织。1957年5月，召开筹委会讨论下半年工作，计划成立民进昆明市委会，并上报会中央。但由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未获批复。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作出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57年5月下旬，整风的指导思想发生变化，运动的主题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全社会反击“右派”。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急风暴雨的反右派运动正式开始。把许多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民主党派又被戴上资产阶级政党的帽子，一大批党派人士被打成“右派”。同其他民主党派一样，民进在整风反右斗争中遭到沉重的伤害。

在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昆明民进筹委会饱经磨难，杨绍鸿、戴文辉两位同志，苦苦的支撑着民进机关这个摊子，终于在1959年2月在胜利堂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会上，赵毓英传达了民进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并宣读会中央批准成立“民进中央直属昆明支部的决定”。会议选举产生了以赵毓英为主任、杨绍鸿为副主任的支部委员会。正式成立“民进中央直属昆明市支部”。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开始纠正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察觉到的“左”的错误。同时，毛泽东引用“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句话，提出要贯彻“弛”的方针，以调整几年来一直比较紧张的阶级关系和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根本改造问题上，共产党也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提出对党外人士的政治思想工作应当更加和风细雨，坚持正面教育，可运用“神仙会”方式，引导与会者自由交谈。“神仙会”的特征是“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中共的一系列举措体现了其在努力调整和改善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的真诚态度和积极行动。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也从中受到教育和激励。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对新建立的民进中央直属昆明支部开展工作带来了有利条件。

根据形势发展，1960年7月，民进中央在京召开五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进行国内外形势和总路线的自我教育，交流自我改造经验，明确今后工作方向和任务（会期40天，其他民主党派也同时召开同样的会议）。民进中央直属昆明支部的杨绍鸿参加会议。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接见各民主党派与会代表并合影留念。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李维汉统战部长分别向参会的民主党派成员作了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民主党派前途及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这次会议采用了神仙会的方式进行。在宽松的气氛中与会代表解除顾虑，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在自由争辩中互相启发，交流思想，接受教育，从而提高认识，明确方向。会议通过了决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全会的主要任务还是贯彻服务与改造的方针，推动会员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推动会员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

杨绍鸿返昆后，立刻向直属支部全体同志传达会议精神，并详谈了他个人对“神仙会”的认识和体会。他认为：“参加神仙会并不轻松，因为要自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没有艰苦的脑力劳动是不能见效的；神仙会只是为学习创造一种和谐融洽的气氛，促使自我思想斗争，自觉提高认识。”

从1960年至1966年这几年中，民进昆明支部根据会中央五届二中全会精神，在中共昆明市委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省、市的一些有关的政治活动由赵毓英或杨绍鸿参加。每年不定时召集会员过几次组织生活，传达会中央文件精神或通报省、市重大事件。由于停止发展会员，支部委员会虽然按会章也进行了换届，但其实没有什么变化。昆明几个大学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由学校党委组织起来混合编组，每周以“神仙会”形式进行政治学习。在这几年里，昆明的几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干部与自己的党派成员的联系做得都比较好。大学每周星期五下午政治学习，几个党派的机关干部，都会在政治学习散会时来看望自己的成员，了解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问寒问暖，送来文件资料。民进支部机关的戴文辉骑着自己的一辆破旧自行车，每周五必来昆明师院一次，也到其他单位看望民进会员。给会员的信函都是他一封一封写好，或是刻写腊纸油印，为了节省邮资和争取时间，他一家一家送去（戴是书法家，不少会员把他写的信函作为珍品保存）。绍鸿同志也在晚上到一些会员家中进行访谈，都是步行。

直属支部从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八年里，国内的政治形势变化无常，党的统战工作进入一个曲折时期。先是进行党内整风，不久便由党内整风转向全社会反击“右派”。在扩大化的反右斗争中，民主党派遭到批判和打击，被戴上资产阶级政党的帽子，一批成员被打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接着，中共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社会上刮起“浮夸风”和“共产风”。之后，为缓和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紧张关系，中共中央提出，对党外人士的思想工作要和风细雨。建国十周年时，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到1962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才实事求是地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3月，周恩来总理在广州的一次会议上恢复1956年中共对知识分子阶级状况的基本估计，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陈毅副总理更在会上宣市：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统一战线呈现了较为宽松和谐的新气象，民进中央作出了适当发展组织的决定。但是，不久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千万不要忘阶级斗争”的口号，导致共产党内“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和泛滥，阶级斗争这条弦又被绷紧，民主党派工作再次陷于停顿。这样的情况下，民进中央直属昆明支部的全体同志仍然坚定不移地相信共产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的组织，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各自的本职岗位上做出了显著成绩。据支部机关统计，这一阶段有80%的会员获得优秀教师或先进工作者的称号。民进支部的同志在这样艰难曲折的环境下仍能凝聚在一起，执行会中央的决议，应归功于赵毓英、杨绍鸿和戴文辉的不畏艰苦，日夜辛劳。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红卫兵勒令各民主党派“自动解散”。民进中央直属昆明支部从此停止活动。期间，赵毓英同志被诬陷参加过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被扣上反革命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受到极为惨烈的批斗，终因病重不治离开人世。运动后期，经调查核实，那些加于赵毓英同志的罪名都是莫须有。后来，昆明师院中文系为赵毓英同志补行了追悼会。悼词洗刷了加于他身上的不实之罪，充分肯定他担任中文系主任和从事语文教学与研究作出的贡献。我在师院物理系念书时，赵毓英已在中文系任教，我一向把他敬为师长。毕业后留校，我与他住在同一宿舍区，加入民进后也得到他很多的关怀。记得有一次，他见我拿一把二胡回家，以为我喜欢玩乐器。我说是为了备课，下周讲物理声学中弦的发声。他说在古籍中也有许多关于音乐问题，下周我要去听你的一次课。当时教师间互相听课是很平常之事，这是西南联大的传统。果然，他届时来到了教室。这次课上我推导出弦发声的基本理论后，再用仪器验证理论公式。课后．他对我的教学给予充分肯定，给予我极大鼓励。同时又说：听这次课使我理解古籍中“倍半相生，三分损益”的物理意义。反过来，你在讲物理时，若在适当的地方介绍一些我国古代科技成就，你的教学会更精彩。他的话给我很大启发和教导。杨绍鸿和戴文辉在文革中也深受迫害，他们和市级机关的党政干部一起被送到小哨农场“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间长达三年半。

（四）“文化大革命”结束，民主党派恢复活动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文革结束。1977年10月，中共中央向民主党派提出恢复活动的建议。12月，民进成立了由周建人、杨东莼等人组成的临时领导小组，主持恢复党派活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历史实现了伟大转折，国家进入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工作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昆明民进也正式恢复活动。

1979年10月，民进中央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四大”是民进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大会，确立了民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云南民进由杨绍鸿作为代表出席会议，并当选为第六届民进中央候补委员。“四大”以后，民进工作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会议要求成员立足本职，做好岗位工作，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开展面向社会的服务活动。同时，有计划地加强自身建设，扩大组织队伍。

1979年12月，政协云南省第四届三次会议召开，杨绍鸿、李如踞、刘璞、麦赐球作为省政协委员参加会议。这是新时期云南民进以一个政党身份首次参加全省政治协商。

1980年2月，在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市委的关怀和直接帮助下，民进昆明市会员大会召开并选举产生第一届委员会，麦赐球当选为主委，杨绍鸿为副主委。参加这次会议的会员有22人。会后，市委统战部长对我说，至少要把会员发展到两三百人，才能真正发挥一个政党的作用。1984年11月，民进云南省暨昆明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昆召开，选举产生民进云南省第一届委员会和昆明市第二届委员会。从此，云南民进在会中央和中共云南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贡献。

1984年后云南民进的发展，在梁春域同志撰写的《新时期的云南民进》（载入省政协文史资料）一文中已有十分详尽记述。为使大家更全面地认识过去，我补充以下几点资料：

1.恢复活动时遇到的困难。一是缺人，二是缺钱，三是缺地。当时，机关只有绍鸿和文辉两位年过半百的老人，要建立民进云南省委会、昆明市委会，必须引进新人才。当时的用人体制是：大专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企业人员不能调入党政机关。因此，只有从学校引进新人。但当时学校教师们对民主党派人士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还心有余悸，都不愿调来。在市委统战部的帮助下，做了许多思想工作，才陆续调来了戴霞、胥正华、杨又华、马丽雯、余本荧、王懋生等同志。孙继斌和徐声瑛两位则是因到民进云南省委会、昆明市委会担任领导职务协商调动。这些同志为云南民进恢复活动和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

省、市委成立后，省委会没有会址，只能与市委会合在一起办公，各有一间10平方米的办公室。经费尚未列入省、市政府的财政预算，是由省、市委统战部按机关职工人数拨款，再加一些日常办公费。召开大会或出差外地就要另写申请。

2.省委会领导班子的职责权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恢复活动不久，许多规章制度都有待建立。由于各党派中央对省委会的主委、专职副主委、秘书长三人的职责权没有一个统一规定，从而引发一些混乱，造成“内耗”。说到底就是谁有决策权。当时的情况是：有的党派是主委一人说了算,财务支票也必需由主委盖章；有的党派中央行文把专职副主委称“实际工作负责人”,如：“××会议在京举行，请你会派实际工作负责人出席”。有的党派省委会提出：“秘书长负责制”。对于这个问题，云南民进省委会是处理得比较好的。这是因为：首先，绍鸿同志德高望重，把党派工作看成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不谋权不为利，每天想的就是怎样把工作做好，大家都尊敬他。其次，孙继斌秘书长为人谦虚谨慎，工作认真踏实，遇事从不独断专行，偶有不得不临时处理的事，办理以后都会向我们通报。机关日常工作有他们两人商量着办，我这个当主委的主要在办公会议上出主意，作决断。再次，两位副主委李如琚、杨培谷都是著名的中学老教师，桃李满天下，到民进只讲奉献，从不想到要得到什么。云南民进省委会的领导班子是团结的，以后历届省委会的领导班子都保持这种优良状态。各民主党派中央有见及此，也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对省级领导班子负责人的分工作了明确规定，同时在章程中把“秘书长在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所谓大秘书长）”，改为“由常委会任命（小秘书长）”。

3.雷洁琼主席来云南。1986年12月至1987年元月，雷洁琼主席和霍英东先生作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负责人，在昆明召开全体委员工作会议。1986年12月30日，民进云南省委会在南疆宾馆庆祝民进成立四十一周年，雷主席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她在讲话中阐述了新形势下民进肩负的三项政治任务，即：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推动一国两制的实施和发展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提出会中央和地方组织的各项工作都要为这三项任务服务，还提到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稳步发展组织。针对云南民进的实际，雷洁琼主席还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每个会员都要在本职工作和会务工作中发挥积极性，二是会内既要讲民主又要有纪律。会后，她与民进云南省委常委合影留念。

雷主席还提出要去瞻仰“一二·一”烈士墓。烈士墓在云南师大校园内，有在“一二·一”事件中壮烈牺牲的四烈士墓，还有闻一多和李公朴先生的衣冠冢。在师大党委副书记和统战部长陪同下，雷主席怀着极为深厚的感情，在烈士墓前深深鞠躬，缅怀烈士们为争取民主自由、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的牺牲。最后，她挥毫为纪念馆留言：“尊敬的闻一多教授和‘一二·一’烈士，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4.赵朴初名誉主席来云南。1990年12月，赵朴老为到西双版纳主持我国南传上座佛教座谈会来到昆明。在去版纳前省政协安排赵朴老住在安宁温泉，主要是让他休养几天，在昆明不安排任何活动。但赵朴老提出一定要到民进云南省委会看望民进的同志。省政协要求将时间控制在1小时内，我们只能扼要地向赵朴老汇报云南民进的基本情况及近期的主要工作。赵朴老给我们留下最珍贵的纪念是：为省政协报题写报头“云南政协报”；为省民进报题写“云南民进报”。赵朴老是我国当代著名书法家，这两件作品是极为难得的瑰宝。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曾说：“看赵朴老的书法作品，有一股静穆之气拂面而来，使你如沐春风，如对高士，忘却喧嚣，潜入深山古寺，参悟大干哲理。赵朴老有深厚的学养，浓郁的诗情和对佛教精神的深刻领悟，这一切都渗透在笔墨点画之中。表面看是一幅书法作品，其实是全部人格和素养的体现”。在版纳，赵朴老看到云南佛教的发展，感触甚深，曾赋诗一首：地邻四国皆崇佛，三系并行汉藏南。难得因缘好时节，如来家业要人担。

5.云、贵、川、渝、桂四省五方工作经验交流会。1985年，民进四川省委会主委刘西林在会中央开会时提议，西南地方的民进地方组织每年聚会一次，交流工作经验。五方一起商谈后都赞成刘老的建议，会中央也表示同意。第一次会议于1986年召开，由四川省委会承办，地点定在攀枝花。重庆、贵阳、南宁民进的同志到攀枝花，往返都要在昆明停留。民进中央副主席陈舜礼带郑芳龙、虞音两位部门负责人代表中央到会指导，他们返京也经由昆明。因此这次会议虽是四川承办，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接待工作是由云南民进承担。1987年第二次会议由云南民进承办。楚庄副主席代表民进中央到会指导。1988年的第三次会议该轮到广西民进主持，但由于当年他们要主办中南地区片会，提出把西南片会推后一年。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动乱，片会也被迫暂停。这两次片会对云南民进有很大促进。一是连续两年会中央来了两位副主席，他们都作了重要讲话，传达会中央近期作出的重大决策，并指导我们如何更好地开展工作；二是相当于承办了两次较大的会议，机关工作人员得到了锻炼。

6.试办“经济实体”。在国家实行市场经济时，民主党派有些地方组织兴办了各种经济实体，并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增加了会务活动经费。民进中央还召开过一次经验交流会，云南民进由一位省委常委参加会议。据交流，有些省委会办经济实体已经有几十万甚至百万元以上的收入。省委开会研究过办“经济实体”问题。多数人认为：大势所趋可以试办，但要谨慎；最好是办书店，这是民进传统，也有优势。接下来机关有几位同志到了广东“取经”，他们到了广东几个城市，也联系到一些意向性项目，但由于缺乏经验和过于谨慎，没有做成什么。不久后，各地党派办的“经济实体”都出了问题，维持不下去，还惹上了官司，带来许多麻烦。云南民进在这件事上，是没有所得也没有所失。当年省委会机关出来筹办“经济实体”的同志，虽未办成什么事，但对这份想为机关创业的心意和付出的辛劳，还是应该记上一笔。

7.省委会和昆明市委会的新老合作交替。2002年，根据会中央部署，民进云南省委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民进云南省第五届委员会。罗黎辉任主委，杨珏、梁春域、刘邦智、李玛琳任副主委。民进昆明市委会也于2005年换届，选举产生了以汪叶菊为主委的新市委会。由于认真贯彻会中央关于地方组织换届的有关文件精神，新选举产生的省、市委两套领导班子，做到了会中央满意，中共省、市委统战部满意，会员满意。通过一段时间工作考验，两套领导班子对于开创党派工作新局面，都做出显著成绩，得到社会承认。罗黎辉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并被任命为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汪叶菊当选为市政协副主席，后又在市文联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市文联主席。市委副主委刘燕琨由安宁市副市长调任为昆明市科技局局长。

（五）展望未来

云南民进的五十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筹备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可视为创建时期。在这十年里，国内政治形势多变，民主党派成员被看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派活动只是组织成员进行学习改造，做好本职工作。“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则是民主党派的苦难时期，被迫停止一切活动，成员受到种种迫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三十年，则是民主党派的重生和发展期。通常把这段时间称为新时期。1999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颁布十周年之际，梁春域同志撰写的《新时期的云南民进》，从参政议政、服务社会和加强自身建设三个方面记述了云南民进所做的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贡献。但是云南民进的前二十年，由于年代久远，很多当事人已不在世，我是凭记忆尽最大努力忠实地写出那段史实。但总难免存在认识上的局限性和不准确性，希望得到谅解。在这五十年中，我们云南民进有过顺境也有过逆境，受过尊重也受过迫害，在工作中有经验也有教训。在逆境时我们依然坚定地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的组织，忍辱负重，坚守岗位，“独善其身”。在新时期，在统一战线的春天，我们欢歌前进，我们尽最大努力，充分发挥参政党的作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