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云南民进和昆明民进的历史，不能不提到杨绍鸿同志，他是民进云南地方组织的第一个专职干部，也是云南省最早的民进会员。可以说他是云南省和昆明市民进组织的开拓者和见证人。民进组织在云岭大地和春城昆明生根发芽、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发展壮大，凝聚着他的倾心付出和重要贡献。

杨绍鸿（1919—1999），男，汉族，云南华宁人，先后就读于昆明附小、昆华中学、昆华师范学院。抗战期间，曾在中央警官学校和云大工学院铁道管理系学习，后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三年制文史地专修科毕业。毕业后在昆华师范学校任教，任艺术课国文专任教师兼附中主任、图书馆主任。1949年6月，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者联盟。解放后，被调入新政府工作，曾任昆明市文教局行政科长，昆明市小学教师进修学校教导主任、副校长，昆明市中小学师范进修学校负责人。1952年，杨绍鸿加入民盟，并担任民盟省委中小学工作委员会委员。

1956年4月，毛主席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9月，中共八大将这一方针写入大会决议，要求共产党各级组织必须按照“八字方针”，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各民主党派倍受鼓舞。同年8月，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这次会议上，民进中央认为，要适应新的形势，必须加快组织发展工作，决定先在陕西、湖北、云南、江苏等地建立新的地方组织。

1957年初，民进中央开始在云南筹备建立地方组织，但当时云南并没有民进会员。经与中共云南省委、昆明市委协商，且考虑民进中小学教师会员较多的界别特点，会中央提出希望找一个熟悉中小学教育工作的同志到民进来工作，协助发展会员，筹建组织。后经省、市统战部反复斟酌，并与民盟云南省委协商，选派了既熟悉中小学教育工作又了解民进情况的杨绍鸿来民进。此事报民进中央后很快获得批准，杨绍鸿随之被调入民进任专职工作，成为民进云南地方组织的第一位专职干部，也是云南省最早的民进会员。

1957年初，民进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红元和干部杨德兴来昆，在省、市统战部的具体帮助和杨绍鸿的陪同下，开始发展会员。由于杨绍鸿一直在教育部门工作，相关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在他们的宣传动员下，很多人提出了入会申请，尤其是时任师大附中校长的秦淑贞决定入会，在教育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在这位旗帜性人物的感召下，60多位中小学骨干教师正式申请或考虑加入民进，建立组织的条件日趋成熟。

2月13日，民进昆明市筹备组成立大会在翠湖宾馆召开，会中央的张征元、杨德兴莅临指导。会上，民进昆明市筹备组成立，设筹备委员8人，并对筹备委员做了分工，还研究了组织发展、建立基层组织以及编制等问题。时任昆明师院附中校长秦淑贞任筹备组组长，筹委杨绍鸿主持机关工作。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又将在省教育厅工作的民盟成员戴文辉调到民进任专职干部。筹备工作组办公室设在昆明市政协院内，兼有省市地方组织职能。有了办公地点，有了人手，工作很快走上正轨。此时申请入会并经筹备工作组审查通过的人员已达68人，其中38人经会中央批准为会员。另外30人上报会中央时，恰临“整风运动”开始，民主党派按有关要求停止发展成员，未获批准。已入会的38名会员分布在昆明师院、云南大学、师院附中、昆一中、昆一女中、五华区小学和盘龙区小学6个基层组织。

杨绍鸿和戴文辉到每一个会员家走访，了解他们的思想、工作、学习、生活情况。民进会内有活动，他们就分别将会议通知等有关材料送到会员手中，戴文辉会骑自行车，远一点的会员由他送；杨绍鸿不会骑车，近一些的会员就由他负责。我认识杨绍鸿时，他已60多岁了，但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常让我赶不上，他说：这就是我多年安步当车锻炼出来的。1957年5月，筹委会召开会议讨论下半年工作，计划成立民进昆明市委会，并上报民进中央，但由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未获批复。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随着反右斗争正式开始，许多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被划为“右派分子”。民主党派被戴上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帽子，一大批党派人士被打成“右派”。作为“教育明星”“党派明星”的民进筹备组负责人秦淑贞自然也未能幸免，而加入民进并担任负责人则成了她的主要罪状，无休止的批斗、折磨让她心力交瘁，最后含冤而死。反右斗争中，民主党派遭到深重的伤害。多年后，杨绍鸿在回忆往事时，提到秦淑贞同志，都认为她作为昆明民进最早的负责人，虽然时间不长，但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作为昆明民进的第一位组织性人物，她的感召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昆明民进能够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有一百多名中小学教师正式申请或表示要加入民进，这与她在教育界的声望和影响是分不开的。她的名字将永远嵌刻在昆明民进的会史中。

在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昆明民进筹委会饱经磨难，杨绍鸿、戴文辉两位同志苦苦地支撑着民进机关这个摊子，终于于1959年2月在胜利堂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会上，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直属昆明支部正式成立。会议选举昆明师院中文系主任赵毓英为支部主任，杨绍鸿为支部副主任，李如琚、刘朴、马子骏为支部委员。此时，中共中央也察觉到了“左”的错误，开始调整几年来一直比较紧张的阶级关系和同民主党派的关系，提出对党外人士的政治思想工作应当更加和风细雨，坚持正面教育，可运用“神仙会”方式，引导与会者自身交谈。1960年7月，民进中央在京召开五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杨绍鸿代表昆明直属支部参加会议。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接见各地民主党派与会代表并合影留念，这让杨绍鸿激动不已。会议结束返昆后，立刻组织全体会员传达会议精神，并表达了他个人对“神仙会”的认识和体会。他认为：“参加神仙会并不轻松，因为要自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没有艰苦的脑力劳动是不能见效的。神仙会只是为学习创造一种和谐融洽的气氛，促使自我思想斗争，自觉提高组织纪律性。”

从1960年到1966年这几年中，民进昆明支部就以“神仙会”的形式开展会务活动，通过自我教育提高认识。杨绍鸿对会员们说：“不管别人怎样看我们，立足本职，搞好岗位工作，我们就有了立身之本，在岗位工作中做出了成绩就能为组织增光添彩！”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民进中央直属昆明支部的全体会员，仍然坚定不移地相信共产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的组织，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各自的本职岗位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80%的会员获得优秀教师或先进工作者称号。民进支部的会员在这场艰难曲折的道路上仍然凝聚在一起，执行会中央决议，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赵毓英、杨绍鸿、戴文辉功不可没。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勒令各民主党派“自动解散”。昆明民进也被迫停止活动。而赵毓英又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无休止的批斗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终于病重不治离开人世。文革后，昆明师院为其平反，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洗刷了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罪，肯定了他担任中文系主任和从事语文教学与研究作出的贡献。杨绍鸿曾感慨地说：“昆明民进建立在一个很不合时宜的时期，第一任负责人秦淑贞上任几个月就被打成右派迫害致死，第二任负责人赵毓英又在文革中含冤而死。”而他和戴文辉也被扫地出门，送到小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而且被划在“牛鬼蛇神”之列，每开斗争会，他们都得“陪斗”，还要从事重体力劳动，煮猪菜、扫猪厩、松马车、放牛放羊、挖井耕田时间长达三年半。

1972年“五·七”干校撤销，杨绍鸿只好暂到市政协上班。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次年10月，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提出恢复活动的建议。这时，杨绍鸿才回到民进，为恢复民进活动作准备。此前，戴文辉因为是书法家，写得一手好字而被调入工厂做宣传工作，继续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此时，戴文辉也调回民进和杨绍鸿一起为恢复民进的活动做准备。

1979年10月，民进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杨绍鸿代表民进云南地方组织参加会议，并被选为第六届民进中央候补委员，这也是云南民进在会中央取得的第一个席位。1979年12月政协云南省第四届三次会议召开，第一次增设了民进界别。杨绍鸿、李如琚、刘璞、麦赐球作为民进界别的政协委员参加了全省政治协商。

1980年2月13日，民进昆明市委会正式成立，麦赐球任主委，杨绍鸿、李如琚任副主委，杨绍鸿兼秘书长，戴文辉任副秘书长。而此时，全会会员仅22人，平均年龄65—67岁。要真正发挥一个政党的作用，必须建立一支数量稳定且平均年龄较轻的会员队伍，加快新会员的发展已成当务之急，因此市委会四处物色符合条件的同志入会。经过大家的努力，至1984年，会员人数已达100多人。1984年11月，民进云南省暨昆明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昆召开，选举产生民进云南省第一届委员会和昆明市第二届委员会，麦赐球任省委主委，杨绍鸿任副主委兼昆明市委主委。我在这次会上当选为民进昆明市委秘书长，随即调进机关工作，杨绍鸿成了我的直接领导。

当时，民进云南省委会刚成立，暂时还未找到办公场所，便与市委会合署办公。办公室十分拥挤，办公桌一张连着一张。杨绍鸿是省委副主委又是市委主委，理所当然的成了大家心中的领导。而他却没有领导架子，见到会内同志都笑眯眯的主动打招呼，尊称一声XX同志，就连麦主委也被称为麦同志。他叫我声瑛同志，使我倍感亲切。我觉得他更像一位老师，而他又不喜欢人称官衔，我就叫他杨老师，他欣然应允，并高兴地说：“有人说民进是教师党，我们教师会员多，叫老师很好。”从此，我一直尊称他为杨老师。

其实，他真是我名副其实的老师。我原在昆七中当老师，后来去教从政，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初到民进时，杨老师手把手地教我工作，民进昆明市委准备要做的一些大事，他总是提醒我先拿出方案，然后与统战部沟通，再由市委会讨论集体决策，定下来后他再具体地指导我一件件去落实。为了帮助我尽快适应自己的角色，他把自己多年来收集整理的昆明民进和有关统战工作的珍贵资料毫无保留地转交给我，让我好好学习。这些资料让我受益匪浅，我一直视为珍宝，好好的珍藏着。2010年，民进昆明市委要编一本纪念民进昆明市委成立30周年的纪念册以及一部纪念光碟。我撰写了昆明民进简史，并提供了很多资料，大多来自于杨老师给我的这些资料。这也是昆明民进会史的第一手资料。当年杨老师曾找过秦淑贞和赵毓英的子女希望能提供二位前辈的照片，但他们都不愿回忆那些辛酸的往事，不愿提供。这事一直记在我的心上，后通过杜慈孚找到同在昆一中工作的秦淑贞之子，通过梁春域副主委找到同在师大工作的赵毓英之子才要到了两张照片。

杨老师还嘱咐我到民进后要安心工作，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做一个合格的民主党派领导干部。他还说：“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做好统战工作就是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贡献，作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中的一个参政党，一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要听党的话，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一个民主党派领导人必须保持的清醒认识。”这些金玉良言，让我受益终身。昆明民进的活动经费历来都十分紧张，1984年以前，机关只有杨老师和戴文辉老师两个专职干部，他们精打细算，把有限的经费用在最该用的地方。为了节约经费，会议通知和会讯等资料都由戴文辉老师亲自刻蜡版油印。为了省下邮寄费，会议通知有关资料都由他们直接送到会员手中，而他们自己决不占公家一分钱便宜，把会务费全部花在会务活动中，花在会员头上。这些似乎是不起眼的小事，却让我们这些后来人深受教育。

从1987年到2005年，我当了18年的民进中央委员，每次到北京参加民进全会，杨老师都要求我们跟随麦主委同去，以便大家接送方便。他每次都带一个大旅行包，从不要我们帮他拎。第一次到北京开会，日程安排得特别满，而我太想去国家博物馆参观了，有一天小组会时，我就约上个旧识谢鸿年，找了个借口请假离会了。回来后，杨老师严厉地批评了我，这是杨老师第一次批评我，也是最后一次。从此，我每次都认真参会，并动笔作记录，回昆后都能较好地把会议精神传达到会员中。

杨老师虽然是我省最早的民进会员，为民进云南地方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不谋权、不为利，在会内从来都以二把手的身份出现，但无论是与秦淑贞、赵毓英还是后来的麦赐球都非常默契，在处理专职和兼职问题上也很得体，多次受到民进中央表扬。杨老师没有子女，他自己的全部精力都花在了民进的工作中，他自己的全部爱都贡献给了民进会员。1992年杨老师退休了，那时他已年逾古稀，但仍然关心着民进的工作，常会不由自主地绕到机关看看。每遇到会员培训，他都非常乐意的应邀为新会员讲会章、会史。由于长期在民进组织任专职干部，他没有任何职称，但他本人是难得的统战工作和民主党派工作的专家，是民进的活字典，什么问题他都可以给你解答得头头是道，如果评职称，他应该是统战理论和民进党派工作的高级专家。由于长期在民进工作，单位上没能给他解决住房问题，他曾住在办公室，后又借住在李如琚副主委家，但他并没有怨天尤人，仍然无怨无悔的工作着。他自己没有子女，一辈子默默无闻的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民进事业，1999年12月的一个夜晚，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他在自己的床上安详地睡过去了。

这就是我的前任，昆明市委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杨绍鸿。再回顾和他相处中遇到的一些小事，听起来似琐碎繁杂，但一滴水能反映太阳光的光辉，就是从这些小事中，我们看到了他高尚的人品，看到了他与党同心、献身祖国的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我会“以党为师，立会为公”的光荣传统，这一优良传统也将在我们民进一代一代传下去。

注：作者系昆明市政协原副主席、民进昆明市委会原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