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天津地方组织建立63周年。这63年来，天津民进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走过了一段极不平凡的光辉历程。

创建前的筹备工作

1951年8月，民进中央委派在津的民进会员、天津三联书店经理陈怀平和天津大公报主编孟秋江共同筹建民进天津地方组织。经过一年的努力工作，在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的积极支持和具体帮助下，民进组织在津发展了18名会员，并完成了筹委会准备工作。1952年8月3日，民进天津市筹委会成立。筹委会由7人组成，杨石先任主任委员，潘承孝任副主任委员，沈慧儒任秘书处主任，陈舜礼任组织处主任，陈怀平任组织处副主任，汪德熙任宣传处主任，蒋子绳任宣教处副主任。同年11月，民进中央主席马叙伦来津并发表讲话，对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及天津民进组织的工作方针作了明确指示。

1952年8月30日，在天津市政协礼堂举行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天津市分会筹备委会成立大会。

创建过程中的主要人物和感人事迹

1953年1月4日正式成立了天津地方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天津分会，主要创始人有：杨石先、潘承孝、李霁野、陈舜礼、陈怀平、汪德熙、蒋子绳、沈慧儒等。天津民进起源于天津高等院校，会员以高等院校和中、小、幼以及师范学院教师为主，还有文化、出版、文艺界的知识分子。

杨石先、潘承孝、李霁野，还有杨坚白、黄钰生都是天津民进五、六十年代的领导人。他们德高望重，政治上对党忠诚，业务上精益求精。在五、六十年代与民进中央的王绍鏊、杨东莼、徐伯听、葛志成几位领导接触也较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的作风带出了良好会风，从而使社会各界加深了对中国民主促进会的认识，扩大了影响。

主要人物

杨石先（1897－1985）原名杨绍曾，蒙古族，祖籍安徽怀宁县。我国著名的化学家和教育家，曾任南开大学教授、校长、名誉校长等职。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化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市科协主席。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是天津民进的创始人之一。曾任民进天津市筹委会主委，民进天津分会主任理事，民进天津市第一、二届委员会主委。1954年连续当选为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56年当选为民进中央委员，1958年当选为民进中央常委。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78年连续当选为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潘承孝（1897－2003）字永音，祖籍江苏吴县（现苏州市）。我国著名的内燃机、汽车专家和教育家。曾任河北工学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内燃机学会顾问，中国汽车学会、天津和河北省机械工程学会名誉会长。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57年起任民进天津市委会副主委，1963年任民进天津市第三届委员会主委，并当选为第三届市政协副主席和第三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62年负责筹备河北省民进工作，兼任民进河北省委会第一届主委，当选第二届主委，第三、四届名誉主委、顾问，并担任民进中央常委、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霁野（1904-1997），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教育家、鲁迅研究专家。安徽霍邱人。曾任天津市政协第一、二届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六届委员、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常委；民进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委。天津市文化局副局长、局长；南开大学外语系主任；天津市图书馆名誉馆长。1952年经鲁迅夫人、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许广平介绍加入民进，是民进天津市委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民进天津市第一届理事会副主任理事，民进天津市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霁野先生在其毕生从教中，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为教育改革发展呼吁建言，他与全国政协民进组委员联名提案推动制定教师法、建立教师节。

在创建之初，杨石先作为筹委会主任委员，积极参与各种筹建工作。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学校需要重建和改造，许多工作需要去完成，社会需要有才干的人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工作。五十年代杨石先身兼数职，最多时竟有二十多个。由于兼职过多，他处理不好行政、教学和科研的关系，产生了一些烦恼。他在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向周总理讲述了一直为兼职过多而感到困扰的事情，希望能派一个懂得党的方正政策的行政领导干部来接替他的工作。周总理耐心地听完后，亲切地对他说：“我们刚建国不久，有许多事情要做，而现成的人手又少，没有人可以派。有才干的人为什么不能多做些事情呢？兼两三个职务还是可以的，当然，兼二十多个职务就太过份了。”总理又询问了他兼职的情况，而后劝他在学校就不要搞教学了，可以让过去得力的学生和助手去教，行政事务可以找个有行政能力的老党员去干，再找个有威望、能办事的老教师作校长助理。周总理接着说：“你担任的许多职务是人民推荐的，我不能来个命令解除。你可以继续做一段时间，找出接替人选，推荐给群众，说明自己有困难，群众会接受的。”周总理还对他说，你今后应当把力量集中到科研方面来，我们国家科研队伍很小，力量很薄弱，应尽可能地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听了总理的活，他感到思想开朗，心情舒畅。后来，他遵照周总理的指点一一去做，果然把各项工作处理得比较妥善，不仅天津民进工作做的比较到位，科研工作也能够顺利进行了。1954年9月杨石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完全赞同和热烈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所修正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并同意刘少奇委员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认为这个宪法草案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所换来的。它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我们革命先烈的成果。它代表了中国六亿人民的意志来巩固自己的人民民主政权和通过和平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它是社会主义类型而同时又符合过渡时期的特点的。这一宪法的诞生，无疑地将给我们全国人民以强烈的鼓舞，推动大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自觉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他的发言赢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他本人也为能够代表天津民进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商议国家大政方针感到非常荣幸。

成立大会概况

1953年1月4日，召开民进天津市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民进中央理事会副主席王绍鏊、秘书处主任葛志成来津出席成立大会。大会选举产生民进天津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会由11位理事组成，杨石先任主任理事，李霁野、潘承孝任副主任理事。理事会下设秘书处：组织处、宣教处3个工作部门。沈慧儒为秘书处主任，陈舜礼为组织处主任，陈怀平为组织处副主任，汪德熙为宣教处主任，蒋子绳为宣教处副主任。大会确定了当前中心工作任务，要在天津市委的帮助还民进中央的领导下，在组织建设、成员思想改造、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为天津文教事业服务发展单方面开展各项工作。确定的组织工作方针是：“巩固与发展相结合”，即反对关门主义，又防止盲目发展，做好新会员和申请入会同志的教育培养工作。100余位会员参加了成立大会。

创建后的主要工作

天津民进成立初期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主要工作是领导和团结会员及所联系的教育、文化、出版界的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结合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帮助他们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和专业能力，努力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五十年代初期，民进组织在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49号一栋洋式小楼内开展活动并初步建立了机关办公制度和组、宣、秘联席会议制度。活动主要围绕抗美援朝、民主建设等国家任务以及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 等开展一系列活动。通过活动，广泛联系群众，扩大了组织影响，1953年4月份，在天津政协礼堂举行报告会，特邀民进中央理事雷洁琼做关于民进组织性质、任务的报告。1953年间，天津民进各级组织认真贯彻分会理事会确定的组织工作方针，积极稳妥地做好组织发展工作，至1953年底，基层组织发展到14个，会员人数达143人。此后几年中，天津民进在继续贯彻“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方针同时，还注重改进还加强组织建设的领导，从而使天津民进获得了稳步发展。至1957年3月，基层组织已发展到70个，会员人数达733人。

在做好组织发展的同时，天津民进组织会员及所联系的群众，参加抗美援朝、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改造等国家重大政治活动，并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加强会员思想教育，促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1952年12月召开的天津市第四届人民代表会议上，民进天津市筹委会代表所属个基层组织提出包括市政建设、文教建设、公共卫生、市民福利、中小学教师工作还生活等方面的提案16件，所提提案全部被会议接受，并分别提请政府有关部门研究处理。1953年间民进天津分会重点工作是：推动会员并带动所联系群众积极参加国家建设。为此，天津民进围绕国家当时的三大任务，组织了抗美援朝、拥军优属；宣传贯彻婚姻法、选举法；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等一系列活动。同时还组织演讲会、座谈会、组织生活会等方式，对会员进行思想教育。1954至1956年间，天津民进先后组织了学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参加天津的社会主义改造活动等等。

天津民进十分重视发挥自身优势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天津是文教建设服务。在1952年至1953年间，针对当时中小学教师思想和业务水平不适应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需要的状况，联合天津市民盟等举办“教育学系列讲座”，邀请全国模范教师霍懋征和苏联教育专家讲学数十次，对天津普教工作的开展产生很大影响。1953年10月4日，民进天津分会选派李霁野、方郁文为代表参加第三批赴朝慰问团，慰问朝鲜军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1956年4月天津民进与天津市民盟、九三学社联合举办“成员向科学进军展览会”，会上展出三个党派在高校工作的200多位成员的讲义、论文、译著、创造等实物529件。举办展览会的同时，还举办了文字改革展览和座谈。1957年间，中共开展整风运动，受反右扩大化影响，天津民进一些会员受到冲击。1959年11月，民进天津市第三次全体大会召开，依据民进中央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制定和通过《民进天津市委组织改造计划》，确定天津民进改造的方针是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速组织及其成员的改造，破资产阶级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继续深入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天津民进各级组织运用“神仙会”等形式，组织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积极参加技术革命、教育革命和生产节约的群众运动，为社会主义服务做贡献。1962年3月，天津民进结合中共河北省委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精神，由黄钰生副主委先后在市中心学习组扩大会议和市委委员扩大会议上传达会议精神广大会员发扬民主，围绕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认真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在会内外掀起了专业活动的高潮。民进市委会先后召开大、中、小学等各种专业座谈会三十余次。同年12月，天津民进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活动，并作为当时一项中心任务。在三个教育活动中，结合城乡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四清运动）组织推动会员分批到农村、厂矿参观学习，为促进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起到了积极作用。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展开，民进组织工作受到严重冲击，各项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1978年2月1日，在中共天津市委的支持和帮助下，成立了天津民进临时领导小组，着手组织恢复工作。至11月底，有561名会员恢复了组织关系，组织活动逐渐开展起来。1979年8月，民进河北、河东、河西、南开、和平区工委，红桥区工作组，南大直属支部等下属机关和基层也恢复了组织活动。

民进天津组织自成立至文革前，共有基层组织98个，会员694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统战工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民进组织不断壮大。各项制度逐步完善，先后制定了《区委会工作暂行条例》《基层工作暂行条例》《组织发展暂行条例》等，为保障组织发展和组织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