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6年来到民进杭州市委任专职干部的，当年8月，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孙鸿垣、周汉、唐廷仁，还有我等几位杭州的同志一同参加了全国“二大”，那时还没有浙江省级组织，我一来机关工作就非常荣幸参加了全国的会议。至1985年我调到民进中央任职之前，在浙江杭州工作期间，经历了反右整风、民进浙江省筹备委员会成立、民进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文化大革命中省、市组织被迫停止活动、七十年代末民进组织恢复活动、1980年民进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等重要的历史阶段和事件，回忆往事，风风雨雨，岁月蹉跎，历经考验，我们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不断前行。

“新、老”二次省筹委会

民进浙江省筹备委员会是在1956年底成立的，1958年有过一次“调整”。事实上省筹备委员会经历过两次组成，可以说有两届筹委会。

1956年9月初，民进杭州市分会经过常务理事会的讨论，打报告给民进中央，建议成立民进浙江省组织的筹备机构，并提出筹备委员会委员的建议名单。

9月中下旬，民进中央回复【56】总字第154号批示，同意建立民进浙江省筹备委员会，并同意筹委会委员的提名指定俞子夷同志任主任委员，陈礼节同志任副主任委员（注：在同一个批示中，中央还同意成立民进萧山县筹备委员会，归属省筹备委员会领导）。10月26日，省筹备委员会以【56】浙总字第1号文的形式，正式通知省筹委会各位委员，告知中央批示的内容，但当时还没有启用省筹委会的大印，故落款上是借用民进杭州市分会的印章。10月27日下午，召开了成立省筹委会的第一次预备会议，这次会议提出尽早建立秘书处、组织处、宣传处、文教处等筹委会工作机构及指定工作机构的负责人；提出除萧山县筹备委员会以外，希望年内在金华、吴兴（现湖州）、嘉兴、衢州等地再选择建立一、两个地方组织；会议还曾商定于11月中旬举行省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的大会。后来因为要制作宣传印刷资料、联系各地发展组织等准备工作要操办，还有向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申请经费需要时间等因素，一直到当年的12月中旬，筹委会商议择定12月15日举行成立会议，因为再往后，12月17日要召开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恐更没有时间了。在民进中央和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的帮助下，1956年12月15日，假座杭州湖滨路104号省政协会议室，中国民主促进会浙江省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在会议上，俞子夷主委报告了前期的工作，宣布了筹委会11位委员名单，并说明了省筹委会对今后工作的意见。当天下午三时左右，举行了省筹委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建立工作机构及明确机构负责人，推定金海观同志任省筹委会秘书长；确定有关会议制度和今后工作方向，并审核了以省筹委会名义批准发展的第一批11名新会员。

 1956年12月25日民进中央电报指示，同意省筹委会的要求，增加郑晓沧同志为省筹委会委员，至此筹委人数为12人。省筹备委员会于1957年1月正式发文，公布组成人员和会内工作机构，并启用印章。

省筹备委员会成立时是与民进杭州市分会在仁和路25号合署办公，许多工作是联合在一起做的。省筹委会成立后，根据民进中央的指示，着力推动组织发展，特别是重视浙江医卫界的发展工作，根据需要和可能向有关市、县推进发展；团结教育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提高觉悟，做好本职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当时，非常重视抓学习，领导层定期举行学习会，基层组织也几乎是每半个月举行一次组织生活，开展学习教育活动。记得1957年初春到夏初，省市组织开展的活动和会务工作十分丰富，大大小小有50次以上，比如，在思澄堂听取民进中央常委严景耀同志参观苏联观感报告、妇女讲座、参观农业展览、多次举行中小教就如何提高教学质量的座谈会、举办医卫界人士学习会等等。特别是任铭善、金海观等同志5月参加民进上海、江苏、浙江二省一市会议后，传达了有关精神，那时机关工作很忙碌，连续召开各种会议，响应号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帮助党整风，动员会员大胆鸣放，真诚的给党提意见。

然而后来的反右斗争扩大化，对民主党派和知识界的创伤比较大，对我们民进也是一个冲击。省筹委会中的俞子夷、任铭善、金海观、俞易晋、童友山都错划为“右派分子”，一些会员和发展联系的对象或被划为右派，或被重点批判，当时全省民进会员约300人，到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有60人，比例还是比较大的，教育界影响大些，医卫界稍好些。那时把发展民主党派成员批为“招兵买马”，把提不同意见批为“不要党的领导”，搞得党派成员和知识分子人人自危，诚惶诚恐，一些会员提出要退会，一些基层组织停止活动，民进工作受到重大挫折。在当时整个比较“左”的思潮下，民进会内搞“向党交心”“改造大跃进”等，记得220余名民进会员共向党交心近22000条。

反右后期，计克敏同志从杭州市教育工会主席、杭州市总工会副主席岗位上调来杭州民进任专职副主委，兼顾省筹委会的日常工作。1958年9月，民进杭州市召开四代会，总结了反右运动的经验教训，改选了领导机构，陈礼节同志任主任委员，计克敏、任明耀、吴克刚同志为副主任委员。

浙江民进也在反右斗争告一段落后，开始着手调整工作，充实力量。1958年11月12日晚7点，召开了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负责人会议，约有40多人到会，会议宣布了新的省筹委会成立，这次筹委会的组成人员共13名，陈礼节同志任主任委员，宏流、许钦文同志任副主任委员，计克敏同志兼任省筹委会秘书长。宏流同志是省教育厅副厅长，是一位比较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中共党员，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充实民进在教育界的力量而进入筹委会领导班子的。许钦文同志时任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兼省文联副主席，原是省筹委会委员。如此，新的筹委会领导班子仍鲜明地保留着文化、教育、医卫等浙江民进界别特色。俞子夷、金海观同志还保留在新筹委会内，而任铭善、俞易晋、童友三同志则被撤消省筹委会委员。

同年11月17日，民进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陈礼节等同志参加会议，大会总结了反右的经验教训，对今后的工作作出规划，这次会议极大地提振了大家的信心。浙江民进虽经历重大挫折，但总的看主体还在，新的筹委会艰难前行，继续推进工作。反右结束后，特别是六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作为民进，主要是做好团结人的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号召会员和所联系的群众继续改造，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机关干部，无论领导和一般干部，包括计克敏同志都分别联系基层，组织生活也很频繁。这个阶段的会务工作重点是加强政治思想建设，消除会员的各种思想疑虑，调动积极性，促进民进组织内部的亲和力，思想工作中心概括起来是“听、跟、走”，即听共产党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时大家有一种认识，认为“加入民进，有组织比没组织好，加入民进不是离党远了，而是向党靠拢了一步”。我也是凭着这样一种朴素纯真的感情，在当时的环境下做好会员的工作，强调基层要接受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与党同心同德，发挥好助手作用，直到今天我仍坚信这一点。

“神仙会”精神

记得1962年春天，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出：“调整关系、发扬民主、加强团结、加强教育、充分调动积极因素”，对党外人士进行甄别平反，我省错划为“右派”的会员中也有一部分陆续摘掉了帽子，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不少，出现迎接民主高潮和专业高潮的新形势。

这年底，省筹委会连续开了三次会议，也是省筹委会最后的几次重要会议，紧锣密鼓地准备召开民进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11月9日举行省筹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召开省一代会的决定；讨论一代会的工作计划和会议有关准备；通过代表名额和产生办法。11月20日再举行第十六次会议，讨论省筹委会六年来的工作报告；决定第一届省委委员的名额，酝酿候选人名单。第十七次会议，原定12月上旬（后来是在1963年的2月8日）举行，讨论通过工作报告；研究通过省第一届委员候选人名单；讨论通过会议议程；讨论通过大会主席团、秘书长等名单；检查各项准备工作。

为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成立四个小组，分头进行工作，秘书组：负责草拟省筹备委员会六年来的工作报告，会议议程和其它各项文件，由许钦文、吕漠野、陈益群同志负责。组织组：负责选举产生代表的工作；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酝酿协商工作，由计克敏、刘天香、俞允之同志负责。发言组：负责大会发言稿的组织，围绕大会中心任务，推动基层总结经验，推动服务与改造上有显著表现的同志准备发言，由吴克刚、余文光、祝其乐同志负责。总务组：负责经费预算，会场，住宿，膳食，交通等其它各项事务性的工作，由金海观同志负责。

当时浙江全省会员约400人，中小教290多人，医卫界80多人，退休有20余人。省一代会有正式代表74人（后有两位正式代表因病未能参加），由选举代表、当然代表、特邀代表组成。选举代表由各地方组织和省直个别联系会员产生，总的要求以进步性为主，兼顾各方面代表性人物，代表名额分配，是以省属市（县）地方组织为单位，选单位代表一人，单位代表以外按照会员人数计算，每满8人选举代表1 人，不足8人的，如满4人时增选代表1人。因此，杭州市委会代表44人、萧山县委会代表5人、湖州市（县级）支部代表3人、嘉兴市（县级）小组代表2人、省直个联会员代表2人。省筹委会决议规定，凡在各市（县）召开会员大会前，已经取得正式组织关系的会员，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会员中受留会察看尚未撤销处分者，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市（县）地方组织的代表选举和候选人的提名，应在党委领导下，全面慎重考虑，反复酝酿，充分协商。当然代表共13人，省筹委会委员为省一代会的当然代表，当然代表不占各市（县）地方组织分配的代表名额。省筹委会根据需要，特邀代表5人，规定其名额不超过代表总名额的十分之一。为了让更多的基层会员能参加省一代会，省筹委会和杭州市委会机关的部门负责人都是列席会议，会议邀请6位列席人员，不占代表名额，当时我就是列席了省一代会。省一代会全部参会人员约90余人，除正式代表还有若干会议工作人员。第一届筹委会委员童友三，当时受到政治上的压抑，只是杭州市委会机关的普通工作人员，所以他仅能作为工作人员参与省一代会，而一届筹委会时的委员、全国知名地理教师俞易晋则连省一代会代表都不是，这些做法都打上了当时的时代烙印。

省一代会的中心任务是推动全会认真学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结合传达浙江省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和政协浙江省二届三次会议的精神，进一步认清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提高自我改造的积极性，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鼓足干劲，努力做好工作，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根据这个精神，会议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检查和总结省筹备委员会成立以来的工作，讨论和确定本会今后的任务，选举产生第一届委员会，正式成立省级组织。

中国民主促进会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63年2月15日至25日在杭州举行，15日上午举行开幕式，许钦文同志致开幕词，民进中央周建人副主席、省委统战部朱之光副部长到会祝贺并作了重要指示，省政协徐赤文副主席代表省政协和各民主党派致贺，陈礼节同志传达民进中央五届三中全会精神，动员全体与会者根据会中央的要求，努力开好一代会。

当时正是国际国内充满着激烈的斗争，在共产主义阵营里展开着一场大论战，中苏关系紧张，西方势力企图分裂中国，中印边界发生冲突，西藏发生叛乱事件，许多会员很关心时政，但对一些问题认识不清，表现出迷惑和担忧，感觉在大风大浪中有点把握不住，因此希望通过会议，经过学习来弄清是非，明确方向。省一代会原定会期10天，可是后来开了11天，其中9天时间是进行学习，学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和任务。我还清楚记得在会议通知上，除了要各位代表带好伙食费、粮票以外，还开列着要代表们自己携带的学习资料有近10种，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红旗》评论：《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阶级斗争规律是不能忘记的》《既要重视政治也要重视专业》等等。在会议的设计上，一开始就明确：“是一次政治学习的大会，也是一次促进团结、推动工作的大会”，因此把较多时间用于学习，在日程上就考虑尽可能减少会务讨论和选举的时间，连开幕加闭幕，这方面共只用了一天半。

因为会期长，学习任务又重，所以如何组织好会议显得尤为重要，好在有民进中央的“神仙会”做法可以仿效，会中央刚开了五届三中全会，决定今后中心任务就是对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省一代会的前九天是学习讨论，以小组讨论为主，由摆到议，边摆边议，再有针对性地组织几次大会发言，各地代表，相聚一堂，绝大部分同志都做到畅所欲言，彼此有机会在各种场合交换各自不同的意见和见解，贯彻“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发扬民主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自始至终做到敞开思想，生动活泼，依靠自我教育的方法，提高认识和解决思想问题，有的代表高兴地说“这次才算真正尝到了神仙会的味道”，代表们评价“这次会议开得恰到好处，正当大家处于担心、关心、思想混乱之际来开这次会很必要，很重要”。会议是小组讨论和大会穿插进行，在一段时间学习讨论基础上，全体与会者再听取了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乎加同志的形势报告，进一步澄清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方向，增强了信心。有的同志说，“来的时候以为乌云遮天，忧心忡忡，现在心明眼亮，看到一片光明”，有的同志说，“来的时候感到会期太长，现在反而觉得时间太紧，学习得不够”，代表们深深感到“作为一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而自豪，作为一个革命者而自豪”，表示要“继续努力，加强学习和改造，坚决听党的话，永远跟共产党走，把革命进行到底”。

省一代会成效明显，特别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主要是因为突出了“神仙会”精神，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开展必要的思想交锋，善于启发和等待，细致地分析思想动态，逐步深入，营造活泼和谐的气氛，态度也是诚恳热情的。当然作为会议组织者，其实并不轻松，幕后工作是大量而辛苦的。在会议前后，省委统战部朱之光副部长和党派处周副处长始终关注，随时给予指导。会议中间，由领导出面邀请一些同志吃便钣，漫谈聊天，对消除顾虑，开好会议起到很好的作用。会前，我们还分别请小组召集人、骨干分子座谈，讲清会议目的要求，掌握政策精神和对会议情况的估计等，对他们提出要求，使这些同志思想上先走一步，心中有底。有的小组召集人就做得很好，讨论中善于把握主要问题，比较自然地提出要讨论的内容。大会发言的组织也很有针对性，在小组讨论中谈体会比较好，认识上有普遍意义的同志，我们就及时动员组织作大会发言，让更多的代表受到启发，互相交流，共同提高。从小组、到大会，再到请中共省委领导报告，“连升三级”效果确实不错，虽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思想问题，但是这种重在自我教育的方法，使大多数代表感到亲切，容易接受，形成一种团结、奋进、民主、求实的风气，增强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改造的自觉性。当然，也有极少数代表，认为学习安排太多，心生厌烦，所以也有一些“逃会”现象。一代会的第十天，许钦文同志代表省筹委会做省筹备委员会成立六年来的工作报告，吴克刚同志作会费审查报告，最后半天，在庄严隆重的气氛中，选举出陈礼节等19位同志为第一届省委会委员，候家声等2位同志为候补委员，正式成立了省级组织，明确了今后的任务。在随后召开的民进浙江省委会一届一次全会上，选举陈礼节同志任省委会主任委员，宏流、许钦文、余文光同志为省委会副主任委员，计克敏同志为省委会秘书长。一代大会在通过大会决议后，由宏流同志致闭幕词，他在宣布会议闭幕时响亮地说到：让我们抱着坚定的信心，迈出雄伟的步伐，坚决地跟着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走，走到底！

民进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是本会历史上代表人数最少，会期最长、安排政治学习最多的一次代表大会，这有当时的历史原因，但会议可以说是一次政治宣言，一个政治亮相，表达了我们浙江民进全体会员永远跟共产党走的政治态度和坚定信念，起到了凝聚人心，振奋精神、明确方向，建立省级组织，推动工作的作用，无疑是非常重要、非常成功的一次大会，在浙江民进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作者于1956年7月加入民进，曾任民进杭州市委秘书长。1985年调入民进中央，曾任民进中央秘书长。曾任全国政协第七、八、九、十届委员，第九、十届常委，第八、九届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