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钰生，字子坚，著名教育家、图书馆学家。1898年4月15日生于湖北省沔阳县仙桃镇。出身于封建知识分子家庭,1904年在家乡入私塾接受封建式教育。1909年十一岁时，随长兄去保定求学。1912年春，十四岁的黄钰生考入南开中学，从此与南开结下不解之缘。四年中学生活使聪敏好学而又勤奋的黄钰生身心得到全面发展，学业成绩很快名列前茅，1916年秋，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学校。1919年黄钰生抱着教育救国的愿望，官费赴美留学。1925年结束异国求学之路，旋即应张伯苓校长之邀，就任天津南开大学哲教系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黄钰生等人被迫南下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转入昆明成立西南联大。1945年抗战胜利后，黄钰生重返南开大学，被委任为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又挑起了复校建校工作的重担。1952年调至天津图书馆任馆长。1986年退居二线，任名誉馆长。

　　黄钰生曾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第八届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党组成员，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民进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民进天津市委员会名誉主委，天津联合业余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天津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理事长，天津心理学会理事长，天津情报学会名誉理事长，天津南开大学校友会总会理事长等多种职务。天津解放之初，黄钰生曾经犹豫、彷徨过，但在党的教育下，很快就开始追求进步。1953年开始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委员，并在大会中发言。他引用托尔斯泰名著的标题“苦难的历程”来说明自己转向并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过程。通过在政协的学习，他懂得了政协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协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应起的作用，并在此后的数十年中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在全国政协和天津政协的组织下，黄钰生到过鄂、湘、川、赣、晋、陕、内蒙古、闽等地参观、调查，获益颇多。多年来，他还参加了不少社会活动。1983年3月，他85岁高龄时，率北大、清华、浙大、燕京、西南联大和南开大学的校友共同创办了天津联合业余大学，并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以“老圃殷勤灌百花”的精神，为天津联合大学的创立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1956年，黄钰生参加了以文教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并被尊称为天津民进五位元老之一。通过参加民进的政治学习和会务工作的实践以及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合作共事中，他深深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他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识到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应该是共产党的助手，在反映现实情况和沟通意见上,应该是党的诤友；民主党派还应该在党和知识分子之间、工农与知识分子之间做好联系工作，使之互相支援、促进。他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为加强我市民进组织的建设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他从事民进工作三十四年来，特别是作为民进天津市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56年加入民进，旋任民进天津市委副主委，1983年被选任民进中央委员，1988年改任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他从不以领导者自居，作风谦虚、诚恳、朴实，平易近人，谈话风趣而又深含哲理使人信服，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经常用自己亲身经历了“四个朝代”“四面旗帜”的对比来说明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与必然；他经常以个人的思想转变和亲身感受现身说法，帮助团结会员共同进步，深受广大会员的爱戴。他一直主持民进天津市委员会领导层的中心学习组的学习，带头敞思想、亮观点，使学习组成员颇受教益。他始终关心会员的政治进步，他对老年会员经常以“莫道桑榆晚，红霞尚满天”来勉励，对青年会员经常以“学然后知不足”来鼓励，大家都感到亲切，感到受教育。就在他因年高退出领导班子担任名誉主委时，还谆谆告诫会员：“‘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我愿和全体会员一道，遵循这条真理去努力实践。”

　　改革开放以后，这位桃李满天下的老人，还充分利用在海内外的关系和影响，做了不少统战工作，曾热情接待港、澳、台和欧美的朋友，并撰写对台宣传稿件，担任天津市海外联谊顾问。作为民进会员、知名学者出国讲学、探亲，鼓励亲朋好友们多做有益于统一祖国大业的工作。数次进行对台广播，为振兴中华、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四化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黄钰生在南开学校读书期间，结识了与自己同岁的周恩来，两人很熟悉，后来周恩来留学日本时致函冯文潜，信中还问及黄子坚到哪儿去了，学何专业？黄先生自述：自己有一个“红色晚年”，实出自周总理的引导。他常常向人谈起自己一生经过三次国体变革、四次国旗变更的经历。他认为：国与爱国这两个词的含义，在三个时期有共同之处，也有三者截然不同之处。他说：我爱锦绣河山、富含宝藏的国土；爱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爱光辉、灿烂、悠久的文化。对于斯土、斯民、斯文化的爱，是三个时期共同的爱国主义。但是，我不大爱大清国，不爱龙旗，虽然我留过小辫，当过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子民。以孙中山为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以蒋介石为末任总统的中华民国的五色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我爱过，但是我现在不爱它们了。为什么我不爱这两个国体的国旗呢？因为它们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世界民族面前，抬不起头来。我现在爱，而且热爱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五星红旗。我为什么爱这个国家和这面国旗呢？因为她们使我在世界民族面前，昂首阔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说，我在旧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新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旧中国和新中国，土地还是地球上的那同一块土地，民族还是由五十几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一个贫穷落后、四分五裂、受人欺侮、大多数人饥寒交迫的旧中国，经过短短的三十多年，就变成一个繁荣昌盛、团结统一、受人尊敬、全国人民丰衣足食的新中国呢？只有一个答案：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好。我观察了三十多年，不到半个世纪，我现在下结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共产党的领导能够实现社会主义。今后，我们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黄钰生曾说，从满清封建王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历尽沧桑，饱尝艰辛，只有到了老年才找到了归宿。他认为，自从1974年他76岁时受到周总理的赞许和鼓励以来，便开始进入红色晚年。此后，他多次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他更加兢兢业业地为政协，为民主党派，为教育事业，为图书馆事业工作。他那种认真负责，孜孜不倦的工作之风，越来越多地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1986年88岁时退居二线，改任天津图书馆名誉馆长后，他仍关心着选书和培养人才的工作。

　　1985年12月，87岁高龄的黄钰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此时此刻，他的精神格外兴奋，表示要以有限的时间，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他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句诗情调消极、颓废、悲观。他赞扬宋人韩琦的“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的诗句。黄老这种老当益壮、为党为人民不知疲倦、勤勤恳恳的奉献精神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

　　1986年12月27日，南开大学为他举行了座谈会，宣布“国家教委撤消了1952年给予黄钰生撤消南开大学秘书长及天津津沽大学师范学院院长职务的处分的决定”。从此，老人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包袱得以真正彻底解除，这使黄老深受感动。他说：“这又一次说明了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的”。

　　黄老是通过长期学习和社会实践来认识并接受马列主义、实现思想转变的。当然，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他的转变有着深厚的内在基础。在南开中学，他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以及为公众服务的良好锻炼；在五四运动中，他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他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修养，又从西方文化中广泛汲取了营养。他养成一种凡事要问个为什么的科学态度和表里如一的坦率作风，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他忠于职守，公而忘私，凡事认真负责，不辞繁琐，力求创新。他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是鞠躬尽瘁、为国辛劳的一生，是呕心沥血、献身于文化教育事业的一生。他以自己的赤诚和辛勤的汗水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从1978年至1981年连续四年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

　　黄钰生先生作为文教界的耆宿，其阅世之长、经历之丰富，盖属鲜见。以九十二岁高龄辞世，也可谓寿尽天年了。黄钰生为人随和平易、风趣幽默、随遇而安，虽历经多重风雨磨难，但仍能近乎“人瑞”,这恐怕与其性格不无关系。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坚持真理、追求进步、严以责已、宽以待人、不计名利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以及治学严谨、提携后学、诲人不倦的治学风范为我们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民进天津市委会研究室孙红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