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创始人马叙伦先生是先父马翊中在浙江两级师范就读时的老师，彼此之间建起深厚的师生之情。1910年，先父在两级师范毕业，回家乡平阳担任教职，师生俩虽然天各一方，但经常鱼雁相通。1926年8月6日上午八时，我刚呱呱堕地，邮递员叩门送来恩师的信。先父特地将我取名为“允伦”，寓有继承、发扬恩师业绩的深意。

　　“文革”期间，马老先生和先父都受到冲击。1970年5月马老先生逝世，1974年2月先父也与世长辞。临终前，先父将我与家兄允元召到床前说：“在我—生的关键时刻，都是恩师通过书信，给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遗憾的是：恩师创立的民进，一直未在温州地区发展，我也未能成为民进的一员，只有寄望于你们了!”先父临终前勉励我参加民进。加上我在大学求学时，曾到南京参加过“五二○”游行，当时民进领导人马叙伦、郑振铎、李平心、柯灵等的文章，对我的启发、教育很大，使我对民进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

　　“文革”前，民进浙江省委会所属的地方组织，只有杭州、嘉兴、湖州、金华市委会及几个县级委员会，而“文革”期间全部停止活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民主党派工作也随着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民进浙江省委会除了恢复和加强原有的组织外，准备在宁波、温州、台州、丽水等地成立新的地方组织。1982年3月，正在温州市卫生学校担任语文教师的潘立禹，到杭州参加省卫生学校语文教材编写会议。与会者当中，有好几位是潘立禹在杭州大学中文系求学时的老同学，当时已经加入民进。经过他们的介绍，潘立禹在杭州参加了民进组织，并且接受民进省委会的委托，回温州物色新会员的人选，筹建温州的民进组织。

　　潘立禹回温州后，找到了在温州工作的杭州大学同学程展和杨笑，联系了市第五幼儿园的陆明新和其他几所幼儿园的教师。程展原是温州师专教师，前几年调到商校，但仍住在温州师专教工宿舍，与我的住处相近。我俩都是平阳城关人，他虽比我年轻，但经过几年接触，彼此已经建立起忘年之交。他几次同潘立禹来找我，介绍了民进的一些情况，希望与我一起加入民进组织。

　　经历过“文革”浩劫的我，已对政治活动失去兴趣，但一提起民进，不觉想起先父临终前的勉励，勾起自已对民进的感情。但是“反右”和“文革”的教训，又是那么的深刻，心想自己如果是民主党派成员，恐怕就会吃到更多的苦头。因此是否参加民进，在我的脑子里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潘立禹将在温州发展新会员的情况向省委会作了汇报，特别提到了我。因此在4月15日，我意外地收到了民进浙江省委会秘书长吴畏同志的一封来信。潘立禹还拿来一本介绍浙江民进的小册子给我看，其中列有民进浙江省委会领导人的名单，我只认得副主委计克敏同志。早在1956年我赴杭参加省教育工会代表会时，曾与他一起开过会，其余我一概不认识。但打开信来—看，才知道吴畏同志便是我大学时的同班学友吴复元。他在大学四年级离校，秘密参加四明山游击队后才改名吴畏。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啊!吴畏同志曾是全校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也是学生运动的带头人，但当时他的秘密身份一直不为人所知。这一次他在信中鼓励我参加民进。我在回信中提到自己对民进的深厚感情，但也向老同学坦率地提出两个顾虑：一是接受过去的教训，不想过问政治；二是参加组织后，怕会影响到自己的科研和写作。

　　回信寄出不久，便收到吴畏同志长达六页的来信。他在信中针对我的思想问题，语重心长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大意是：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文革”中那一套过左的做法，伤害了许多好同志（吴畏自己也是受害者，他的中共党籍也是以后才恢复的），教训极为深刻，以后再也不会重演了。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应该把眼光放远些，何必斤斤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呢?另外，民主党派讲的并不是空头政治。参加民进后，并不妨碍和限制个人的学术和写作活动。相反地还会起到促进作用。

　　我反复阅读来信，体味、咀嚼信中热情洋溢的词句，一夜未曾合眼。第二天—早，便找到程展，一起填写了参加民进的表格。我的入会介绍人便是吴畏和潘立禹。

　　接着民进又在市区发展了几位新会员。考虑到一个新成立的党派组织，必须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头人，在他的举旗下，才能取得一呼百应的作用。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才能与威望都不足以承担这一重任。只有物色到一位合适的人选，才能保证温州民进组织的顺利建成和发展。

　　潘立禹、程展和我等几人经过多方考虑，终于想到了三十年代的老诗人马骅(莫洛)先生，认为他是领头的最理想人选。潘、程是马老在杭大中文系的学生。于是我们三人于当年6月到7月初，四次登上了温州百里坊19号六楼马老的寓所，向他提出了我们诚挚的愿望。马老曾在“文革”期间受到残酷迫害，“文革”结束前夕，愤而提前退休回到家乡。当时他的中共党籍尚未恢复，起初当我们提出请他入会的请求时，他以不愿参加政治活动为由，再三婉言辞谢。但他在杭大任教时，与民进老会员任铭善、吕漠野等交情甚深，对民进也很有感情。加上我们的轮番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最后总算答应了下来。历史上有“三顾茅庐请诸葛”的美谈，我们戏称自已是“四上高楼请刘备”。出于我们的诚意，终于把这位现代的“刘备”请出来了。

　　“举旗”的人有了，接着马老又介绍了著名作家金江、唐湜和书法家蔡心谷等温州文艺界人士参加。影响所及，要求加入民进的同志—下子多了起来。

　　当时温州市委会尚未建立，入会者必须填写表格，经两位会员介绍，再送省委会审核批准，才算完成入会手续。马老入会是由省委会副主委吕漠野教授和我作为介绍人的。

　　1982年7月，马骅、潘立禹、陆明新和我赴杭州参加民进浙江省二届三次委员(扩大)会议。当年马老66岁，我56岁，陆明新46岁，潘立禹36岁，彼此相隔刚好十岁，倒是理想的老、中、青结合的班子。会议在杭州大华饭店举行，我和马老先后在会上作了发言。1983年3月17日，中国民主促进会温州市第一次会员大会胜利召开，中国民主促进会温州市筹备委员会宣布成立，马骅当选为市筹委会主委，金江和我当选为副主委。不久，市政协和省政协先后召开大会，马骅当选为市政协常委，金江和陆明新当选为委员，我则当选为省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