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乌当民族中学坐落在乌当区高新街道办事处新庄村境内，距区政府所在地三公里。三十年前，民进中央派往贵州支边的专家学者，曾光顾这所位于欠发达地区的普通中学。

　　1983年4月，民进中央响应中共中央关于智力支边的指示精神，把智力支边的重点放在经济欠发达、教育相对落后的西南地区，组织民进中央常委、上海育才中学校长、著名教育家段力佩，民进中央常委、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张志公等专家学者，来贵州省作了为期六天的讲学。鉴于贵州是多民族杂居的省份，段力佩、张志公等专家想了解一下贵州少数民族子女接受教育的情况，省、市有关部门便安排他们到贵阳市乌当民族中学和教职员工们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座谈。

　　那时候，我在乌当民族中学任语文教师。我和我的同事们平时过通学习，知道上海育才中学校长段力佩在中学教育改革方面大胆创新，很有成绩，《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曾经宣传报道过他总结创造的“紧扣教材、边讲边练、新旧联系，因材施教”的教学改革经验。他倡导的“有领导的‘茶馆式’教学形式”，育才中学用《水浒传》和《史记》作语文教材的大胆改革，还有“男拍女舞”式的课间操，都使我们感到很新奇。育才中学百分之百的高考升学率，更令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羡慕不已。而“张志公”这个名字，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来说更是如雷贯耳，很多语文教师都学习过他的名著《汉语语法常识》《修辞概要》，读过他主编的《语法和语法教学》，都属于他间接的学生。平日里我们对段力佩、张志公等专家相当“崇拜”，现在听说仰慕已久的两位专家要来学校和我们一起座谈了，我和我的同事们一个个翘首以待。

　　那天下午两点钟，几辆车子徐徐开进乌当民族中学，段力佩、张志公等专家学者在省、市、区有关领导陪同下走下车来，当他们缓步走进教学楼三楼会议室的时候，恭候已久的教职员工们一齐站立起来鼓掌，热烈欢迎民进中央派来的专家学者。主持座谈会的领导作了简短介绍以后，会议室里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待掌声停息，校长姚学仁开始向专家们作办学情况汇报。

　　姚校长汇报说：“乌当民族中学创办于1979年，文革结束后，乌当区从本区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实际需要出发，为发展民族教育，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质，把原来的五七中学改办为民族中学，由区教育局和民委共同管理。为使本区更多的少数民族子女都能够接受中学教育，乌当民族中学降低了少数民族学生的入学分数线，使全区初中毕业生中的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都考上了高中；针对部分少数民族学生文化基础较差，学习高中课程有较大困难的实际情况，把升学考试分数最低的五十个少数民族学生，集中开办了一个实验班，改两年学制为三年，先用一个学期复习初中课程，之后适当放慢教学进度，对这部分少数民族学生进行因材施教；鉴于大部分农村少数民族学生家庭比较困难，减免了他们的学杂费和书费；用民委补助的资金拓宽了助学金覆盖面，提高了助学金发放数额，改善了学生伙食和住宿条件；同时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少数民族学生参加民族节日活动，以事假对待，不作旷课处理。这几项措施的实施，使少数民族学生入学后的巩固率由八十年代初的50％提高到了80％左右。”

　　听了姚校长这些汇报，段力佩先生高度称赞说：“我认为乌当民族中学从当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办教育，这种做法很好，值得充分肯定！从实际出发是办好学校的根本经验，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坚持从实际出发。”

　　张志公先生在听汇报的过程中显得很振奋，他似乎不像段力佩那样偏重于逻辑思维，而是以热情洋溢的文学语言，把乌当民族中学的办学经验和少数民族学生称赞一番。他说着说着，不禁文思泉涌，诗兴大发，有板有眼地口占道：“今知此间兄弟，亦文亦武，智勇堪惊！更喜今朝携手，同举步，趋大同，共享昌荣。”与会的教职工都觉得张志公这诗很好，不少人异口同声地请求道：“请张老把这首诗写下来留给我们！”也有人提议：“请段老给我们题词！”

　　这时候，美术教师胡磊光把事先准备好的宣纸、砚台铺放在两位专家面前，在砚台里倒上墨汁，把毛笔恭恭敬敬地递到两位专家手里。张志公欣然挥毫，以刚劲有力的行书，把刚才口占那首诗写了下来。段老当年已77岁高龄了，握管的手腕略微有点儿战抖，字写得较慢，他郑重其事地在宣纸上写了“实事求是就是先进”八个大字。

　　当时，一些教师纷纷向主持座谈会的领导递条子，请段老讲讲教育改革，请张老讲讲如何推广普通话。由于时间有限，段力佩只是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一下育才中学教育改革的情况，他说:“育才中学教育改革的经验是，搞教育改革必须尊重教育规律，坚持从实际出发，不能违背教育规律，不能强加于人。”

　　张志公以其语言学家特有的素养和幽默感，讲起话来绘声绘色，很有风趣。他操着一口地道的普通话，但讲到陈毅副总理1956年关于推广普通话工作的一次讲话的时候，却用四川话加以模拟：“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放言的人口大国，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非常重要，党中央、国务院一定大力支持。”他模仿得很有些那么一种“川味儿”。更令人佩服的是，张志公才来贵州几天，就学会了“滴滴个”、“牙巴巴丝丝个”等贵州土话，说得相当到位，就连我们贵州人自己才理解的“茶叶”（即假话）那个“典故”，他讲话时也“活学活用”了。

　　大家都想听两位专家多讲些东西，但由于事先安排的时间已到，专家们只好煞住话头，告别民族中学，到乌当区电影院去为全区教师讲学。我和同事们知道机会难得，有的乘上学校的大卡车，有的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到电影院去，继续听两位专家讲学。

　　从那次听两位专家讲学到现在，已经三十年过去了，张志公和段力佩先生已分别于1997年和2003年相继去世了。但两位专家当年与我们座谈的情形，我依然记忆犹新。乌当民族中学的教职员工们一直把他们到学校座谈这事引以为豪。乌当民族中学把张志公和段力佩先生留下的两幅墨宝精心裱糊以后，一直挂在学校的会议室里。两年前，我曾叫刚从民族中学退休的妻子带上相机去学校拍照，但她在会议室没看到这两幅墨宝，问学校领导，说是会议室装修时收藏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