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以侵略者的失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抗日战争的胜利，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周建人立即与许杰、许广平等人发表《我们对于处置敌日在华商人的意见》，提出严惩战犯，赔偿文物图籍、财产与土地损失等六项要求。12月，发表《论历史行进的方向》《漫谈一党专政》等文，呼吁民主，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

　　这一年，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意见，周建人被介绍到开明书店工作。他的学生章锡琛当时在开明书店任经理，老板徐伯昕是进步文化人士，也欢迎他来开明书店任职。这时期，他先后撰写了《关于鲁迅先生的有些性格》《鲁迅先生口中的抗日英雄》《关于鲁迅的断片回忆》，分别发表在《民主》《周报》《新文化》创刊号和重庆《新华日报》上。这些文章，不仅表达了对鲁迅及其精神的独特见解，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当时中国政局、文艺界队伍建设、改造国民精神等一系列思想文化建设根本问题的认识。他在《关于鲁迅先生的有些性格》中，称赞鲁迅“名利思想非常淡泊”、“喜欢替人家做事，帮别人的忙，并不希望酬报”，而他“自奉却很薄，吃得很差……衣服穿得更坏……棉袍的开叉上与裤子的膝前打着补丁”。

　　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和平与欢乐。日本投降后不久，蒋介石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急急忙忙地调兵遣将，迅速抢占日寇在中国所占的地盘，接收日本侵略军留下的大批武器弹药，积极准备内战；他们把浴血抗战做出了重大牺牲的解放区军民看成眼中钉。另一方面，他们对美帝国主义卑躬屈膝，惟命是从，出卖“内河航行权”等一系列国家主权；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则加紧镇压和迫害，疯狂取缔爱国民主运动，并公布了所谓“五家联保法”和“警管制”，企图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殖民地和法西斯统治的牢笼，把人民大众再次投入黑暗的深渊。

　　在革命与反革命、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倒退决战的关键时刻，周建人义无反顾地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为了争取人民的基本权利，他积极投入到争取民主解放的爱国运动中。他为此写文章，上街游行，把个人的生命置之度外。

　　抗战胜利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他先后在生活书店、新知识书店担任编辑，继续从事进步文化事业。他和文化教育界爱国民主人士一起，经常在进步刊物《民主》（《民主》是抗战胜利后不久，由郑振铎、徐伯昕、蒋天佐、罗稷南等办的政治性刊物。马叙伦、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李平心、严景耀、傅雷等人经常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周报》《新文化》《文萃》《文汇报》《联合晚报》上发表文章，尖锐抨击国民党反动当局卖国、独裁、内战的政策，反对国民党政府向美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尤其对当时强迫人民实行的所谓“五家联保法”和“警管制”等种种法西斯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坚决的反对。据统计，从1945年至1948年的4年中，他撰写的关于和平民主运动的政治论文，总数在百篇以上。这是周建人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他写政治论文最多也最为集中的一个时期。

　　1945年9月，周建人写了《战争、科学与民主》一文，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由衷歌颂了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伟大贡献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深切悼念千百万死难的将士和同胞。他要人民永远牢记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周建人深深感到，中国之所以受到侵略，除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本性的驱使这一因素之外，国家本身的衰弱腐败也给了敌寇以可乘之机。周建人认为，光是科学与教育还是救不了中国，应当有先进的社会制度来保证。他说：要科学发达，并且要科学成为能保卫国家及有益于和平与人民幸福的东西，必须有自由发展的土地让它生长与发达，就是社会必须民主化！使“科学中国化，中国科学化”，就是要竭力推进民主政治，在无论什么方面，如教育、思想、文学方面促进民主。因为这是科学的基础。如果没有民主，又怎么能得到幸福与繁荣？中国经过八年艰苦抗战，这样大量地流血、惨死及冻死、饿死等等重大牺牲，换来了胜利，如果不是建造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这怎么行呢？而我们要避免侵掠的国家的侵掠，除掉这一条，实在也没有别的路可走。

　　周建人的这一见解，显然比当时一般知识界所提倡的“科学救国”的主张要深刻得多。他把掌握科学技术与建立民主政治、理想社会的最终目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1945年12月，周建人在《关于新年的希望》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对科学与民主关系的见解。他认为，五四时代提出过的要求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并没有过时，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过，时代在前进，情况在变化。那时的军阀统治已经结束，如今又经历了八年抗战，尽管今日所要求的也还是“科学与民主”这两桩事情，但情况已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他认为“应该把民主放在前面，因为必须先有民主，随后才可畅谈其他的文化。”否则，科学、教育、文化就都没有良好的基础，就将成为一句空话。试想一下，在充塞着封建法西斯专制独裁气氛的国度里，能有多少科学和进步的文化教育事业可言呢？

　　周建人在许多政论文章中，代表广大人民的意愿，发出了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民主的强烈呼吁。他在《人民需要和平反对内战》一文中指出：“正值中国国内有纠纷之时……美国对于中国的一切措置必须特别慎重，只宜助中国减少内部的摩擦，应避免增加摩擦或推波助澜，以免扩大内战。例如美国移交在华军火与军器的事应该从缓实行。”他深信，尽管反动派如何逆时代之潮流而动，“历史行进的方向是改变不了的，便是在向解放这方向走去，即向民主与自由的方向走去。无论什么大的阻力到此成为渺小。这是过去历史所昭示人们的教训。和平的前进如果办不到，历史的方向也决不会改变，不过这解放与进步又须由血来源上去，在呼号声中拥上去。人民是一定能享受这自由的，不过增加一点牺牲罢了。”

　　周建人还坚决反对国民党一手操纵选出的所谓“国民大会”和“国大代表”，主张进行民主改选，由人民自己选代表。他指出，有人反对选举，主张十年前选出的代表仍然有效，“这事情与不肯结束一党专政是相关连。不肯改选代表，实际上含有不结束一党专政的意义。”但是人民的意志不可违，“国民党还得赶快结束一党专政，赶紧还政于民。不但照建国方略讲起来是要还政于民的，蒋委员长也已经主张过要还政于民了，如果再迟迟不还，继续做着一党专政的迷梦，也就违背了包含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的意义了。”

　　1945年底，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徐伯昕、赵朴初、陈巳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等知名爱国进步人士，在实践中深感反蒋爱国斗争中有相互支持、相互团结的必要，应当联合起来，组织成一个进步群众团体。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于12月30日在上海中国科学社召开了第一次会员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民进的创始人，大都是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民主人士。民进的基本队伍由两部分民主力量组成：一部分是以马叙伦、周建人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出版工作者，另一部分是以王绍鏊所联系的部分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他们平时经常在上海集会座谈，分析国内外形势，揭露、批判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行，学习研究共产党的主张。他们在《周报》《民主》等刊物上，联名发表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张。联合作战显示了集体的力量，对当时民主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参加民进第一次会员大会（即成立大会）签到的有26人，马叙伦担任会议主席，他首先报告了发起该组织的原因和经过。他说：纵览目前国是，非促进民主不足以建永固之国基，经各方交换意见后，认为有组织团体以谋群策群力之必要。次年1月2日，民进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马叙伦、严景耀、陈巳生、林汉达、郑振铎、王绍鏊、周建人、柯灵等11人被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3月17日，又增选了傅雷、许广平、雷洁琼等7人为候补理事。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全面阐述了民进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立场观点，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针对蒋介石“先统一后民主”的谬论，义正辞严地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民主实在是统一的基础，同时又是统一的内容，统一的目的”，“统一而不以民主为前提，决无法实现”，“过去的不统一，正是不民主的结果”，并提出了八点政治主张。1月4日，民进第一届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推举马叙伦、陈巳生、王绍鏊为本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周建人当选为起草委员，又另选了财务委员、出版委员及秘书、事务员等，民进的组织机构日臻完善。

　　1946年初，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陈巳生、郑振铎、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等先后参加或主持了上海各界群众在玉佛寺举行的“一二·一”昆明惨案中遇难的于再烈士公祭大会、上海大中学生声援南京临时大学被捕同学大会、上海大中学生联合会在天蟾舞台举行的捐募助学金大会、上海临时大学学生联欢会等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民进组织在社会上的影响。

　　为了推动上海各爱国民主力量的联合，进一步开展反独裁、反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和协助下，1946年5月5日，包括民进在内的上海52个社会协和体在南京路劝工大楼礼堂举行大会，呼吁停止内战，强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改变对华政策，停止向国民党提供军事援助等。会上，正式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马叙伦、胡厥文、沙千里、王绍鏊、林汉达和周建人等29位人士当选为理事，其中10名是民进会员。

　　1946年5月以后，周建人连续发表《论内战应即停止》《再论内战必须立即停止》以及《论反民主逆流急须遏止》《论半殖民地法西斯的特质》《论法西斯分子罪行》《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等政治论文。在这些文章中，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向人民指明：在国民党内有一部分好战的官员，正在“积极调兵遣将，布置全面的内战。”他指出：“内战不止，政治不民主，农民的苦痛不已。”他还批驳了有些人认为只要共产党让步，或者交出武器，内战便可以不打的错误观点。他说：“赤裸裸地说起来，文字上，常常称为国共两党之争的，骨子里其实是官僚买办阶级地主、有些大资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的争执。”因此，国共两党之争，绝不是一般的观点之争，而是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是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原则问题争论。他以确凿的事实为依据，说明国民党反动派代表了极少数人的利益，连国民党内的进步份子也反对他们；而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是革命的、民主进步的力量，是为争取人民大众基本的生存权利而斗争的。因此，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深得人心的。

　　1946年5月，民进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决定组织上海人民反内战运动大会，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当时，南京正在进行国共两党和平谈判，而蒋介石毫无和平诚意，他自恃军事上的优势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发出“三个月可击破共军”，“六个月内可完全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叫嚣。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民主促进会提议反内战大会还应推派代表赴南京请愿，直接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

　　6月23日，上海150多个人民团体发动近10万群众，在上海北火车站集会，热烈欢送以马叙伦团长为首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并在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周建人虽已年近花甲，肺病又刚有所好转，仍不避风险，与民进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参加了这一活动。他亲自到车站送行，并始终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当天下午，当马叙伦所率领的和平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制造事端，指使特务、暴徒对代表团团长马叙伦及代表团成员行凶殴打，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周建人和其他在沪爱国民主人士一道奋起反对，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野蛮暴行。在南京参加和谈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亲自赶到医院慰问受伤的马叙伦及其他伤员；在延安的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也分别致电表示亲切的慰问。

　　“六二三”下关事件撕下了蒋介石政府和平谈判的伪装，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坚持内战、残暴镇压人民革命的反动面目。广大人民群众从中受到教育，丢掉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认识到只有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到反对内战的人民运动中去，内战才有可能被制止。“六二三”下关事件也使周建人进一步认清：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的真正希望之所在，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更加密切。

　　1946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和策动下，公开破坏和谈，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全面内战爆发了。在国统区，蒋介石集团进一步强化独裁统治。他们派出特务暗杀了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又先后禁封了《民主》《周报》等一大批进步刊物。在此时刻，周建人与马叙伦、许广平等人联合上海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尖锐地指出：“人民的口是终归封锁不住的，文化是终归虐杀不了的。”他们呼吁“全体人民一致起来，争取人民所应有的自由权利。”

　　但是，国民党当局总是低估革命人民的力量，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他们把中国共产党的一再呼吁当作软弱可欺，把爱国民主人士的和平要求当作耳旁风。1946年12月，他们进一步炮制了伪“国大”，制订了伪“宪法”，他们还出卖海、陆、空主权，与美帝国主义签订了所谓《中美商约》。1947年7月4日，又悍然颁布《勘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妄图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消灭一切人民进步力量。民进领导人并没有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对民进组织的无耻诬蔑，民进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致张院长（岳军）的公开信》，彻底揭露了反动当局的奸计，严正宣告自己是“民主运动之团体”，目的在“促进民主政治之实现”，决不惧怕反动派的诬蔑，亦决不因恐吓压迫而受阻。不久，中国民主同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勒令解散，民进领导人也处于敌人的枪口之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马叙伦、王绍鏊等民进领导人于这年冬天离开上海，转移到香港继续从事爱国民主运动。周建人等仍留在上海，继续领导民进及其他爱国人士坚持反蒋爱国斗争。

　　周建人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高尚的道德情操。1947至1948年间，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处境十分困难。当时，有一个外国组织为了拉拢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曾给一些知名人士送东西，他们也给周建人送去大米、面粉和火腿等物。周建人说：“不义之财，不敢领教。”坚决拒收，把东西全部退了回去。这一鲜为人知的事实告诉我们，即使在最困难的境遇下，周建人仍坚持反帝爱国立场，保持崇高民族气节，清廉淡泊，不义之物，虽一毫而莫取，维护了国格、人格的尊严。这种高风亮节又是多么的可贵。

　　1948年4月，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里，由他的老战友、老党员艾寒松同志介绍，周建人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章规定，入党需要两位党员介绍，入党后还须预备期。周建人入党时只一位党员介绍，也无预备期。这是根据当时的特殊情况，特别是根据周建人一贯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特殊贡献，由中共中央特批的。遵照党的指示，为了有利于他在国统区的活动和斗争。周建人一直没有公开过自己的党员身份，连自己的妻子、女儿也不知道。

　　疾风知劲草，患难识人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经过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在尖锐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周建人终于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由一个追求真理不断前进的爱国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正如江泽民同志1989年9月29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历史证明，坚定捍卫中华民族尊严、期望中国繁荣昌盛的爱国者，大都会成为忠诚的社会主义者或社会主义的可靠朋友。”周建人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事例，同样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1948年秋天，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周建人一家悄然离开上海，乘船北上到达天津，然后，又辗转到了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受到中共中央统战部机关干部和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1949年元旦，周建人在解放区度过了第一个新年。这天夜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设宴，招待来自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周建人偕夫人应邀出席。会上，当介绍到他“这位就是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先生”时，毛泽东高兴地和他热烈握手，对他突破重重封锁前来解放区工作表示热烈欢迎。这次宴会时间不长，但毛泽东那宽广的胸怀、尊老重贤的态度，以及质朴的穿着，给周建人留下深刻印象。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周建人等随中央机关到达北平。同年4月18日，他被任命为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