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3年，省级机构班子调整，省里决定要我担任浙江省文化厅兼省文物局的行政领导工作。当时王家扬同志来找我谈话。可是，我是教书的，我的父亲、祖父，还有曾祖父都是教师，因此我喜欢教书，觉得自己不适合搞行政工作。随后，省里的任命文件下来了，好几个省领导找我谈话，我心里虽然不太情愿，但最后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安排。不过，我的工资关系依然保留在学校，我继续教书上课，并且带研究生。我在省文化厅和文物局工作，既不拿工资，也不拿奖金，是一个义务兵。

　　省里关于文化厅领导班子的任命文件，当时引起了一些民主党派人士的关注，从文件上可以看出，我不是文化厅的党组成员。许多民主党派人士看到这点后，才发现我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加入其他任何党派。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当时我是因为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才被吸收入文化厅领导班子的，但其实当时我并不属于任何党派。于是，好几个民主党派来做我的工作，想吸收我加入他们的党派。

　　我当时并不想参加民主党派。一方面，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另一方面，我对民主党派的情况也不太了解。那时，做我工作做得最多的党派就数民进了。浙江民进的同志非常热情，郭锦春、徐云锦，还有杨松森，他们前后一共来找了我八次。当时，民进浙江省委会的副主委李天助先生因为心肌梗塞在医院住院，一定要我去看望他。在病床前，整整两个小时，李天助先生握着我的手不放开，希望我能够参加民进这个组织。看着病床上的李天助先生，我实在不好意思不答应，于是就比较委婉地和他说：“李伯伯，让我回去考虑考虑吧。”

　　当时的我虽然不是民进会员，但是和李天助先生的关系一直很好。之前我的声乐老师和钢琴老师，都和李天助先生相识，我也一直尊称他李伯伯，他对我的情况是十分了解的。“文革”期间，李天助先生被批斗时，有的人对他避而不见，甚至落井下石，而我一直对他很好，因此我们的关系非常亲近。

　　正是因为浙江民进同志的热情和诚恳，我开始思考，民主党派到底是怎样的组织。对我而言，加入一个党派，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因此我想去了解一些关于民主党派的知识，于是就找到了杭大历史系邱钱牧。

　　邱钱牧是我的学生，研究中国现代政党史，是当时《中国民主党派史》一书的主编。我本人虽然是研究历史的，但我的方向是史前史和人类学，因此我要向我的学生请教。邱钱牧把党派的情况一一给我作了介绍，使我对民主党派有了一定的了解。听完他的介绍，我觉得以文化教育为主界别的民进很不错，对我比较合适。更深入地，我了解到在民进这个组织中，第一任主席是我非常崇敬的马叙伦先生，还有周建人、叶圣陶、鲁迅的夫人许广平、谢冰心、傅雷、郑振铎、顾颉刚、蔡尚思、李平心、吴贻芳、雷洁琼等许多文化界的杰出人士。还有我所在学校的老师——翻译《小妇人》的郑晓沧先生、给我教授《文字学》的任铭善先生，他们也是浙江民进的会员。这么多优秀的学者，让我肃然起敬，我觉得这个组织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创建于1945年的党派组织，缘起于文人学者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艰难背景下的挺身而出。他们凭借爱国之心团结在一起，积极参加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实在让我敬佩。在如此优秀的组织和杰出的民进会员的感召下，最终我做出了加入民进的决定。

　　我的入会介绍人是李天助先生和杨松森先生，批准入会的时间是1983年11月1日。我后来知道，我是浙江民进的第1001个会员。

　　我和民进也是非常有缘的。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在1957年年初的一个夜晚，当我第一次在收音机里听到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老师用中文演唱的《茶花女》时，不禁激动万分，忍不住留下了眼泪。以往我在唱片中听到的《茶花女》，都是外国女高音歌唱家演唱的，而张权老师作为第一个用中文演唱《茶花女》的中国女高音歌唱家，唱得这么好，和外国第一流的女高音歌唱家相比毫不逊色，让我这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十分钦佩。后来我到北京去参加民进中央的会议，发现张权老师也是我们民进的会员，真是太高兴了。张老师也许不知道，就是在那一个晚上，远在千里之外杭州的一个年轻人，聆听着收音机里她的歌声，禁不住热泪盈眶。也许正是在这泪水中，埋下了我和民进之后的缘分。而当年和张权老师一起演唱《茶花女》的男高音歌唱家李光曦，竟然也是民进的会员，真是太好了。直到现在，我也一直认为我当时入会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是一个优秀的组织，并且拥有这么多优秀的会员，我为自己是民进的一份子而感到骄傲。

　　二

　　参加民进后，我更感到民进的优秀，于是我想把我熟悉的一些友人也发展进民进这个组织。

　　我第一个发展的会员，是周大风。周大风是《采茶舞曲》的作者，他为人正直，才华横溢，在音乐上有很深的造诣，因此我第一个就想到要他参加民进。我自己是个音乐爱好者，早在上世纪五十代初在浙大读研究生期间，我就曾为我的钢琴老师代课，替他上了一个学期的《音乐欣赏》课。那时我还常常在校园里组织音乐欣赏晚会。在杭大任教时，我专门开过一门《欧洲近代音乐史及音乐作品欣赏》的选修课，许多学生都来选修并听我上课。正因为爱好音乐，我对周大风很钦佩，正巧他的工作单位归属于文化厅，我就找到他，希望他参加民进。没想到发展的过程非常顺利，周大风马上就同意了，于是他就成为我第一个发展的会员。作为浙江省音乐家协会的主席以及杭州市音乐家协会的主席，周大风的加入，影响和带动了很多音乐界的人士加入民进，浙江民进在音乐界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

　　我第二个发展的会员是画家孔仲起。我和孔仲起先生同为西泠印社的社员，正巧遇到印社开会，我和他坐在一起。聊天谈话中，我表达了希望他加入民进的意愿。结果他二话不说，马上就答应了。孔仲起先生对我十分信任，正是因为这份信任，他成为我第二个发展的会员。

　　第三个发展的会员是吴山明。吴山明先生是个非常优秀的画家，他当时还很年轻，和孔仲起一样，他的技艺和人品是我十分钦佩的。我自己虽然不擅长画画，但我很喜欢美术欣赏。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我每个星期天都会骑自行车去美院的展厅看画展，我也很希望多发展一些画家加入民进。发展吴山明的过程同样非常顺利，他也很快答应了加入我们民进。在我发展了孔、吴二人后，基于他们两位的铺垫，许多美术界人士也都加入了民进，浙江民进在美术界也发展了很多优秀会员。

　　三

　　1988年到1997年，是我担任两届主委的阶段。在这段任期中，让我觉得比较欣慰的是，当时民进浙江省委会班子非常团结，遇到问题时，大家从来都坦诚发表自己的意见，讨论后达成一致。在这个和谐团结的集体中，没有人做“好好先生”，大家真正是通过民主的形式发表意见、开展讨论，推进我们的会务工作，这是我认为比较突出的一点。

　　除了重视省委会的班子建设外，我们对地方领导班子的建设也很关注。想要把地方组织建设好，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和领导班子建设是至关重要的。我不是个喜欢坐在办公室的人，因此经常下到各个市级组织，向市级组织的同志学习、求教，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的问题。在我做主委的头几年，我几乎跑遍了下面的所有市级组织，有时和吴畏、邱镕钧同志一起，一次次地下去进行调查研究或进行座谈讨论。有一年冬天前往湖州，突然下起了大雪，雪大到我只能下车去给司机蒋师傅探路，探一段开一段。车子下午1点半从杭州出发，直到晚上7点半才到达湖州。一到湖州后也没来得及休息，就和湖州的同志们一起开会，座谈讨论班子建设的问题，等到最后大家达成一致意见时，已经是晚上12点了，连我住的招待所都关门了，只能敲门让值班的管理员起床替我们开门。还有一年，当时我摔坏了腰躺在家里不能动弹，听说绍兴民进第二天开代表大会，老的班子成员仅剩一个保留，而班子主要成员候选人问题还有很多困难。我躺在病床上很不安，打电话到绍兴，希望能延迟召开代表大会，为继续物色合适的候选人争取时间。随后，腰伤还没痊愈的我，和邱镕钧同志到绍兴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努力为绍兴民进班子物色寻找合适的人选。

　　经过努力，各市级组织的领导班子建设在我任主委的那几年有了很大的改观，也物色选拔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负责人，为之后浙江民进组织的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像湖州的缪鸿康，在他做主委的那几年，湖州民进的工作很有起色，班子非常团结；像绍兴的杨明志，把绍兴民进的工作水平提升到了新的台阶；杭州的孙鸿垣，以及后来的卜昭晖，都是非常优秀尽职的地方领导人；此外还有温州的谢惊春，宁波的陈守义等等。虽然做这些工作非常辛苦，有时也要敢于下决心，承担很大责任，但我一直认为，一个党派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为国家和社会服务，领导班子建设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到民进后，和民进省委会的同志一起在这个方面花了很多时间和心血。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我认为在组织建设中，要重视和发挥老同志的作用，这也是我关注的另一个工作重点。如今民进很多成就和业绩的取得，都离不开老同志之前做出的贡献和打下的基础，因此尊重老同志，努力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在我看来是很有必要的。现今很多老同志，虽然退休了，但依然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并且对民进的各项工作非常关心。因此我建议，每年重阳前后，邀请民进浙江省委会的老领导聚一聚，喝一杯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除了老领导外，每年也应该安排机关退休的老同志，聚一聚，聊一聊。虽然只是一杯清茶的座谈会，却意味着我们没有忘记老同志，我们愿意倾听老同志的意见和建议。很多情况下，老同志也往往具有更高更全面的视角，有更丰富的经验，帮助我们把会务工作做得更好。上届开始，由盛昌黎老主委提议，省委会开始邀请地方的老主委们每五年中至少有一次到杭州参加一次座谈，这也是非常好的做法。所有这一切，都会为我们省委会和地方组织的领导班子建设带来帮助，也会将“爱满民进”的优良传统不断延续下去，更进一步促进会内的团结友爱。

　　民主党派一定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做好工作。对于省级民主党派而言，省委统战部就是娘家，因此我经常上“娘家”去汇报情况、请示沟通，当时统战部前后任的耿典华、李青部长，崔云溪、崔成信、步柏俦副部长等，都给予了我个人，给予了民进组织很多的关心和帮助。他们像对待家人一样，帮助我们解决困难，提出意见，让我切身感受到了党对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关心。两位崔部长，虽然都早已过世了，但是我一直怀念着他们。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当现在已经85岁高龄的我回过头去看那些岁月时光时，很感慨“民进”在这其中占有了重要的份额。民进最初对我的信任，我加入民进以后感到的温暖，以及我在民进的工作，都源于这个大家庭的爱。在民进中央，我也深深感受着这份关怀和爱护，不仅是雷洁琼、许嘉璐这样的民进中央主席，还有叶至善、陈舜礼、葛志成、楚庄、郑芳龙、毛启邠等许多民进中央的领导和民进中央机关的工作同志，对浙江民进的工作一直给予极大的关怀，使我十分感动。1993年，余姚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开馆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雷洁琼同志就接受了我的邀请，不顾年岁已高，亲自来余姚参加了开馆仪式。对于一个小小的地方博物馆而言，能邀请到这么高级别的领导人和有名气的学者，实在是非常难得，足以体现出她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我也一直以“雷妈妈”来尊称她，和她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1997年，我从民进浙江省主委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虽然当时的民进中央和省委统战部的领导都希望我能够再做一届，但考虑到年龄的问题，我拒绝了，并给当时的中央主席雷老写了好几封信表达内心的意愿。雷老被我的诚恳所打动，尊重了我个人的意见。而后，我就被推选为名誉主委。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这些点点滴滴，都是我人生的重要部分，我也始终为自己是民进的一员而感到骄傲，并衷心希望，能继续为民进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外，我还在浙江文博界发展了一些会员。浙江博物馆副馆长汪济英先生，学问很好，但从不张扬。他比我大一岁，我将他发展入会，并一直把他当做自己的兄长；蓝田猿人发掘的主持者、杭州大学教授戴尔俭先生，浙江自然博物馆的副馆长蔡正全，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我的学生王旭烽，还有杭州大学图书情报专业的白晓文教授，都是由我介绍入会的。年轻一些的，有现在省直文化支部的支部主任周永良，他从事文物鉴定，专业水平很高，现在是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的负责人，还有林华东、俞为洁等等优秀的学者。

　　在学术科技领域，我还发展了陈偕雄。他是浙江大学的教授及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电子技术及数字电子学教学与科研。当时为了动员他入会，我请浙江民进的几个副主委一个个与他见面，和他谈话。他后来和我说，正是因为看到民进对他这样诚恳，他才选择加入了民进。

　　我有时想，如果周大风、孔仲起、吴山明、汪济英、戴尔俭、蔡正全、白晓文、王旭峰、陈偕雄、林华东、俞为洁、周永良等那么多优秀的人才不参加民进，那会怎么样？当然，浙江民进仍然会是个很好的组织，我们仍然会有许多优秀的会员，但我们民进在音乐界、美术界和文博界的力量可能会受到影响，也不会有开明画院这样优秀的美术社团了。让我十分高兴的是，当时他们都接受了我的邀请，加入了民进的大家庭，他们优秀的学识、正直的人品，都让我从心底佩服。事实证明，我们民进的会员都是优秀的人才，他们勤奋、踏实、正直、热心，活跃在包括医卫、文化、教育等许多界别在内的各个领域，积极地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作者毛昭晰于1983年11月加入民进，是著名史前史学家、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原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兼省文物局局长。曾任民进中央委员会第七届委员（后增补为常委），第八、九届常委；民进浙江省委员会第二、三届副主委，第四、五届主委，第六、七届名誉主委；全国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委员，第八届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