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祥（1925—2017），江苏吴县人。1945年毕业于大夏大学政治系，曾任上海市同德中学教师，上海市圣谊中学教师、校长，上海市长宁中学副校长、校长。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曾任民进长宁中学支部主任，民进长宁区委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民进上海市第八、九、十、十一届委员会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民进中央第七、八、九届委员会常委，政协上海市第五届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委员会常委，政协上海市第七、八届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政协全国第六、七、八届委员会委员。

　　当年的入会

　　现在大家在申请加入民进的时候，一般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基本的认识，对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对民进作为参政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有一定的了解。我当年入会的时候虽然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也有基本的了解，但是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不同，我们那个年代加入民主党派时候的想法和情况与现在有着差异。

　　我离党员的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

　　解放前，我和原来几个同学一起办了一所义务学校，为穷人家的孩子提供免费的教育。学校取名圣谊，意为圣洁的友谊。最初，我们借小学校舍在晚上上课，后来因为那时统治上海的国民党教育当局不允许我们办学，以必须有自建校舍白天上课来卡我们。所以，我们就借了点钱，租了块农田，造了几间简易的板房，就成了我们的学校，并开始白天上课。当时，我身兼校长和教务主任。解放后，上海市教育局对于我们的办学非常认可，因此由教育局出资支持我们的学校继续办下去，我继续担任校长。到1956年的时候，根据教育局的要求我们学校与长宁中学合并，新的学校仍叫长宁中学，我担任学校的副校长。

　　由于一直在教育界工作，我和当时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蓝文瑞解放前就认识了。解放初，我是编在他领导的一个大组里参加思想改造运动。我们一起在长宁中学工作后，他就动员我申请加入共产党。其实我们知识分子不管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为追求进步，有寻找一个组织，加入一个组织的迫切愿望。对蓝书记的动员，我进行了认真的考虑。但总觉得自己入党的条件还不够，离共产党员的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

　　就在那时候，我接触到了市西中学校长、我们民进的知名教育家赵传家。由于他的建议，提出让我先申请加入民进，等经过一段时间磨练，够入党条件了，再申请入党。

　　先加入民主党派，再加入共产党，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来说是较普遍的选择。可以说，大部分选择加入民主党派的同志都是由于各种原因，难以一下子加入共产党，所以采取了这种分步走的方式。不仅是普通的基层会员有这样的想法，连党派市委、区委的领导都是以能加入共产党作为自己的目标的，从民主党派加入到共产党，说明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进步了。

　　入会离不开党组织的关心和支持

　　那时候，民进最主要的成员是中小学教师，发展的对象倾向于学校的校长和教导主任以及有较高资历和潜力的教师，应该说民进在当时的普教界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

　　在赵传家校长的动员下，我经过慎重的考虑，想要先加入民进。我的这一决定，得到了学校党支部和蓝文瑞书记的认可。只有党支部对你这个人认可了，认为你在政治上没问题，是可靠的，你才有可能取得组织在政治上对你的认可。应该说在我入会的过程中，党支部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有了党支部的认可，再加上赵传家校长作为我的介绍人，我的入会过程就比较顺利。

　　1956年，我正式被批准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基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大家对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认识，导致当时大家参加民主党派的动机和情况与现在存在一定差异。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党组织对我们选择加入民进起了关键的引领作用，在我们入会过程中又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建国后，民主党派组织的快速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关心和支持是密不可分的，没有共产党的帮助，党派不会有这么快的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中共中央统战部就着手指导并协助民主党派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包括帮助各民主党派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会议，确立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政治纲领和组织方针；明确民主党派的指导思想；帮助各民主党派协商确定各自分工活动的主要范围和重点；帮助民主党派发展成员，推动帮助党派成员进行学习改造等。

　　1950年4月，民进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全会会员总数仅150人左右。在共产党的帮助下，1952年8月，全会会员总数达1000余人；到1956年8月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全会会员人数已经达到2800余人。

　　就我们上海而言，1949年，上海市的民进会员只有75人；1950年，为106人；1955年，发展到451人；1957年9月，上海民进共有会员1780人，会员人数较之建国初期有了巨大的飞跃，为民进更广泛地联系界别，开展履职活动，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

　　壮大前进的队伍

　　在我加入民进之前，学校里面除了党员就是群众。在我入会成为长宁中学的第一个民主党派成员后，由于我在工作上一如既往的兢兢业业，在学校很多工作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党支部领导对我比较认可，进而在实践中，对民主党派的评价也比较高。尤其是蓝文瑞书记，他是老地下党员、老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掌握的比较好。

　　当时，党支部就找我谈话，提出是不是在学校里再发展几个民进会员，让更多的积极向上的同志能参加到组织中来，为他们创造机会，同时进一步发挥民进的作用。

　　其实，在入会之初，我就有类似的想法。因此，在得到学校党支部的支持后，我立即着手在校内进行新会员的发展工作。

　　在选择发展对象的时候，采用的是我物色和党支部推荐相结合的方式。我物色发展对象，一是自愿的原则，即本人应自愿申请加入民进；二是在政治上可信可靠，业务上要有一定能力。当然，不管是我物色的还是党支部推荐的，最重要的还是党支部对这个人认可，然后经过民进组织的审批，将他发展为民进会员。

　　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我先后发展了一位美术老师和一位历史老师加入民进。从现在来看，当时选择发展的两位同志都是比较进步的。

　　在他们两位加入后，学校里的民进会员就有三名了，符合了建立支部的基本条件。于是，经民进长宁区委同意，在民进市委备案，并在区委统战部办理了相关的手续后，民进长宁中学支部正式成立了。我担任支部主任。

　　民进长宁中学支部的成立，只是当时党派组织发展的一个缩影。

　　1951年8月，民进三届三次中常会作出了《关于建立基层组织，加强组织教育，进一步发展组织的决议》，确定全会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在大中城市发展组织和建立新的分会，建立基层组织，并强调要以中小学教师为本会的主要发展对象。

　　到1956年8月，全国共有6个分会和7个分会筹委会，300多个基层支部（小组），已初具全国性规模。

　　而上海民进基层组织数量在这一时期也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从1951年11月，4个支部、7个直属小组；到1955年的42个支部；再到1958年的172个支部。短短几年间，上海民进的基层组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其实，不管是发展个人入会的过程中，还是建立民进支部组织的时候，都离不开中共基层党组织和中共市区统战部门的领导和支持，党组织在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党的统战政策全面落实

　　在文革期间，民主党派成员受到的打击是比较惨痛的。就我们民进来说，由于主要的会员都是中小学的教师。那时候，没参加民主党派的教师是革命群众，而参加民主党派的教师则变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我的故事

　　1966年，文革开始后，我自然也是作为被批斗的对象。那些造反派在长宁路路边的墙上贴了很大的大字报，上面写着“打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蒋家祥！”然而相比有些被打、被罚跪、被游街的教师在文革期间所受到的待遇，我并没有吃太多的苦头。可能是与我平时群众关系基础比较好有一定的关系吧。当时整个学校只有极少数的十几、二十个同学要斗我，他们全部剃光头、穿军装、翘皮带、赤脚。除了他们外，其他所有同学和我的关系都不错。

　　但是再怎么说，我还是被看作“牛鬼蛇神”，还是要进“牛棚”，已不能再进行教育工作，而是要被强迫从事体力劳动。那时候，我在学校里面烧锅炉。当同学出去三秋三夏劳动的时候，我不再是以前带队出去的老师，而是作为先遣部队，同少数同学们早到那里，然后要去买菜，还用很大的锅子去烧饭烧菜，为同学们服务。

　　当时民进支部的另外两位老师也都没吃什么特别大的苦头。一个后来调来的教导主任当时已经是右派了，在文革中就不抓他了；美术老师当时比较进步，也没怎么被找麻烦。历史老师已经在1956年下半年的时候调到另一个学校去，并在那里参加新建支部，变成“开国元勋”，级别比校长还高，只是被贴了不少大字报，算是没吃到什么苦头。

　　到1971年的时候，很多人已经不再被批斗了。我也在那个时候被解放出来，不用再被关在“牛棚”里了。当然也不可能让我继续担任副校长。校长等校领导职务都是外面派来的人担任的，我只能从副班主任做起，后来又当过班主任和教育革命组副组长。

　　直到1978年文革结束，我恢复副校长职务。后又被任命为校长。

　　姚老师的故事

　　当时，我们学校的民进支部里面有一位教生物的姚嘉望老师，他在整风反右中一句话也没有说，开座谈会时找他谈话，他也没有说一句话，这样就找不到他的差错，没有被打成右派。

　　后来，到整风反右的后期，公安局突然来了个通知，让他去劳动教养，说他有历史问题，具体不是很清楚。按照道理说，有历史问题的话，应该一解放的时候就交代了，不应该拖到这个时候的。

　　姚老师从1957年就进入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教养，因为是生物教师，所以在那里做医生。这一改造就是将近二十年，直到1978年，一批劳改农场要撤销了，才让他回去。但是，查他的档案发现竟没有送他劳教的材料。姚老师在了解情况后先找到公安局，公安局拒绝，不承认。然后他又找到教育局，教育局说他不是右派，不归教育局管。

　　因为姚老师是我们学校民进支部里的成员，我对他比较了解。我当时已经恢复学校副校长的职务了，党支部书记还是蓝文瑞。

　　我就和蓝书记说，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把姚老师收下来。

　　那个时候有一个特点，党支部是有对这样的人进行调查和下结论的权力的。之前，有一个人在文革当中被判为反革命，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要法院来纠正，法院由于积累的案卷太多，要处理这个案子得等上两年，所以就由学校党支部自己来处理，党支部当时就有权自己做出决定。

　　于是，在我的建议下，在党支部讨论同意后。我们将姚老师收了下来。好在他家里没有和他划清关系，爱人没有和他离婚，所以户口还在，他还能回自己家。那时候，他已经58岁了。

　　后来，公安局来办理此事同志的意思是，学校收他下来后，可以就让他退休的。但姚老师愿意再教两年书，为学校再尽一份力。学校同意了他的请求，所以后来他又在学校的教育岗位上工作了两年。恢复工作的第二年，恰逢教师加工资，他也享受到了政策的福利。

　　事后，他对学校党支部和民进支部为他所做的一切都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