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1885-1970），字彝初，更字夷初，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缔造人和首位中央主席。马叙伦先生的故乡杭州要建 “马叙伦历史资料陈列馆”，马老亲属捐赠了一批珍贵资料，有书画、图书和文房用品。对学印刻印的我来说，最感兴趣的是其中两方印章，为配合展览的需要，也传拓了这两方印章。但在鉴定印章作者的关键点上，从最开始的笃定到后来的疑惑，再到最后的恍然大悟，可谓一波三折。

陈硕，杭州民进马叙伦研究会专家，杭州民进文化支部会员。

　　马老亲属捐赠的印章有两方，一大一小。

　　小者14mm见方，54mm高，寿山石质，马钮。印文：“夷初六十以后作”。粗边细朱文古玺风格。

　　边款为：“夷初先生法家指正，甲申三月，鲁厂” 。

　　大者28mm见方，47mm高，青田石质，无钮。印文：“马叙伦印”，回文。

　　边款有两面顶款一面，其一行书双刀刻：“不信蒯通能相背，可无孙武善攻心”。其二楷书单刀刻：“夷初先生教正，心泉刻”。顶款楷书单刀刻：“戊辰六月，登庵”。

　　一

　　先说小的那方：“夷初六十以后作”，落款“鲁厂”，此处的“厂”并非简体字工厂的“厂”，而是读作“an”第一声，通“庵、盦”。前人用此字作姓名的很多，清末大诗人龚自珍就号定庵，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王褆号福庵，他们都是“厂、庵、盦”几个字混用，所以这方小印的作者应该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张鲁庵。

　　张鲁庵（1901-1962），名咀英，以字行，浙江慈溪人，斋称“望云草堂”，为杭城著名药行“张同泰”的第五代主人。他还经营益元参号，并在上海开店，所以长住上海。张鲁庵自幼喜好金石翰墨，移居上海后，拜入同乡赵叔孺门下，专研印学。赵叔孺是当时和吴昌硕并驾齐驱的艺术大家，区别于吴昌硕的古朴雄浑，赵叔孺的风格为整饬静穆一派。赵叔孺还是艺术教育家，张鲁庵的师兄弟中有许多印坛巨匠，如陈巨来、叶潞渊、方介堪等等。

　　马国权在《近代印人传》中评价张鲁庵：“鲁盦刻印，工秀隽雅，虽古玺汉印及明清诸家无不取法。”从张鲁庵给马叙伦刻的这方小印看，完全符合这个评价。“夷初六十以后作”印文细挺，穿插合度，留白自然，不靠过度的残破来表现古雅，确是个中高手。边款“夷初先生法家指正，甲申三月，鲁厂”使刀如笔，轻灵宛若唐人小楷。但这种能充分表现笔意的刻法，往往入石较浅，为传拓带来一定困难。

　　虽然马老和张鲁庵相差16岁，但从上款 “夷初先生”来看，张鲁庵对马老以字称呼，他们是以平辈论交的。因为旧时特别讲究长幼有序，从相互之间的称谓来判断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可行的。名是只能长辈叫的，平辈之间互称字，晚辈对长辈只能称呼别号，长辈可以谦虚，但做晚辈的绝对不能逾越。

　　从技术角度分析，张鲁庵刻制这方印用的一定是薄刃小刀，这就让人想起他的两个创举：对刀具的定制和对印泥的研究。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治印风格不同，对刀具的要求自然不同。吴昌硕是乱头粗服的风格，治印钝刀硬入；张鲁庵工稳秀丽，就需要薄刃小刀来表现了。据《近代印人传》记载：“其制刀之钢定自英国鹰立球钢厂。阔二分，长二寸弱，三十多年前（按：此文是1982年作。）每条即美金八元，鲁盦以不同要求以砂轮亲为磨砺，然后夹以竹片，裹以弦线，再髹之以漆，匪独锋刃极利，又复美观轻巧，即刻象牙犀角亦数十印不钝。”

　　相比制刀，张鲁庵对印泥的投入更大。他试制了文献记载的各种配方，甚至按照古方把红珊瑚、红宝石等碾碎加入印泥，不惜工本可见一斑。经过种种试验，最后破除各种传说、神话，确定以朱砂、艾绒、精炼油为主的配方，制成了深受业内好评的“鲁盦印泥”。到了21世纪初，鲁庵印泥的制作方法还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就常人而言，有这两项成就足以傲世，但对张鲁庵来说这只是沧海一粟，他对印坛最大的贡献是印学资料的收藏。张鲁庵对心仪的印谱、印章可谓一掷千金，被传为佳话的有五百大洋买入清代邓石如的一方五面印、一千四百大洋买入《十钟山房印举》等。他一共收藏四百余种历代印谱，其中明刊本就有三十余种；历代印章一千余方，除了古玺汉印，明清流派印也是精品荟萃，诸如何雪渔、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西泠八家、黄牧甫、吴昌硕等等。

　　对于藏品，张鲁庵并不自珍秘藏，而是非常愿意与同好分享，朋友想要借阅欣赏，他都会一一满足，甚至主动轮番送至后辈学子家中，给与参考学习。他生前就多次表示要把藏品捐赠公家，后来，他的家属遵从他的遗愿，将历代印谱、孤本凡433种近2000册、秦汉玺印及明清名家刻印1525方悉数捐赠西泠印社，这是自西泠印社创始以来接受的最丰富、最珍贵的印学收藏珍品，《人民日报》及浙沪媒体均予以报道。西泠印社为了感念张鲁庵先生的无私奉献，特辟专室保存，仍使用张鲁庵的斋名“望云草堂”，并由第三任社长张宗祥先生题写，制成横匾悬挂中堂，以示永志。

　　说到这里，有一个小问题，这方雕有马钮的印石是马叙伦自己的？还是张鲁庵送给马叙伦的？如果是张鲁庵特意挑选了一方雕有马钮的印石，亲自篆刻后送给马叙伦，那也真是用心良苦了，只可惜，我们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张鲁庵先生家境殷实，不以刻印为生，所以传世作品极少，这方印章是马叙伦、张鲁庵研究难得的实物史料。

　　二

　　再说那方大的印章：“马叙伦印”，印石极旧，包浆厚，黑筋入骨。青田石因石质紧密，不易出包浆，看此石样貌或为明清之际旧物，黑筋当为早年煨染。两面边款，第一面双刀行书款：“不信蒯通能相背，可无孙武善攻心”，这是清代严允肇《诸将杂感四首 其一》中的一句。严允肇，顺治十五年进士，官寿光知县。从刀法看，“双刀”是清康熙前流行的刻法，康熙以后，浙派大兴，印章边款多用单刀，类似刻碑的双刀几乎无人用了。此边款字口因长期摩挲颇见润滑，除了佐证印石或为明清之际旧物外，还说明这方印章至少被刊刻三次，被磨掉两次，因为另外两面款是民国之后刊刻的。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一面边款，一面顶款，两个不同的名款，到底哪一个是现存印面的作者呢？

　　一面边款“夷初先生教正，心泉刻”，上款“夷初先生”，落款“心泉”，但没有刻制时间。一面顶款：“戊辰六月，登庵”（图5）落款“登庵”，有刻制时间“戊辰六月”，但没有上款。心泉，一时不知道是谁，但登庵是大名鼎鼎的西泠印社总干事韩登安。看此印印面风格，是工稳一路，在已出版的《韩登安印谱》中有一方“叙伦长寿”的印章，说明韩登安是给马叙伦刻过印章的（图6），所以我理所当然判断这方印章是韩登安作品。

　　虽然当时作了判断，但心里总是不踏实。回家后通过网络查询，查到几处“心泉”所刻印章的拍卖纪录，综合作者介绍：民国时期的北京篆刻家高爽，师从王福庵。从拍卖图片看，边款与马老印章应为同一人作品。既然同为福老的弟子，高爽和韩登安的印章风格相似也就不足为奇，仅凭印章风格来确定作者不再可行。又因“心泉”款没有年份，也无法从时间脉络来判断。两位边款作者师出同门，年代接近，风格相近，如何确定谁是真正的印面作者？迷雾重重。

　　思考多日，我求助于韩登安先生的哲嗣韩经世先生。据我所知，韩登安先生所有作品都留有底稿，按年装订成册，只要此印为韩登安先生所刻，还是有希望查到的。韩经世先生是著名的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耿宝昌先生的弟子，浙江博物馆研究馆员，虽然退休多年，但仍然很忙，全国各地到处跑。不巧的是，韩经世先生当时不在杭州，一时之间也没法帮我查找。

　　在等候韩先生查找结果期间，我拿着印蜕和边款拓片去请教林乾良先生和许自强先生，两位老师学识渊博博闻强识且都是韩登安先生的亲传弟子。但仅凭印蜕和拓片，两位老师也很难确定到底是谁的作品。我只能继续等待。

　　一个多月后，终于等来了结果。韩先生家藏韩登安印谱中，同一边款的印面不是现存印面！由此可见，现存印面应该是高心泉先生的作品，而韩登安先生的作品已经被磨去了。

　　那么这位“心泉”先生到底是谁呢？拍卖公司介绍他是王福庵的弟子，从作品来看，水准也是不俗，可为什么默默无闻？资料这么少呢？我还是不死心，继续查找。

　　2011年西泠印社春拍有一方“心泉”先生印章，但作者介绍显然是复制黏贴而来，并没有新材料。查《中华书法篆刻大辞典》，没有！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没有！《近代印人传》，没有！开始在孙洵《民国篆刻艺术》中也没有找到高爽，就连陈玉堂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也没有！

　　实在没辙，用了最笨的办法，把《民国篆刻艺术》中篆刻家小传一节从头到尾一个个看下来。“篆刻家小传”是以篆刻家生年为序，不清楚生年的排在最后。终于在接近结尾的地方找到了“高源（？-1966），字心泉。”再看作品，印面、边款风格相同，所选6方印作，5方落款是“心泉”；另一方为文物大家史树青刻的落款是“高源”。

　　根据此书的线索，我找到《傅大卣手拓印章集存》，书中傅大卣手书题跋：“高源（生卒不详）字心泉，约卒於一九六六年前后。解放前为北京治印名家。印宗秦汉，尤对元朱文有独到之处，识者重之。” 傅大卣(1917-1994)，河北三河县人，解放后曾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流通文物专家组成员、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鉴定顾问、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顾问等。傅大卣是文物专家，又久居北京，他写的心泉先生的生平资料应该是可靠的。

　　至此，基本能确定拍卖公司的信息有误，这位“心泉”先生应该是高源，而不是高爽。抽丝剥茧，仿佛老吏判案，终于有了结果。作为韩登安先生的再传弟子，我对这个结果虽然很遗憾，但能探寻到事实的真相也很是欣慰。

　　《民国篆刻艺术》和《傅大卣手拓印章集存》都没有提到高心泉师从王福庵。高心泉是北京治印名家，若和王福庵有交集，只能是二十年代王福庵在北京印铸局任职期间。但王福庵在1937年所刻“但开风气不为师”一印的边款中说到：“余平生刻印未有弟子，近日沪上颇有人欲来就业，因取定盦诗句作印以见志。丁丑五月福厂识。” 虽然王福庵最终收了一些弟子，但至少在丁丑（1937）年之前应该是没有，二十年代王福庵在京期间自然也不会有。

　　我觉得还是《民国篆刻艺术》说得比较中肯：“高氏印宗周秦两汉，出入规矩，风格谨严古雅。尤对元朱文有精到之处。二十年代，因王禔（福庵）、唐源邺（醉石）等名家先后任职于北京。‘浙派’印风一时为旧京印人所染。”所以，高心泉和王福庵的关系，用“私淑”可能比“师从”更合适，也就是说，高心泉对王福庵心摹手追，受其艺术风格影响很大，但不是王福庵的弟子。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韩先生家藏韩登安印谱，这或许是留存世间的孤本了。（图7）“戊辰六月，登庵”，此戊辰当是1928年，在韩先生的一生中，只逢此一个戊辰，是年23岁。此印风格与《韩登安印谱》中收录的为马老所刻另一方印“叙伦长寿”类似，都是在汉印的基础上吸收了吴昌硕的特点，更注重书写的笔意和线条的灵动。《韩登安印谱》是以创作年份为序的，虽然此印没有刊登边款，但从同页面的印章判断，应该也是戊辰年刻制的，也就是说，“戊辰六月，登庵”和 “叙伦长寿”是同一年所刻，甚至同时所刻。

　　另外，据我所见，韩登安先生为师友作印，都有上款；若是改刻旧印，往往也会在落款处说明，以示流传有序（图8）。“戊辰六月，登庵”，没有上款，可见马老和韩登安先生应该是没有交集，至少在当时没有。这两方印或是朋友转托，或是付润索刻，或许这也是印面被磨掉重刻的原因。这里又引申出另一个问题，那方同年所刻的“叙伦长寿”是否还留存世间？

　　三

　　马叙伦先生是著名的学者、教育家、诗人、书法家，对书法艺术和文字学都研究极深。我最早读到他的著作是《六书解例》，最近又通读了新出版的《石鼓文疏记》，更是仔细阅读了他的《石屋余渖》和《石屋续渖》，始终没有找到马老关于印章的论述。在《石屋余渖》中，论及的师友亲谊中有的是篆刻名家，有的是收藏印章的大家，但他只记叙诗文、书法、绘画、笔墨纸砚文房用具甚至古玩瓷器，却从未提起印章，或许在马老的理念里印章只是实用器而已，雕虫小技壮夫不为。

　　马叙伦在《石屋余渖》中称“陈伏庐丈”者是陈汉第。据粗略统计全书132则中有11则从不同侧面提到陈伏庐。马老和陈汉第是杭州同乡，又有共同的爱好和朋友，所以往来频繁。陈汉第（1874-1949）号伏庐，晚清翰林，辛亥革命后历任国务院秘书长，清史馆编纂，晚年寓居上海。擅写花卉及枯木竹石，尤善画竹。笔墨谨严，极有法度却仍生动有致。藏印颇富，辑有《伏庐藏印》。

　　著名的篆刻家，印学史研究者叶露渊先生在1987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的《伏庐藏印》前言中这样评价陈伏庐：“近代辑谱如龚氏瞻麓斋，陈氏徵秋馆，罗氏赫连泉馆，张氏碧葭精舍等所藏逾千，伏庐之聚，虽不及其半，然质文并佳，与烂缺悉收，真伪莫辩者不可比拟。即与上述诸家之藏印相较，亦足以抗衡。余得纵观全部藏印，摩挲再四，明珠颗颗，叹为观止。”

　　这么一个大藏印家，马老和他谈书谈画谈八卦，就是没有一次谈到印章，可见马老是真的没什么兴趣。

　　马老在《石屋续渖》中提到诸多在篆刻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如吴让之、赵之谦、王福庵和童叔平童大年兄弟，但书中记录基本不涉及印章。只在提到可能和他有交往的童大年时，给了“且精刻石”四字考语。这也是《石屋余渖》《石屋续渖》两书中仅有的提到印章的两处之一。注意，这里用的不是“篆刻”，不是“印章”，也不是“刻印”，用的是“刻石”。

　　吴熙载（1799-1870），字让之，清代篆刻家、书法家。善书画，尤精篆刻。少时即追摹秦汉印作，后直接取法邓石如，得其神髓，又综合自己的学识，发展完善了“邓派”篆刻艺术，在明清流派篆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马老在《石屋续渖》中转述李审言之作，讲了一段何绍基嫉妒吴让之，进而诋毁其书艺，导致吴让之润例收入顿减的掌故。

　　赵之谦（1829-1884），清代著名书画家、篆刻家。篆刻成就巨大，对后世影响深远。近代的吴昌硕、齐白石等画家都从他处受惠良多。马老在《石屋续渖》中的介绍是：“以书及刻石擅声。”此处是第二处提到“刻石”。然后又转述了李审言《脞语》中揭露赵之谦伪造魏碑谋利、拖欠刻书费用等丑行。

　　王褆（1880-1960），号福庵，现代书法篆刻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马老在《石屋续渖》中也无片言只语论及印章，只在《王福厂沈尹默书优劣》一则中这样说：“福厂余父执，余尝观其作篆书楹贴，亦不空肘腕，是真描花也。” 马老对书法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自己写字，无论大小，甚至写扇面，也是悬腕悬肘，所以，对枕腕作书者自然苛责。

　　虽然从宋代开始，文人就介入了印章的创作，到了元明，方便镌刻的石材大量引入，更是促进了印章从单纯的征信凭证渐渐过渡到独立的艺术创作。但在一些传统文人心中，印章始终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例如杭州望族“高半城”高家“高氏三杰”之一的高时丰，长马叙伦九岁，清末秀才，诗书画具能，就是不刻印，他的两个弟弟高时显、高时敷都能刻印，都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唯独他这个大哥对印社的活动不感兴趣。钟毓龙，长马叙伦五岁，清朝最后一科举人，与王福庵是幼年的同窗，两人同在一所学校教过书，一起研究文字学，友谊保持至耄耋。王福庵过世后，八十多岁的钟毓龙还亲自用小楷为王福庵的遗作《作篆通假》写序。这样的交情，钟毓龙也没有王福庵的印章，因为他平时用的印章两位妻舅（高时显、高时敷）已经给刻了，有的用就好了，不必多事。

　　从这两位几乎和马老同时代的文人对印章的态度，大致也反映出他们这一辈文人中，不太重视印章还是有相当比例的。

　　几十年风风雨雨过去了，这两方印章能完好保存到现在，马老家人的精心呵护功不可没。而我们后人何其有幸，能目睹前人的遗迹，见证他们的交谊，同时，也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名声不显但功力深厚的北京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