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1885—1970）是民进主要创始人之一。著名教育家、政治活动家，中国语言文字学家、诗人、书法家。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进第一、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三届中央理事会主席，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消息传来，举国欢庆。困居上海书斋中的马叙伦先生，此前已经因8月10日夜闻日本允降写下7首诗，抒发激动与喜悦的心情，此刻，更是欣喜若狂。

　　这胜利是何等艰难，且来之不易，正如诗中写道的“月甫生明夜未阑，欢声直上白云间。八年虏马奔腾甚，终见降旗百尺竿”，难怪马叙伦以“喜动衰颜自觉狂”自况。

　　然而胜利之后，国家和民族又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是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权，还是继续国民党当局专治独裁的统治？胜利的喜悦被冲淡了。

　　走出书斋，笔伐独裁统治

　　马叙伦本已不问政治，专事著述，怎奈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激起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他也走出了书斋。

　　对这个时期的变化，马叙伦在《胜利中国的瞻顾》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自胜利（指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们几个朋友不期而然的常常凑在一起，言谈中不免涉及当前的政治问题，想找一个国家、民族的出路。不过这只是书生本色而己，谈过就算。……

　　马叙伦的书生本色，可以用“救国救民、不避生死”来诠释，不同于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他全然没有声名与利禄的所求，更像是墨家“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所为。为此，他以手中的笔为武器，写下一篇篇战斗檄文，深刻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与腐败。自1945年9、10月后至1947年，仅在《民主》《周报》《文萃》《昌言》上，署名“马叙伦”或“夷初”的文章就有106篇。这意味着马叙伦每周要写2至3篇文章，短的一两千字，长的上万字。

　　联合战斗，为和平民主进击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马叙伦时常和意气相投的朋友一起谈论国是，提出主张，逐渐的，身边聚集和团结了一批从事文化、出版、教育等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如周建人、郑振铎、许广平、李平心、严景耀、傅雷等等。他们时常聚会，互通消息，研究时局，商讨斗争策略，并以《民主》《周报》为阵地，大声疾呼，鼓舞群众起来争取和平民主。

　　一次，谢仁冰带来一份意见书，其中就国民党当局“先统一后民主”的宣传，针锋相对地主张“先民主后统一”。马叙伦读后大为赞赏，遂通过谢仁冰邀约意见书的作者王绍鏊见面，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洽。自此，两人常出面邀集各自的朋友在广和居、八仙桥青年会、原联华银行八仙桥分行等处联合座谈，促成了两支爱国民主力量的融合。

　　1945年12月中旬，马叙伦、王绍鏊利用马歇尔来沪之机，联络郑振铎、林汉达、徐伯昕、周建人、许广平、傅雷、冯宾符等爱国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呼吁美国人民反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希望他们“给我们以高尚的同情和援助，让我们制止内战，实现民主政治。”联合作战显示了集体的力量，促进了民主运动的发展。此后，一些参加座谈会的人士，分别提议或写信给马叙伦和王绍鏊，希望成立永久性的组织，以便长期共同战斗。

　　筹建民进，在中共领导下前行

　　“但是一天又一天的，空气愈来愈沉闷，心灵的压力愈来愈重。单是空谈仍决不能有补于实际，于是刚在几天前，我们谈起了组织一个‘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促进民主政治为目标……”马叙伦的回忆，不仅是他个人的感受，也代表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的心声。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中国科学社召开，25人参会。马叙伦任会议主席，向大会报告了发起该组织的原因和经过。他说：纵览目前国是，非促进民主不足以建立永固之国基，经各方交换意见后，认为有组织团体以谋群策群力之必要，取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是要发扬民主精神以促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个报告，并作出四项重要决议：一、一致决议本次集会为本会的成立大会；二、一致通过本会简章；三、原则通过本会对时局的宣言，同时继续广泛征求意见，由理事会修改后立即公开发表；四、决议本会暂设理事十一人，常务理事三人，在理事会未选举产生前，会务由马叙伦负责，王绍鏊、严景耀、陈巳生三人协助。会议宣告：中国民主促进会正式成立了。

　　此时，马叙伦先生已年逾花甲，年高德劭，且有多年投身革命的经历，成为大家信服的领导人，后又被选为民进第一、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民进甫成立，即投入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马叙伦等本就是《民主》《周报》的主要撰稿人，此时或以个人名义，或以组织名义，发表针砭时弊的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张。民进成立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宣言《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就发表在《民主》上。《宣言》大声疾呼“非先实行民主决无从实现统一”，提出“国民党立即无条件地还政于民”，“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等八项要求，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马叙伦自弱冠起投身革命，早年曾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宣传部部长。但国民党政府的所做所为，使他逐步认清了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个独裁专制的政权上。1946年1月，他撰文揭露国民党召开政协会议的目的——是想让政治协商会议“做他的猫脚爪，借此叫中共放下武器，和赶快召集原有的国民大会来替他捧场，再借宪政的招牌保持一党专政的实权，仍还是挂羊头卖狗肉！”又在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的时候，指出国民党此举是要使全国人民“再流一次政治血”，其结果必然是被“时代轮子碾坏”。在他的领导下，民进开展了一系列为民主、和平进击的活动。如，针砭旧政协，为较场口事件发声，公祭于再烈士，参与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揭露警员警管区制的反动实质，发表《反内战宣言》，参与发起和组织六二三反内战大会等等。

　　与此同时，马叙伦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民进早在成立时，就得到过中共地下党的助力和支持，早期会员中也有一批不公开身份的地下党员。成立后的很多活动，更是得到中共上海局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经历过六二三南京下关事件，马叙伦带领民进坚定地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边，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第二条战线上与国民党政府进行斗争。

　　随着国民党政府白色恐怖愈演愈烈，《民主》《周报》被迫停刊，民进被宣布为“非法团体”，马叙伦也面临着被暗杀的危险，但他没有丝毫畏惧，于1947年10月预立遗嘱，“至伦立身，本末不移，贫富威武，无动于衷，达观早成，生死一致”，并表示“捕杀不辞，驱胁无畏”，这不仅是他个人意志的表白，也是民进全体会员的共同誓言。

　　1947年底，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马叙伦等人秘密转移到了香港。暂时的转移是为了保护革命力量，更好地组织反击，正如马叙伦诗中所写，“独夫犹肆虐，举国欲同盟”，蒋介石政府与全国人民为敌，必将败亡。对革命的前景，他满怀信心，以“吾侪须努力，前路日光明”，与民进同仁共勉，并借助香港特殊的环境，展开了新的爱国民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