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鏊（1888—1970）是民进主要创始人之一。曾任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进第一、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三届中央理事会副主席，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王绍鏊是江苏吴江县人，他仰慕范文正公的为人，少年时便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信念。后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研习西方议会政治等知识。学成归国之际，恰逢辛亥革命爆发不久，他立即投身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斗争中，并在国会竞选中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全力投入宪法起草工作。后因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图谋解散国会，王绍鏊愤然南归，参加讨袁护法斗争。但此后一段时期，国家政权迭变，战乱不息，民不聊生，王绍鏊从事议会制宪、爱国革命活动处处碰壁，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和共产党人惨遭杀戮，使他认识到议会政治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的革命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

　　1933年，经过组织考察，他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员。此后，他以开明爱国人士的身份，暗中从事党交办的重要任务，参与反蒋抗日活动。期间曾参与组建太湖抗日游击队，收集重要情报，组建地下电台，并掩护过张唯一等革命同志，为抗日救亡作出了卓越贡献。

　　宣传民主 联络爱国进步力量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希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但王绍鏊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政府是不会考虑人民的意愿和福祉的，断定“蒋一旦还都，肯定还是重演独裁那一套”。原来早在1927年初，王绍鏊就曾在南昌面见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两次长谈之后，他发现蒋介石“进以公的话不见听，一谈到私利即有好的反应”，认为“此人若得志，中国还要不可收拾”。果然，在全国人民渴盼和平之际，蒋介石政府却忙于“劫收”胜利成果，密谋发动内战。

　　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王绍鏊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他发挥自己在工商界、文化教育界以及一些社会团体中的影响，广泛联系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当时，王绍鏊住在上海建国西路合群坊20号，这是一所三层小楼。三楼是个小书房，除了书架、一个小桌外，只能容一、二人的坐处了，二楼是卧室，底层才是一个小起坐间。只要他在家，这里总是宾客盈门，王绍鏊只得把三层小楼都用作会客，楼上楼下，忙个不迭。

　　这一时期，他与三部分人士的交往特别密集：一是张纪元、梅达君、赵朴初、林汉达一辈人，差不多每天有聚谈；二是曹鸿翥、谢仁冰、陈巳生、冯少山一辈人，每二、三天座谈一次；三是朱绍文、蔡禹门等许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星期座谈一次。王绍鏊分头参加他们的聚会，沟通情况，交流对形势、前途的看法，使他们产生了共同商讨国是的愿望。　

　　联合斗争 建立中国民主促进会

　　面对蒋介石先统一后民主的宣传，王绍鏊针锋相对地提出应该先民主后统一的主张。他撰文指出，所谓先统一后民主，其实质就是要先消灭共产党，把一切党政军大权都集中到蒋介石手中，达到蒋介石一统天下的目的。这样哪里还能有民主呢？所以决不能先统一后民主，而只能先民主，国共平等，容纳各种意见，实行民主政治，然后水到渠成，统一是必然结果。这篇文章得到了朋友们的一致赞同，他们建议将文章以“意见书”的形式，拿出去征求签名，付报刊发表。

　　当这份意见书传到马叙伦手中时，他为文中鲜明的观点、精辟的见解所吸引，便通过谢仁冰邀约王绍鏊见面。两人意气相投，王绍鏊历数蒋介石论调的虚伪与欺骗，马叙伦欣然在意见书上签字，并提议请双方朋友一起座谈开会。首次聚会便定在上海北京西路的广和居楼上。马叙伦方面有郑振铎、傅雷、唐弢等，王绍鏊方面有林汉达、谢仁冰、张纪元等。以后范围逐渐扩大，许广平、周建人、赵朴初、徐伯昕、柯灵、梅达君、李平心、曹鸿翥、刘哲民、冯少山等先后加入。他们一同座谈时局，开始携手联合战斗。

　　王绍鏊、马叙伦及其联系的两部分爱国民主力量，经常在广和居、八仙桥青年会等地聚会，并利用《民主》《周报》《文汇报》等阵地，联名发表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张。通过在《民主》发表《我们的主张和态度》，联名发表《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等活动，这些爱国民主人士感受到联合作战的力量，“提议组织比较永久性的团体” ，以便有效地进行斗争。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了。民进成立大会上，原则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这一宣言就是在王绍鏊所写意见书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针对蒋介石政府强调的“统一军令政令”，宣言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民主实在是统一的基础，同时又是统一的内容，统一的目的”，“统一而不以民主为前提，决无法实现”，“过去的不统一，正是不民主的结果”，并提出八点政治主张，全面阐述了民进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立场观点。此后不久召开的民进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王绍鏊被选为常务理事。

　　民进成立之初，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经常在茶楼或私人住宅活动，既不方便又不安全。为此，王绍鏊和张纪元、林汉达等在迈尔西爱路创办了一所民本中学。王绍鏊任校长，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冯少山、曹鸿翥、梅达君等为校董事会董事。学校的教师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学生中也有很多有志青年，许多人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民本中学的创建，既为民进组织提供了活动场所，为党的活动提供了方便，也为民主运动培育了一批人才，为上海的民主运动作出了贡献。

　　连续进击 促成进步团体共同战斗

　　民进成立后，立即投入爱国民主运动，参与和促成了一系列“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呼吁民主、反对独裁”的活动。王绍鏊是这些活动的重要组织者与参与者。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与了其他进步社团的活动和部分领导工作，同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等人一起筹建了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介绍民进会员陈巳生、林汉达、徐伯昕、冯少山加入民建，还担任了民盟上海支部主任；和职教社、救国会以及进步学生团体组织有密切联系，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常应行业工会的邀请前去向工人店员作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讲演和宣传。这些活动和做法，密切了进步团体之间的联系交往，为促成上海爱国民主力量的大联合起到重要作用。

　　为了进一步扩大反蒋联合统一战线，按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示，王绍鏊四处奔走，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5月5日，包括民进在内的上海各界52个人民团体（后来扩展到68个团体）宣布实行大联合，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王绍鏊当选为理事。同年6月，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和平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呼吁和平，王绍鏊是实际组织领导者之一。6月23日，上海十万群众在北火车站举行反内战暨欢送和平请愿团赴京大会，并于会后举行示威游行。王绍鏊与林汉达、陶行知同为大会的执行主席，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1946年7月，蒋介石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受白色恐怖的威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活动逐渐采取隐蔽的方式进行，王绍鏊与包达三、陈叔通、马寅初、马叙伦、盛丕华、周建人、许广平等人，常以聚餐会的形式交流情况、分析形势、研究工作。同年年底，国民党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王绍鏊联合民进、民建、工商协会、九三学社等11个人民团体，在上海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坚决反对伪国大、伪宪法。

　　随着国统区环境不断恶化，众多民主党派人士饱受迫害和死亡威胁。1946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进是共党暴乱的工具”，为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王绍鏊等秘密撤离上海转抵香港。在这里，他和马叙伦等人共同组建了民进港九分会，并联合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继续开展反蒋斗争，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