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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鏊与民进成立

发布时间:2020-07-30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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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绍鏊(1888—1970)是民进主要创始人之一。曾任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进第一、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三届中央理事会副主席,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王绍鏊是江苏吴江县人,他仰慕范文正公的为人,少年时便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信念。后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研习西方议会政治等知识。学成归国之际,恰逢辛亥革命爆发不久,他立即投身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斗争中,并在国会竞选中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全力投入宪法起草工作。后因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图谋解散国会,王绍鏊愤然南归,参加讨袁护法斗争。但此后一段时期,国家政权迭变,战乱不息,民不聊生,王绍鏊从事议会制宪、爱国革命活动处处碰壁,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和共产党人惨遭杀戮,使他认识到议会政治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的革命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

  1933年,经过组织考察,他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员。此后,他以开明爱国人士的身份,暗中从事党交办的重要任务,参与反蒋抗日活动。期间曾参与组建太湖抗日游击队,收集重要情报,组建地下电台,并掩护过张唯一等革命同志,为抗日救亡作出了卓越贡献。

  宣传民主 联络爱国进步力量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希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但王绍鏊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政府是不会考虑人民的意愿和福祉的,断定“蒋一旦还都,肯定还是重演独裁那一套”。原来早在1927年初,王绍鏊就曾在南昌面见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两次长谈之后,他发现蒋介石“进以公的话不见听,一谈到私利即有好的反应”,认为“此人若得志,中国还要不可收拾”。果然,在全国人民渴盼和平之际,蒋介石政府却忙于“劫收”胜利成果,密谋发动内战。

  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王绍鏊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他发挥自己在工商界、文化教育界以及一些社会团体中的影响,广泛联系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当时,王绍鏊住在上海建国西路合群坊20号,这是一所三层小楼。三楼是个小书房,除了书架、一个小桌外,只能容一、二人的坐处了,二楼是卧室,底层才是一个小起坐间。只要他在家,这里总是宾客盈门,王绍鏊只得把三层小楼都用作会客,楼上楼下,忙个不迭。

  这一时期,他与三部分人士的交往特别密集:一是张纪元、梅达君、赵朴初、林汉达一辈人,差不多每天有聚谈;二是曹鸿翥、谢仁冰、陈巳生、冯少山一辈人,每二、三天座谈一次;三是朱绍文、蔡禹门等许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星期座谈一次。王绍鏊分头参加他们的聚会,沟通情况,交流对形势、前途的看法,使他们产生了共同商讨国是的愿望。 

  联合斗争 建立中国民主促进会

  面对蒋介石先统一后民主的宣传,王绍鏊针锋相对地提出应该先民主后统一的主张。他撰文指出,所谓先统一后民主,其实质就是要先消灭共产党,把一切党政军大权都集中到蒋介石手中,达到蒋介石一统天下的目的。这样哪里还能有民主呢?所以决不能先统一后民主,而只能先民主,国共平等,容纳各种意见,实行民主政治,然后水到渠成,统一是必然结果。这篇文章得到了朋友们的一致赞同,他们建议将文章以“意见书”的形式,拿出去征求签名,付报刊发表。

  当这份意见书传到马叙伦手中时,他为文中鲜明的观点、精辟的见解所吸引,便通过谢仁冰邀约王绍鏊见面。两人意气相投,王绍鏊历数蒋介石论调的虚伪与欺骗,马叙伦欣然在意见书上签字,并提议请双方朋友一起座谈开会。首次聚会便定在上海北京西路的广和居楼上。马叙伦方面有郑振铎、傅雷、唐弢等,王绍鏊方面有林汉达、谢仁冰、张纪元等。以后范围逐渐扩大,许广平、周建人、赵朴初、徐伯昕、柯灵、梅达君、李平心、曹鸿翥、刘哲民、冯少山等先后加入。他们一同座谈时局,开始携手联合战斗。

  王绍鏊、马叙伦及其联系的两部分爱国民主力量,经常在广和居、八仙桥青年会等地聚会,并利用《民主》《周报》《文汇报》等阵地,联名发表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张。通过在《民主》发表《我们的主张和态度》,联名发表《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等活动,这些爱国民主人士感受到联合作战的力量,“提议组织比较永久性的团体” ,以便有效地进行斗争。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了。民进成立大会上,原则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这一宣言就是在王绍鏊所写意见书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针对蒋介石政府强调的“统一军令政令”,宣言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民主实在是统一的基础,同时又是统一的内容,统一的目的”,“统一而不以民主为前提,决无法实现”,“过去的不统一,正是不民主的结果”,并提出八点政治主张,全面阐述了民进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立场观点。此后不久召开的民进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王绍鏊被选为常务理事。

  民进成立之初,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经常在茶楼或私人住宅活动,既不方便又不安全。为此,王绍鏊和张纪元、林汉达等在迈尔西爱路创办了一所民本中学。王绍鏊任校长,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冯少山、曹鸿翥、梅达君等为校董事会董事。学校的教师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学生中也有很多有志青年,许多人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民本中学的创建,既为民进组织提供了活动场所,为党的活动提供了方便,也为民主运动培育了一批人才,为上海的民主运动作出了贡献。

  连续进击 促成进步团体共同战斗

  民进成立后,立即投入爱国民主运动,参与和促成了一系列“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呼吁民主、反对独裁”的活动。王绍鏊是这些活动的重要组织者与参与者。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与了其他进步社团的活动和部分领导工作,同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等人一起筹建了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介绍民进会员陈巳生、林汉达、徐伯昕、冯少山加入民建,还担任了民盟上海支部主任;和职教社、救国会以及进步学生团体组织有密切联系,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常应行业工会的邀请前去向工人店员作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讲演和宣传。这些活动和做法,密切了进步团体之间的联系交往,为促成上海爱国民主力量的大联合起到重要作用。

  为了进一步扩大反蒋联合统一战线,按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示,王绍鏊四处奔走,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5月5日,包括民进在内的上海各界52个人民团体(后来扩展到68个团体)宣布实行大联合,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王绍鏊当选为理事。同年6月,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和平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呼吁和平,王绍鏊是实际组织领导者之一。6月23日,上海十万群众在北火车站举行反内战暨欢送和平请愿团赴京大会,并于会后举行示威游行。王绍鏊与林汉达、陶行知同为大会的执行主席,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1946年7月,蒋介石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受白色恐怖的威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活动逐渐采取隐蔽的方式进行,王绍鏊与包达三、陈叔通、马寅初、马叙伦、盛丕华、周建人、许广平等人,常以聚餐会的形式交流情况、分析形势、研究工作。同年年底,国民党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王绍鏊联合民进、民建、工商协会、九三学社等11个人民团体,在上海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坚决反对伪国大、伪宪法。

  随着国统区环境不断恶化,众多民主党派人士饱受迫害和死亡威胁。1946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进是共党暴乱的工具”,为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王绍鏊等秘密撤离上海转抵香港。在这里,他和马叙伦等人共同组建了民进港九分会,并联合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继续开展反蒋斗争,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作者:     责任编辑: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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