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1898—1958）是民进创始人之一。著名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史学家、翻译家、艺术史家、收藏家。曾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和文化部副部长，民进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郑振铎祖籍福建长乐，幼年失怙，勤勉好学。1917年，他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并开始文学创作和译作生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和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朋友共同投入爱国运动。1921年，他与茅盾、叶圣陶、郭绍虞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早的社团“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1922年，他创办了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最早的刊物《儿童世界》。1923年，开始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并翻译和介绍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1925年五卅惨案后，郑振铎立即发起组织“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并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创办了《公理日报》，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的暴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郑振铎参加了抗议游行，在宝山路上险遭枪击。随后，他与胡愈之等人联名在报上发表抗议信，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为此被迫出国避难。

　　投身抗日救亡 力阻“史在他邦，文归海外”

　　1928年10月，郑振铎回到祖国。在执教燕大中文系的同时，着手写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还同邹韬奋等创办了《文学》月刊，同靳以等创办了《文学季刊》，为左翼文艺运动打造了重要阵地。1935年，他来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随着日本侵华步步进逼，郑振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6月，他和周扬、茅盾、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文艺界协会”。同年10月，又同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21人联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38年3月，他参加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被选为理事。1937年，他出版了诗集《战号》，主题只有一个——抗敌！在《祈战死》中，他发出激愤的呼声“杀敌而死，死在战场上！”郑振铎还同周建人、许广平等参加了秘密组织“复社”，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先后出版了《西行漫记》《鲁迅全集》《列宁选集》《联共党史》等革命和进步书籍。

　　郑振铎毕生爱书如命，眼见随着北平、上海等地相继陷落，大批珍本图籍或毁于战火，或被劫掠，或流落旧书肆并大量散失海外，他发下抢救江南文献的宏愿。1938年，经多方设法，他从书商手中购回《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避免了这部不世珍藏流落异域。1940年，他与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张凤举等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此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共收善本古籍多达3800余种，其中宋元刊本300余种，守护中华文脉，功莫大焉。1941年12月8日，上海沦陷，郑振铎怀着沉痛的心情，为暨南大学的学生们上了最后一课。随后，他离家一人蛰居在市郊一个偏僻角落整整四年，继续为抢救民族和古籍文献勤奋工作。在此期间，他同大多数友人都失去了联系，只和雷洁琼、严景耀、徐伯昕等人偶尔联络见面。

　　编辑创办《民主》 参与缔造“民进”

　　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举国欢庆。郑振铎在1945年8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至景耀处晚餐，听无线电。”这是他与严、雷等友人在胜利后的首次会面，喜极而泣，如痴如狂。但胜利之后的形势并不乐观，和平民主仍遥不可期。

　　1945年10月13日，郑振铎与徐伯昕等人创办了《民主》周刊，郑振铎任主编。《民主》刚问世，便担负起争取民主、抨击时弊的社会责任，创刊号上载有马叙伦的《思想解放》，周建人的《略论这回大战的性质与法西斯的歪曲事实》，景宋的《迎双十节》等重磅文章。郑振铎除撰写《发刊词》外，还在《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一文中指出：国民党已经到了还政于民的时候，不管前途有什么绊脚石，这个时期终究要走到的。此后几乎每期，《民主》《周报》上都有他的战斗檄文。11月，郑振铎先后在《民主》上发表政论《我们反对内战！》《我们的主张和态度》，指出：谁继续内战，……谁阻碍了和平、建国的大业，谁便要为国民们所共弃！

　　共同的主张使郑振铎、马叙伦、许广平、严景耀、雷洁琼、傅雷等爱国民主人士越走越近，频繁聚会共商时事，严峻的形势使他们决定成立团体联合斗争，以扩大政治影响。正如郑振铎所说：自己本也不想参与“政治”，“但是，现在的事实如此，也就不得不做点份外的事。这是关系千百年的大事，谁又能视若无睹呢？”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 郑振铎因故未能参加民进成立大会，但在3天后召开的第二次会员大会上被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民进成立后公开发表的第一个宣言《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就发表在《民主》第十四期上。此后，民进同仁不仅以个人名义频频在《民主》上刊发政论，还以组织名义发表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给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书》等文章。《民主》是民进争取和平民主的重要阵地，实际上承担了民进会刊的重任。

　　健笔凌云 为民主鼓与呼

　　民进成立后，郑振铎与民进同仁一起围绕旧政协召开、较场口事件、玉佛寺公祭、南通惨案、警管区制等事件连续发声，并开展斗争。多次在《民主》《周报》《文萃》《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抨击独裁统治，呼吁和平民主。郑振铎先后在《民主》上发表了《勖政治协商会议诸君》《再勖政治协商会议诸君》《民权到底有保障没有？》等文章，要求取消一党专政，真正施行民主，切实保障民权。1946年1月13日，他参加了玉佛寺公祭于再烈士活动。6月，郑振铎同马叙伦、郑振铎、陶行知、许广平、周建人、胡绳等164人联名上书蒋介石、马歇尔、民盟、青年党及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呼吁停止内战。“六二三”南京下关事件发生后，他写下《悲愤的抗议》，指出：“玩火者必自焚其身”。

　　全面内战爆发后，郑振铎在第二条战线上继续斗争，反对内战独裁，反对美国侵华政策和美军暴行。1946年7月，他和林汉达、许广平、柯灵、傅彬然等200余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反内战宣言》。李、闻惨案发生后，他在《民主》第四十期上刊载了多篇揭露惨案实情的文章，并撰文《悼李公朴闻一多二先生》表示哀悼。7月27日，郑振铎写下《梅雨时期的政局》，盛赞宋庆龄此前发表的反对内战独裁、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政府的声明“明朗透彻”。由于《民主》为群众张目，一再声援爱国民主运动，揭露国民党政府暴行，反动当局以扣发登记证、禁售、没收等手段破坏其发行，并于1946年10月宣布查禁《民主》。10月30日出版的《民主》休刊号上，郑振铎、叶圣陶、柳亚子、马叙伦、吴耀宗、周建人、吴晗、田汉、蔡尚思等民进会内外同仁联合发表《我们的抗议》，表示：杀死了一个民主，“但是民主的潮流，却是没有人有回天的力量所能压抑得住的”。

　　受白色恐怖所迫，1949年2月，郑振铎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离开上海，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临行前，他写信给好友刘哲民，告之以即将“乘舟破浪南行矣”，并意味深长地说：“大约相见期不会太远”。正如他所言，人民的胜利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