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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报国到民主救国

——严景耀与民进成立

发布时间:2020-07-30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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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景耀(1905—1976)是民进创始人之一。著名社会学家、犯罪学家,中国犯罪学的开拓者。曾任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民进第一、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三届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委。

  严景耀是浙江余姚人,自幼勤学敏思,1924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当时,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犯罪现象层出不穷,为解决中国的犯罪问题,他致力于犯罪现象和犯罪原因研究。1927年,他利用暑期休假的时间,到京师第一监狱作志愿犯人,亲身体验牢狱生活并开展相关调查,写出了《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中国监狱问题》等论文。1928年毕业后,他继续留在学校深造,次年取得硕士学位,后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授犯罪学。1930年初,严景耀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助理,并作为中国的代表参加国际监狱学术会议。他注重实际调研,曾率领学生到全国20多个城市调查犯人及监狱管理情况,对当时全国的监狱问题和犯罪状况有了较系统的了解和思考,并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1931年,他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主修犯罪学,后获得博士学位,其毕业论文《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论述犯罪问题和社会变迁的著作,严景耀也因此被视为近代中国犯罪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学术报国 立志创建中国自己的犯罪学科

  严景耀长期关注中国的犯罪问题,他学养高深,学术严谨,希望通过犯罪学研究服务社会,为人民解除苦难,为国家兴利除弊。这一信念,始终贯穿于他的人生经历和研究生涯。在深入了解英国、法国、美国、苏联等国犯罪学科和相关情况的基础上,严景耀立志结合本国实际,建立中国的犯罪学科。他敢于突破旧理论框架、观念模式和研究方法,采取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将社会问题、文化环境与犯罪现实联系起来考察,提出社会的剧烈变革和动荡是犯罪根本原因的观点;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结合在一起,从实际中取得第一手资料用以开展研究,并以研究成果指导社会实践。正如他所说:要消除中国社会的弊端,要彻底解决中国犯罪、贫穷、落后、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必须改变社会制度,反对法西斯主义,犯规独裁政治,实行民主。严景耀开创了中国犯罪问题的研究先河,建立了中国犯罪学理论体系,堪称中国犯罪学第一人。

  1935年6月,学成归国的严景耀重返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授“犯罪学”“社会调查”等课程。期间,他不仅教授知识,还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参观监狱、煤窑等地,使学生了解底层人民的苦难,在实践中寻找理论和现实的结合点。但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日寇入侵东北,进逼华北,校园已不复平静。严景耀鼓励和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他和平津各高等院校进步教授马叙伦、杨秀峰、许德珩等联合组织“华北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广泛发动教育界人士参与抗日活动。1936年夏,因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严景耀离开北平来到上海。9月,他被聘为上海提篮桥监狱副典狱长,成为提篮桥监狱历史上第一任华籍副典狱长。同时,严景耀还兼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并与赵朴初等人一起研究少年犯罪问题。

  疾呼民主 参与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

  1937年,上海沦为“孤岛”。1938年,胡愈之、王任叔、郑振铎等人创办了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这是“孤岛”文化界进步人士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一个中心,严景耀应邀在该校教授“社会运动史”。借助提篮桥监狱副典狱长的身份便利,严景耀先后营救了被敌伪逮捕的讲习所学员方行等7人和被关押在工部局监狱的地下党员许亚。同时,他还积极参加胡愈之、吴耀宗、张宗麟等人组织的“星二聚餐会”,这也是党领导下的一个进步组织。他和陈巳生、冯宾符、郑振铎、许广平、赵朴初、雷洁琼都是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一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早在燕大任教时,严景耀便与雷洁琼相识,他们是同事,也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后因各自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分隔两地,但音书不绝。两人在上海重聚,并于1941年7月结为夫妇。1941年,严景耀参加了郑振铎、王任叔、周建人、许广平、冯宾符等人组成的“复社”。在“复社”活动中,严景耀参与翻译了《西行漫记》《资本论》和《列宁选集》,还参加了《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

  抗战胜利后,代表群众呼声的《周报》《民主》等刊物相继诞生。严景耀经常向这两份刊物投稿,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大声疾呼。仅在《民主》上,便先后发表了署名“严景耀”的《彻底的民主与形式的民主》《论民主与法制》《论民主与自由》《论民主与经济》《论民主与教育》《论民主与民众组织》等10篇文章。以《民主》和《周报》为阵地,上海的爱国民主力量逐步实现了联合,为更好地开展斗争,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严景耀、雷洁琼、赵朴初等人于1945年12月30日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大会决定:理事会未选举产生前,会务由马叙伦负责,王绍鏊、严景耀、陈巳生三人协助。1946年1月2日召开的民进第二次会员大会上,严景耀被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民进第三次会员大会决定理事会下设一处三部及若干委员会,严景耀参与负责秘书处和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后又负责增设的国际宣传部。3月,他任宣传处长兼经济委员会主任。次年2月9日,他被选为第二届理事会理事。民进成立后,他与雷洁琼共同参加组织生活,以会员的身份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中去。

  反对独裁 为争取和平奋斗不息

  1946年5月,上海市警察局宣布将实行“警员警管区制”,这实质上是为镇压民主运动而炮制的“中式法西斯”制度。《民主》《周报》相继刊发民进马叙伦、严景耀、郑振铎等人的文章和谈话,揭批“警管制”的反动本质。5月26日,民进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联合由马叙伦、王绍鏊、严景耀等出面招待重庆来沪的郭沫若、茅盾、沈钧儒、柳亚子等民主人士,一同讨论如何发动群众力量以制止全面内战。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派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呼吁和平,雷洁琼是和平请愿团的一员,严景耀支持鼓励妻子的爱国举动。在北火车站送别请愿团后,他参与了反内战大游行活动。“六二三”下关事件发生后,严、雷夫妇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已无任何希望可言。

  1946年8月,雷洁琼重返燕京大学执教。严景耀也于1947年重返燕大。为推动燕大教职员参加“反内战,争和平”运动,两人同翁独健等人组织了读书会,宣传党的主张,团结知识分子。1948年,严、雷夫妇同吴晗、张奚若等进步教授创办了《新建》杂志,通过刊发文章揭露国民党政权的罪行,并同“第三条道路”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1949年1月,受马叙伦委托,严、雷夫妇代表民进前往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会见。毛泽东还与两人作彻夜长谈,使他们进一步坚定了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从犯罪学先驱到民主斗士,严景耀的初衷从未改变,以自己的所学所为,践行着追随真理,寻求民主,造福人民的信念。

作者:     责任编辑: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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