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孤岛”时期的图书出版紧紧围绕“抗日救亡”主题，迅速反映局势变化，针对性强，表现形式灵活，宣传进步思想和先进文化，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资本论》等大量精品图书，鼓舞了上海乃至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和抗战信心，也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孤岛”；抗战；图书出版

　　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后，由英美控制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为了上海的“孤岛”，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完全沦陷。上海“孤岛”时期，在极其艰难的斗争条件下，中方许多爱国文化人士出版了大批抗日救亡的进步书籍，宣传进步思想文化，在舆论前线为抗日救亡鼓与呼，鼓舞着上海和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志，坚定了民众的必胜信念，为全国人民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孤岛”时期图书出版业依然繁荣

　　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上海一些有实力、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大多因战事蔓延而迁徙到后方各地，但是，由于租界内暂时保持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秩序，一批文化精英、艺术名家仍然留在租界，使得“孤岛”的文艺、出版活动依然活跃，因为租界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思想和言论自由在这里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另一方面，受日本扶植的汪伪政权在租界内大肆捕杀革命群众和抗日爱国人士，暗杀和恐怖活动盛行。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租界内的爱国文化人士和共产党人仍顽强不屈，利用英法等国与日本的矛盾维持着生存斗争的一点空间，积极出版进步图书，宣传抗日救亡，出版各种图书有五六百种之多。①

　　上海沦为“孤岛”后，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为了领导“孤岛”的抗日救亡运动，重建了江苏省文化界运动文员会（江苏文委），成立了复社、北社和新知书店等秘密出版机关，翻译出版了大量抗日进步图书。一些社会知名度很高的出版社选择了坚守，如上海读书生活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等，仍活跃在“孤岛”，出版了很多进步书籍。上海读书生活书店历来是以宣传抗日、出版进步书籍而知名的，为了在“孤岛”生存下去，书店“乘福州路上的神州国光社收歇之时，承租下来开设了远东图书公司”②，改头换面之后，继续出售读书生活书店和其他书店的进步出版物。另外，上海“孤岛”没有随众撤离的各书店留守人员，还肩负着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的印刷造货任务。因为上海的印刷技术和印刷机器先进，上海印刷的书籍字体清晰而精美，价格又很低廉，所以许多内地的书刊选择在上海印刷，再通过海路辗转运到全国各地，这极大支持了大后方和根据地的抗日出版事业。上海“孤岛”图书出版的繁荣，使得一些在上海失陷后已迁往内地的出版社，也纷纷派人返回“孤岛”设立办事处。

　　二、以“抗日救亡”为图书出版基调，鼓舞民众的抗战斗志

　　“孤岛”时期的上海，人民生活困苦，为了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坚守的出版机构主要以抗战为基调出版图书、报刊，鼓舞人民坚持斗争。1937年，复社负责人胡愈之得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英国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这部报道性文学记录了1936年6月至10月斯诺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的实地采访，介绍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的情况，报道了中国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胡愈之认识到将此书介绍给中国人民的现实意义，他克服经费短缺的种种困难，约请了十余位共产党员和进步学者，不到一个月就将该书翻译完成。为了躲避租界的出版审查，胡愈之将此书的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改成了《西行漫记》。1938年2月，《西行漫记》中译本出版后，迅速在中国读者中流传开来，不到一年的时间连续再版四次，轰动国内外，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和威信。许多热血青年看了此书后，奔赴延安，走上革命的道路。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说：“在人们政治上思想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就像火焰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那本书里没有什么宣传，只有对实际情况的报道，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啊！”③中国红军和领袖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内容，给遭受侵略的国人以极大的鼓舞和胜利的信心。

　　《鲁迅全集》的出版也是“孤岛”时期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上海沦陷后，由于担心日军进攻租界，可能导致鲁迅书稿毁于战火，鲁迅的友人和弟子打算将《鲁迅全集》尽快出版。鲁迅全集有600万字，20卷，每卷有500页，出版需要一大笔资金。胡愈之、许广平等用出售预约券的形式筹集资金。胡愈之“亲自携带预约券，前往香港、广州、武汉等地，沿途用茶话会的方式，介绍《鲁迅全集》，当场销售预约券，效果很好”④ ，各地书店都经办发行，全力以赴，使得《鲁迅全集》在抗战困难时期预约销售的很成功。如“当时国民党著名人士邵力子就预订了20部”⑤。《鲁迅全集》的出版不仅使鲁迅的遗稿得以全面保存和流传，更为抗战中的民众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武器。

　　在出版《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之后，复社又陆续推出由梅益、林淡秋合译的斯诺夫人的《续西行漫记》，记录和反映上海各产业经济状况、工人运动历史和现状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等等。为了宣传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初，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北社编写出版了小册子《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通俗讲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通过报摊出售了一万册，受到广大工人、学生的欢迎。北社又陆续以《现代史资料丛书》的形式，翻译出版了《第三国际纲领》、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等一批小册子，向广大青年宣传共产国际。江苏省文委还秘密翻印了部分《列宁全集》以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著作，出版了《中国的游击队》《华北前线》《西北特区特写》等书籍，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抗战，给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大众以极大的抗战胜利的信心。

　　三、宣传进步思想和先进文化，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

　　把《资本论》全部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很早就是我国革命志士和进步知识分子的热切期望，译者郭大力和王亚南1928年就商定了合译《资本论》的事宜，读书生活出版社给予了大力支持，每月向作者预付40元版税用于生活开支。“孤岛”时期，郭大力、王亚南都远在内地，他们把译好的稿件，辗转带往上海，边译边带，好几年才完成。1938年八九月间，数百万字的三大卷《资本论》秘密在上海出版。我国经济学界的前辈许涤新在回顾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这段历史时说：“在那个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残得奄奄一息的出版界里，有谁能有条件把这部二百多万字的巨著全部译成中文呢？有哪个出版社有决心、有胆量敢出版这一部使资产阶级反动派发抖的《资本论》呢？感谢郭大力、王亚南二位同志的劳作，感谢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大力支持……”⑥

　　为了躲避租界和日伪特务的审查，爱国文化人士借助翻译外国作品来出版进步书籍。这一时期各种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百花齐放，以战争为题材的进步文学作品尤其受到重视，如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双城记》，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作品《人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光明书局出版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龙门书局出版了美国作家米歇尔的《飘》等，许多翻译作品都成为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精品之作。如李健吾译罗曼?罗兰的剧本，朱生豪译莎士比亚的剧本，梅益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傅东华译《飘》等，这些作品对战时的上海乃至中国，甚至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出版后，就迅速成为青年的励志之作。众多文学作品的出版，对于日伪统治下的上海人民来讲，既是文化上的熏陶，更是精神上的激励。

　　这一时期，开明书店还出版了巴金的旧著新作，如“激流三部曲”的后两部《春》《秋》，体现了“孤岛”时期文学艺术的高水平。世界书局出版的郑振铎、王任叔、孔另境主编的《大时代文艺丛书》，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还有林迭肯主编的《拉丁化新文字丛书》，包括《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国语拼音课本》等，对中国的文字改革提供了研究资料，具有进步意义。虽然“孤岛”时期也有出版社为了经济利益出版了一些迎合富商、市民需求的低俗读物，但这不是出版的主流。

　　四、不畏迫害利诱，与日军斗智斗勇

　　上海“孤岛”时期的进步出版活动，受到日军的极端仇视，他们把留在上海的文化进步人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不仅通过租界干涉，而且直接制造各种绑架、暗杀活动。据许觉民回忆，当时意大利人范士伯写了一本英文版图书《日本的间谍》，揭露了日本间谍活动的残酷内幕，翻译家罗稷南看到此书后，感觉这是一本暴露日军暴行的绝好读物。他向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编辑部申请由他来翻译此书，并署以笔名“尊闻”。该书出版后在“孤岛”销量很大，引起了日军的注意。日军通知租界的工部局追查此案。工部局查明此书的批售来源是远东图书公司，就将经理黄晓萍抓走。黄晓萍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拒不交代实情，书店经过多方营救将他赎出，但他不久即病重逝世。

　　打杀迫害文化进步人士的事件自然不止这一件。上海沦陷后，日伪找到世界书局的原负责人沈方知要求合作，遭到断然拒绝后，1938年日军将定时炸弹携带进世界书局在福州路的发行所，造成职员一死一伤。当时沈方知在病中留下了“近遭国难，不为利诱，不为危险”的遗嘱，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文化出版书店的负责人陆蠡先生，因出版进步书籍被日军抓捕，在狱中坚持正义、毫不屈服，惨遭杀害。“孤岛”内的文化志士除了面临着政治迫害，还受到严酷的经济威胁。受战争影响的上海租界，物资匮乏、物价飞涨、人满为患，很多文化人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穷困生活，可是拮据的经济条件，并没有消磨文化志士的爱国意志，当日军指使汉奸企图用一张支票收买郑振铎时，即被他严词拒绝。

　　“孤岛”内的有识之士没有被侵略者的凶残吓倒，他们巧妙地利用各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敌人斗智斗勇。为了躲避审查，他们给出版的图书取了隐晦的名字，有的出版社不公开地址，秘密出版进步图书。为了将出版的抗日图书运送到全国各地，他们经常把书混杂在章回体小说或日伪图书里带出，或把后者的封面撕下，贴在进步图书的封面上。此外，他们或改用托运书刊的办法，“托常跑上海的零担商船运送……也有交通员在运书途中被日寇捕去杀害了”，或打通邮局的关系，“直接由支局封发，能避免日方人员的检查”。⑦通过各种方法，“孤岛”出版的进步图书被运送到上海沦陷区和大后方根据地，给全国人民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

　　“孤岛”时期的上海，由于靠租界的庇护和其特殊的经济环境和交通条件，出版业仍然有着重要地位，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这一时期出版的图书迅速反映现实，针对性强，表现形式灵活多变，内容丰富，出版物的数量也远远超出沦陷区其他城市。图书的出版虽然不能像报刊那样及时地发表抗战的檄文，但是其传播更广泛，影响更深远，更能深入地影响民众，鼓舞他们抗战的决心和追求光明的信念，“孤岛”时期的图书出版，担负了这一历史使命。

　　（作者为河南大学出版社编辑）

　　注释：

　　① 吕亚平.抗战时期上海孤岛的报刊与图书出版活动[J].图书馆杂志，2012（2）.

　　② 许觉民.孤岛前后期上海书界散记[J].收获，1999（6）.

　　③ 孙华.《西行漫记》的传播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和中美关系的影响[J].出版发行研究，2009.6

　　④ 王锡荣.许广平为出版《鲁迅全集》奔忙[J].世纪，2008（5）.

　　⑤ 范用.在“孤岛”上海出版的三部名著[J].出版史料，2003（4）.

　　⑥ 朱少伟.《资本论》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J].人民政协报，2010-8-23.

　　⑦ 陈冠兰.近代中国的租界与新闻传播[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