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马叙伦、郭沫若、丘哲、许广平母子、陈其尤、翦伯赞、冯裕芳、曹孟君、韩练成等。由中共香港工委书记连贯陪同，宦乡随行，钱之光派王华生随船照料生活。

　　本来，按照计划，这批民主人士是在1948年10月中旬北上的；由于从大连租用的“阿尔丹”号货船到港时与另一艘船相撞，要入坞修理，因而另行租用一艘挪威货船“华中”号载客，迟至1948年11月23日深夜才从香港开赴大连。

　　每一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都高度重视保密。在这批精英中，郭沫若工作较忙，从这一年的8月25日开始，他在《华商报》副刊《茶亭》上撰写《抗日战争回忆录》，每日一篇。为了掩饰自己离开香港北上，不让连载中断，郭沫若在离港的前三天赶写了七八篇文稿，预先交给报社，直至12月5日才连载完毕；文末有一个《后记》，日期写的是“1948年11月21日于香港”。其实，文章登出时，郭老已经离开香港十多天了。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较多，护送工作也更加谨慎，特别是要筹划李济深安全离港的工作，更是困难重重，精心安排，大费周章。

　　根据有关记录，以及当年船上签名留念的复印件，可知这一批北上者主要有：李济深、朱蕴山、梅龚彬、李民欣、吴茂荪、彭泽民、茅盾、章乃器、洪深、施复亮、孙起孟、邓初民、王一如、魏震东、徐明等二十多人，中共香港分局派李嘉人陪同，卢绪章随行，钱之光则派李海、徐德明二人在船上照顾一切。

　　李济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除了中共同他联系密切外，港英当局与他常有来往，美国领事馆也接触频繁。这个时候，国民党政权已经四面楚歌，美国正在加紧拉拢“第三势力”，一些“小蒋介石”也在策划“划江而治”。有人挑拨李济深说：千万不要去解放区，否则易进难出，身不由己。白崇禧就曾亲笔写信给李济深，敦请任公（李济深字任潮）到武汉“主持大计”。后来由于国民党进步人士何香凝、梅龚彬等的劝说，李济深并没有上当。

　　为了团结各党派一起召开新政协，也为了李济深本人的安全，中共方面是希望李济深能够在第一批北上的，但他说时间太匆促，来不及走。到了1948年12月中旬安排第三批民主人士北上前，李济深虽然表示想尽早离港，但又说家属人多，往后的生活还未安顿好。为此，方方专诚上门拜访；恳谈之中，李济深透露尚差2万元现钞安家，方方当即表示帮助，这才使他全无后顾之忧，确定在第三批北上。

　　然而，如何才能将李济深安全地送出香港，仍然是大伤脑筋的事。李济深寓所在中环半山区罗便臣道，港英政治部在马路对面租了一层楼，派了几个特工人员住在那里，名为“保护”，实则监视。中共的五人小组经过研究，拟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决定在圣诞节次日的夜间上船，12月27日凌晨驶离香港。到了12月23日，饶彰风向我下达新任务，要我负责运送李济深的两件行李，并负责护送李济深等人登上苏朝合营的货船“阿尔丹”号。

　　为了完成这个秘密任务，我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采购货物的小老板，为此花了1 20港元买了一件英国制造的燕子牌“干湿褛”，每次外出执行任务时就穿上它，出入都坐“的士”，并留意有无小车跟踪。接着，我到跑马地凤辉台一位朋友家里，把饶彰风、吴荻舟从李济深家提取出来暂存在那里的两个皮箱拿走，作为自己的行李，到湾仔海旁的六国饭店租了一个房间住下。

　　1948年12月26日，太平山下仍然沉浸在节日欢乐气氛中，李济深的寓所也热闹非常。像平日宴客一样，主人家居打扮，身穿一件小夹袄，外衣则挂在墙角的衣架上。宾主频频举杯，谈笑甚欢。这一切，对门那几个持望远镜的特工看得一清二楚。晚宴开始不久，李济深离席到洗手间去，随即悄悄出了家门，在距离寓所二十多米远的地有，一辆小轿车戛然停下，李济深迅速上了车，直奔坚尼地道126号被称为“红屋”的邓文钊（《华商报》董事长）寓所。方方、潘汉年、饶彰风等早已在此等候，同船北上的“民革”要员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也已到达，何香凝老人和陈此生亦到来送行。这时，晚宴才真正开始，大家纵情谈论国事。

　　时钟敲过九响，我这个“小老板”起身向主人告辞，先行回到六国饭店打点一切。当我看到岸边和海面平静如常，便通知服务台结账退房，由侍应生将行李搬到我雇用的小汽船上；与此同时，我打电话到邓文钊家，按照约定的暗语通知饶彰风：“货物已经照单买齐了。”于是，饶彰风借用邓文钊的两辆轿车，将李济深这五位“大老板”送到六国饭店对面停泊小汽船的岸边。这时，周而复负责接送的彭泽民等三位民主人士也按时来到。会合之后，我和周而复便带领他们，沿着岸边的石阶走上小汽船，朝着停泊在维多利亚港内的“阿尔丹”号货船驶去。

　　李济深等上了货船，看到章乃器、茅盾、邓初民、施复亮等十多人已由别的护送人员陪同先行到来，甚为快慰。船长和海员被安顿在船长卧室，其余各人也分别住进较好的海员房间。

　　当一切停当之后，我和周而复与这些“大老板”一一握手告别，请他们放心休息。回到岸上，周而复径返英皇道住所，我则到中环临海的大中华旅店找到饶彰风向他汇报。我们两个虽然十分疲倦，但不敢入眠；直到清晨知道货船已通过水师检查，驶出鲤鱼门了，这才放下精神重负，蒙头大睡。

　　1948年12月初，悬挂挪威国旗的“华中”号终于驶进渤海湾，大连在望。但是，由于大连处在苏联管辖之下，码头军用，不准外国货艏进港卸货，因此要继续驶往接近丹东市的大东沟抛锚。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李富春、张闻天前往迎接，送往丹东，转乘专列经沈阳转赴哈尔滨休息和参观。

　　马叙伦一行到达哈尔滨时，正好遇上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捷报传来，大家欢欣鼓舞。马叙伦更是亲自执笔，以中国民主促进会名义，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表示祝贺。电文说：

　　“人民解放战争，未及三年，胜利无算；虽由同胞自觉，共起并持；实赖两先生，老谋荩画，领导有方”；“遂使民主之光，焕若朝阳；独裁之焰，微同爝火。全球为之刮目，美帝于焉坠心。行见敌势山崩，吾威海泻；叩秣陵于指愿，得罪人于豫期。凯歌讴遍，大业永昌；作大寰民主之矜式，为世界和平之保障。谨抒庆贺，何任忭欢”。

　　电文中充分表现了马叙伦对共产党、解放军衷心拥戴之情。

　　马叙伦等这趟船不能在大连停泊这件事，又一次引起周恩来的关注，他立即致电大连中华贸易总公司的冯铉、刘昂，要他们同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今后租用的轮船，一定要在大连靠岸；上岸后，要安排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负责人应住单间，并要确保安全。与此同时，周恩来给钱之光发了电报，中称：已经送起了两批客人，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今后行动要更加谨慎。事实充分表明，自从考虑接送民主人士离港北上之日起，周恩来一直要求把保证安全放在首位，做到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