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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秘密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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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应该补记一段既离奇又惊险的插曲——关于胡绳、沙千里两人离港北上的经历。
  按照原定计划,连贯分别通知了胡绳、沙千里,商定在1948年10月中旬与郭沫若等人一起,乘坐苏联货船“阿尔丹”号前往大连。由于该船抵达香港时与另一轮船碰撞而要入坞修理,不知拖延到什么时候才能成行;于是,连贯出了一个“怪招”(这是胡绳在逝世前半年所写文章中的说法,因为在此之前和以后,都没有用同样方泫送人北上);要他们从香港乘坐公开营业的外国客货轮,先到韩国仁川,找到连贯介绍的商人,再从仁川搭走私的机动帆船到大连去。
  谁知胡、沙二人1948年10月下旬到达仁川时,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当地商人害怕国民党的兵船在海上打劫,不敢再冒险走私货物到东北各地了。因此,胡、沙二人不得不滞留在仁川,进退两难。这时,祖国正在进行波澜壮阔的淮海战役,而他们却陷在人地生疏的韩国,心中的焦急可想而知!
  到了1948年11月底,绝处逢生,胡绳、沙千里终于找到一艘走私布匹的商船,愿意运送他们到大连去。然而,当这只走私船在海上漂流了几天,接近大连的时候,船主用望远镜发现左前方有一艘大船,估计是国民党的船只,于是急急驶往一个荒岛,躲藏了一夜,次日观察清楚,知道大船已经远离,这才继续开往大连。胡绳、沙千里上得岸来,与接待单位接上头,这才知道:他们躲避的那艘大船,其实就是运送马叙伦、郭沫若、丘哲一行的挪威货轮;而两个月前提出要他们自行到仁川这个“怪招”的连贯,也正是同马叙伦、郭沫若等一起抵达大连的。
  第四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是: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曹禺、王芸生、刘尊祺、徐铸成、赵超构,张絅伯、张志让、邓裕志、沈体兰、傅炳然以及柳、叶、曹的夫人,包启亚小姐、邓小箴小姐等27人。中共香港工委书记夏衍派了胡绳的夫人吴全衡等陪同,负责接待工作。
  这次租用的货船又是挂挪威国旗的“华中”号。 1949年2月28日早上开航之前,港英海关人员照例上船检查,他们在马寅初的皮箱中,看到一张他在抗战期间的照片,合照的几个人西装革履,衣冠楚楚,同眼前这位货轮“账房先生”的身份很不相称。海关人员怀疑马寅初会不会是被通缉的要犯,当即下令扣船,不准出港。船上的职员上岸交涉,再三解释,又私下塞了200元“请饮茶”,对方才肯签字放行。
  一场虚惊过后,大家才松了口气。
  第五批北上的人数最多,共有二百五十多人,既有民主党派名流,又有文化艺术精英。他们是:李达、周鲸文、刘王立明、李伯球、周新民、黄鼎臣 、杨子恒、谭惕吾、阳翰笙、史东山、曾昭抡、费振东、汪金丁、罗文玉、严济慈、沈其震、狄超白、胡耐秋、黎澍、徐伯昕、薛迪畅、臧克家、丁聪、特伟、于伶、李凌、张瑞芳、黎国荃等。还有应邀到北平出席全国妇女代表会议的代表杜君慧、郑坤廉、张启凡、何秋明、杜群玉,以及刚被港英当局封闭的达德学院的同学五十多人。中共香港工委由文委副书记冯乃超陪同,邵荃麟还派了三联书店的曹健飞、郑树惠随船接待。
  这次租用的是大兴船务公司挂挪威国旗的“宝通”号货轮,载重四千多吨。早在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香港工委就接到通知,说华北解放区橡胶、西药等多种物资奇缺,希望香港工商界朋友尽量采购,运往天津销售。于是,饶彰风、邵荃麟便通过亚洲贸易公司、京华贸易公司,利用社会关系,大量采购急需的物资运往天津,因而租用这艘较大的远洋轮船,既装货物,也载客人。由于客房不多,特地买了200张帆布床,放在大舱和甲板上。除了少部分人住房间外,大多数人都只好睡帆布床。  
  考虑到这船货多人多,为了避免例行检查时出现麻烦,饶彰风同意别人的建议,送了3000元给黄翠微,托他转送有关人员饮茶。果然,海关和水师的检查虽然严格,但是没有故意刁难。3月1日早上,“宝通”轮顺利起锚起航。
  经过七天的航行,“宝通”号轮船在1 949年3月7日驶抵天津市第二号码头停泊。由于这是天津解放后第一艘外国轮船进入市区,引起众多市民在码头观看。天津市长黄敬、秘书长吴砚农前来迎接,并于次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3月9日的《天津日报》以《津市黄市长欢宴民主人士——文教部昨召开座谈会黄松龄部长席间致词》为题,作了详细的报道。这批北上人士在天津休息了三天,才由北平各有关部门分别接往北平去。
  第六批北上的民主人士较少,主要有黄炎培和夫人姚维钧、俞澄寰、盛丕华和他的儿子盛康年等。钱之光派刘恕随船护送。
  他们乘坐的是挂葡萄牙国旗的客货轮,1949年3月14日驶离香港,在公海上先后与两艘国民党军舰相遇,都曾受到盘问,但船长应对得宜,有惊无险。
  3月20日,货轮直接驶抵天津第二码头。中共中央派了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前往迎接。他们在天津休息参观了几天,3月25日抵达北平,正好赶上26日举行的各界欢迎民主党派人士的盛大集会。
  第七批北上的大多数是应邀到北平出席文代会的代表。同船的有:于立群和她的三个子女,钟敬文、陈秋凡夫妇和两个子女,黄药眠夫妇,王亚南、陈迩冬、傅天仇、舒绣文、方青、盛此君、张文元、巴波夫妇等一百多人。
  香港工委由文委副书记周而复带队,还派了姜椿芳、曹健飞三人
  随船协助。由于这次租用的是太古船务公司的“岳州”号客货轮,船上有客房设备,因而较为舒适。1949年5月5日下午从香港起航,一路平安无事,他们在旅途中也办了一份手写的《岳州报》,由姜椿芳、姚平芳从收音机上收录新华社的重要新闻,由老报人和书法家陈迩冬编写。这份报纸很受大家欢迎,认为既是一支“轻骑队”,又是一件“艺术品”。
  除了上述七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外,经中共香港工委个别接送、坐客货轮头等舱抵达北平的尚有:何香凝、陈嘉庚、司徒美堂、胡愈之、沈兹九、蒋光鼐、龙云、黄绍竑、黄琪翔、钱昌照、许宝驹、千家驹、马思聪、郭大力、萨空了、刘思慕、庄明理、王雨亭等多人。
  据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查核档案统计:从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接送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北上的工作,大大小小二十多次,共有一千多人,其中民主人士三百五十多人。 
  回顾护送工作的整个过程,堪称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上自中央,下至地方,南起香港岛,北达哈尔滨,真不知费尽多少人的心血;而在这过程当中,担负“总司令”职责的是中共中央书记周恩来。在他周到而妥善的指挥之下,完全可以说是:缜密策划,精心安排,忙而不乱,全无错失。
作者:杨 奇
责任编辑:张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