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1年离开上海后一直在北京工作和生活。几年前我回上海专门去了一次著名的江南古刹玉佛寺。那里已成为人来熙往、佛事兴旺的旅游景点，同1946年1月上海学生和各界人民公祭昆明“一二·一”惨案死难列十大会时的旧貌完全不同，特别对那些已看惯了大会堂大场馆的年轻人而言觉得玉佛寺小小的庭院和殿堂，当年竞能容纳万人举行活动，简直不可思议。

　　现在我们看到的许多电影和电视，在讲述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地下斗争时，往往都是描述如何打人国民党军政内部搞策反工作或情报工作，情节曲折离奇，还夹杂一些“三角”、“四角”爱情关系，却很少反映毛泽东主席1947年5月30日讲的:“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的斗争。”《毛泽东选集》注释中说明:“学生运动”包括“1947年5月4日上海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内战。同时，发生了上海八千工人、学生包用国民党警察局的事件”等等。

　　1941年12月8日，日本同美、英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上海的外国租界汪精卫汉奸政府(俗称伪政府)势力也进入了租界，上海的国立大学如交通、负担、同济和暨南大学等都搬到了内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时，上海有大中学校300余所，学生十余万人。其中100所学校中有中共地下党组织。党的力量最强的是基督教圣公会办的圣约翰大学(以下简称“约大”)，有学生两千余人，党员六十余人。之江大学、东吴大学各有党员十余人。私立大学中，大同大学有学生两千余人，党员三十余人。中学方面，上海中学有党员三人，新本女中有党员二十七人。

　　抗日战争开始后，上海地下党的总方针一直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党员要“勤学、勤业，交朋友”。我1943年进入约大后，由于日、伪镇压的残酷，上海学生没有开展过公开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政治斗争。地下党要求党员参加并成立各种合法的'才契”，包括参加基督教唱诗班，开展读书、戏剧、歌咏、文娱、体育等各种联谊活动;在一部分同学中传阅并讨论进步书刊，广交朋友，培养进步的积极分子。我和毛乾丰所在的化学系和鲁平所在的农学院，进步力量最强。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地下党通过上层爱国人士推动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并联合了《申报》、《新闻报》，在八仙桥青年会举办了一次全市救助失学义卖活动，约大有500多名同学参加。这次全市性的活动成为地下党多年来“积蓄力量”的一次检阅，打破了日伪长期统治的沉闷空气。

　　1945年8月中旬，日本即将投降时，中央曾决定上海附近的新四军进占上海，上海地下党包括约大的党组织已经开始了欢迎和接应活动。后来中央取消了这个决定;地下党有所暴露，3个学生被捕，18人被学校开除，他们绝大多数是党员。约大和其他一些学校成功地开展了反对汉奸校长的锄奸斗争。与此同时，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特务活动也开始活跃。

　　“欢迎”马歇尔--上海学生第一次大游行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从延安飞抵重庆，同蒋介石就避免内战、建国问题进行商谈。国民党当局执意要取消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最后虽在十月十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国民党军队没有停止进攻解放区，因此，“反对内战”成为全国人民包括上海学生最关心的问题。从1945年秋冬开始，约大全校积极分子组成的“团契”经常请爱国知名人士来学校演讲，提高大家对时局的认识，其中有郭沫若、陶行知、罗叔章、马寅初、张網伯、雷洁琼、林汉达、平心、勇龙桂等。

　　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马歇尔(五星上将)来中国，第一站是上海(12月16日周恩来将率代表团抵达重庆)。马歇尔的使命，名义上是“调停内战”、“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的代表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的统一”，实际上是帮助国民党把军队从西南运往东北和华北。中共地下党为了配合中央的谈判斗争，采取上海学生“欢迎马歇尔”(以下简称“迎马”)这一合法的形式，来显示中国人民要求马歇尔公正调停内战，促进中国国内和平的愿望。地下党学委决定由约大、之江大学、沪江大学、上海法学院四校学生牵头联络，成立了32所大中学校学生组成的“欢迎马歇尔大会筹备会”，起草了致马歇尔信，提出了“希望促进中国民主政权建立”“要求考察中国真实民意”“希望本着公正的态度调停中国内战”“希望短期内撤退驻华美军，并在内战未停前不以军火供给任何一方”等六项要求。筹备会聘请林汉达教授等一批知名人士任顾问，林教授还帮助修改了致马歇尔信的英文译本。

　　为了搞这次“迎马”活动，地下党从约大总支抽调黄振声(原名黄振兴)、张毓芬和陈震中三名党员(以后又陆续增加了之江大学的顾光顺、东吴大学的陈立复、大夏大学的陈赓仪)，负责同各校同学联络和欢迎大会的组织工作，这成为常设班子和后来上海学联地下党党组的班子。

　　我作为约大党总支委员同钱春海(后改名钱大卫)负责全校积极分子组成的“团契”，接替黄振声等负责约大学生运动公开出头露面的活动1945年12月20日，43所学校四千余同学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中央路广场(后来的沙市路中央商场)，准备向马歇尔住地南京路外滩华松饭店(现和平饭店)出发。陈震中刚刚作了简短讲话号召整队出发，预先埋伏在广场周围的几十名国民党特务暴徒就挥舞棍棒冲进队伍乱打，多人被打昏在地，满脸鲜血。我和钱春海站起来指挥在广场后排压阵的300名约大同学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团结就是力量》，各校学生群起呼应，稳住了阵脚。这是上海学生运动第一次使用歌咏这个武器。约大的党员缪鹏、成幼殊(女)等同学抓住了两个丢石头和散发传单的特务(其中一人供认是三青团员)拖到了广场，奉命来驱散学生队伍的黄浦分局局长把这两名凶手带走了。这时一个美国人来到中央路广场，他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总干事罗伦·艾利奥特(自称是美国总统私人秘书)，他目睹了现场暴行并表示愿意转交上海学生致马歇尔的信。随后，四千多人的学生队伍开始游行，沿途向市民宣传，一路高喊:“反对内战”、“建立新中国”、“打倒贪官污吏”“撤退驻华美军”等口号，受到市民的欢迎。游行队伍从江西路折入南京路向西转到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直到上海市社会局。这是抗战胜利后上海第一次学生大游行。 昆明“一二·一”惨

　　案激发上海“公祭”

　　就在上海学生准备“迎马”的时候，1945年11月25日，昆明六千多学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抗战后南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由于遭到反动军警的骚扰威胁和特务分子的捣乱，昆明三万余名学生11月26日举行总罢课。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领导了这场斗争。12月1日，大批国民党武装暴徒冲进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几所学校，使用机关枪和投掷手榴弹射杀师生。于再(昆明南菁中学教师)、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四位师生被杀害，60多名学生受伤，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激起了上海和全国学生、教师和广大人民的普遍愤慨。但当时上海地下党正忙于12月20日的“迎马”活动。在这前后，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访问重庆，1946年1月5日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地下党正在考虑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通过追悼昆明 ”惨案的烈士，使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引向深入。

　　这时，党支部向上级汇报了之江大学学生党员袁鹰(原名田复春)了解到的重要情况:被杀害的于再烈士的胞妹于庾梅在上海。她的丈夫顾家干是袁鹰的同乡好友。袁鹰去他们家的时候看到于庾梅对胞兄的被杀一直非常悲痛，他们夫妇打算在玉佛寺做一次佛事，祭奠惨死的哥哥。地下党学委研究了这个情况后，张本书记找我和袁鹰讨论，要我们研究有没有可能把于庾梅在玉佛寺的家祭变成全市性的追悼活动。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骑自行车在约好的时间去愚园路渔光村弄底袁鹰借住的魏启明家，在窗外吹两声口哨，袁鹰就下楼出来，两人一边走一边交换意见。我们一起到玉佛寺实地观察了两次，了解场地的容量、租借手续和费用等问题。我们都感到玉佛寺的大殿和庭院可能容纳不了一万人，但是十二月是寒冬，大家挤一挤也不要紧。袁鹰负责同于庾梅协商，使双方的想法能取得一致。我们随后向张本报告，可以在玉佛寺举行公祭。公祭是以家属于庾梅名义公开祭奠，群众闻讯自行前往吊唁、追悼的方式进行。

　　上海地下党最后决定1946年1月13日借玉佛寺组织一次“上海市各界人民公祭'-二·一’死难烈士”(后来简称“祭于”)的活动，提前三天在《大公报》登载了讣告。这次公祭采取民间传统的在寺庙祭奠的形式，使国民党政府一时不够警觉，也难以阻挠;时间的选择也很恰当，1月5日国共两党已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1月13日正好是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后的第三天。

　　地下党领导确定:“祭于”活动参加者以学生为主，仍由“迎马”活动时以黄振声为首的班子负责同各大、中学校学生串连、发动和领导游行队伍。教师、工人、妇女等各界人士由地下党各有关部门发动。公祭的准备工作及具体程序由约大党总支周志毅、钱春海抓总。决定公祭后，约大突击创作了两首挽歌，送到各校练唱。一首是《安息吧，死难的同学》，由很有文学修养的党员成幼殊作词，由歌唱水平很高的钱春海作曲，歌词是:

　　安息吧死难的同学

　　别再为祖国担忧

　　你们的血照亮着路

　　我们会继续前走

　　你们真值得骄傲

　　更使人惋惜悲伤

　　冬天有凄凉的风

　　却是春天的摇篮

　　安息吧死难的同学

　　别再为祖国担忧

　　现在是我们的责任

　　去争取民主自由

　　这首歌的歌词优美，曲子也很流畅，一学就会，缺点是只提“同学”

　　而于再是中学教员。我也写了一首词《自由公理在哪儿?》，由学习音乐作曲的任策作曲。歌词是:

　　西风凄凄，大地在叹息

　　朋友，你死不瞑目

　　为了祖国的独立、民主和自由

　　谁是凶手?杀人要用机关枪和手榴弹

　　谁是凶手?屠杀我们青年

　　眼泪朝里流，怒火燃烧在

　　心头

　　这是什么世界

　　自由公理在哪儿

　　在哪儿

　　在哪儿

　　这首歌的火药味比较浓，曲子较难学。

　　1946年1月13日早上八九点钟,一万余名吊唁群众三分之二是学生举着横幅、捧着花圈,川流不息地从四面八方向玉佛寺涌去。寒风呼啸,我们自己创作的挽歌在队伍里阵阵响起……玉佛寺内挂满了挽联,充满了血泪的控诉和愤怒的呐喊。公祭大会主席台设在正殿门外。主祭团由宋庆龄因病未出席,送了花圈、柳亚子、马叙伦、沙千里、郑振铎、许广平、金仲华七位先生组成。烈士家属于庚梅介绍了于再烈士生平及死难经过。柳亚子代表上海人民献花圈。马叙伦宣读祭文“呜呼先生不死于抗敌胜利之前,而死于抗战胜利之后……呜呼先生,机关枪、手榴弹,不用以杀敌人,而用以杀同胞、杀志士、杀青年……我们得民主一日,即不忘先生一日……”约大学生朱传芳（辛小兰,后来由我介绍入党）任司仪并朗读挽词,领唱哀歌,她那标准的国语和真挚感人的语调,使玉佛寺沉浸在一片吸泣声中。接着柳亚子、林汉达等知名人士讲话,又将人们引向愤怒抗议的高潮。林汉达教授说“做法西斯梦的人应该醒了,法西斯只有三条路,第一条是墨索里尼的上吊,第二条是希特勒的自杀,第三条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切腹。”接着南京和上海临时大学代表、新新公司职工、沪西纺织女工、小学教师代表、杨树浦煤气公司青年工人、中国新闻专校、民治新闻专校、大同大学和约大等校学生代表发言,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暴行。

　　公祭大会在雷动般掌声中通过了给蒋介石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电报,提出八项要求一、立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二、立即实现“四项诺言”,切实保障人民自由。三、立即逮捕公审汉奸,鼓励人民检举汉奸。四、立即严惩昆明惨案主凶关麟征、李宗磺及青岛屠杀青年学生之凶手。五、即明令废止束缚学生民主自由之法令、办法。六、严办贪官污吏。七、提

　　高教师职工之待遇，救济失业。八、提高妇女地位。从八项要求来看，比三个星期前“迎马”时的口号有了明显的变化反映了时局的发展和人民认识的提高。 玉佛寺的扩音器响起了《义勇军进行闸》:“起来，不 愿做奴隶的人们!......”示威游行开始。警备司令部的警官曾企图阻挠游行，没有得逞。上海女中的军乐队为先导，一万余人的队伍沿着江宁路折到南京路，穿过上海市中心区，一直到下午四时许才在外滩结束。游行队伍一路唱歌，喊口号，向路边群众宣传，唤起人们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的决心。路过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社、上海市政府、市警察局时，都有针对性地喊话，遇到美国大兵时用英语呼喊“美国兵，回家去!”各校学生一路还用粉笔在地上、墙上写了大量标语，沿途油印了快报，创造了不少新的宣传方式。

　　“祭于”揭开了上海人民爱国民主运动新的一页

　　“迎马”和“祭于”的斗争使上海的地下党党员和积极分子得到了锻炼，群众得到了教育，获得了经验。随后，各学校的地下党除了日常群众工作外，把开展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的政治斗争同组织大规模的符合学生切身利益的活动灵活结合。1946年2月初上万学生上街劝募，解决了四千余名同学的困难。约大近千人举行大会，面向校长提出减低学费的要求。1946年“三八”妇女节，地下党在约大校园对面的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举行了上海市各界妇女两万余人的盛大集会并游行。会场布置、大会司仪、朗读宣言、代表全市学生讲话和游行队伍的总指挥都是约大学生，约大男同学还组织秘密纠察队，在会场四周和游行队伍两侧保护。游行队伍高喊“反内战反独裁，要求和平民主”“保障妇女职业与权利”等口号。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前夕，6月16日在天蟾舞台(现逸夫舞台)举行了有五千多名学生参加的“尊师庆功大会”，郭沫若、林汉达和孙起孟等爱国民主人士发表了激情的演讲，把大会变成了要求裁减军费、立即停止内战的示威。接着6月23日，上海市各界人民5万多人(含学生2万多名)聚集在北火车站举行大会，欢送“上海人民和平请愿代表团”去南京，会后由约大学生在前面开路举行了大游行。一路高喊“反内战”“要和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等口号。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同攻殴打，马叙伦、阎宝航、雷浩琼和陈震中受重伤。周恩来立即前去慰问，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毛泽东、朱德也致电慰问。全国学生和人民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政府坚持独裁、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反动本质。

　　前面已讲过，上海地下党在“白区”的活动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党员要“勤学，勤业， 交朋友”。 “迎马” “祭于”，正是在“积蓄力量”的基础上，找到了“时机”。但是也有人作了不正确的解释。1998年3月20日上海某报第8版文章《写回忆录必须忠于史实》，引了一位领导同志的话:“我们的军队打仗，党员是冲锋在前的，但是白区游行示威，党员却躲在后面，把非党积极分子推到前面去，因此被捕的多半不是党员，我们还认为这样很'策略'。结果，非党同志为我们被捕，被杀头，使我们大大地脱离了群众。”这种说法不完全符合事实。事实证明，无论在“迎马”还是“祭于”斗争中，都有一部分党员积极分子公开出头主持会议、发号召，组织、指挥游行队伍，公开联络串连，指挥唱歌、领喊口号。而大多数党员则是同积极分子和群众在一起，在下面个别做工作。以约大来说，党的总支书记和两三个总支委员是“隐蔽”的，不是“冲锋在前的”。而地下党在得知国民党政府有迫害计划时，就马上通知一些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转移到外地去隐蔽。1946年6月底全面内战开始后，我和其他几个党员被通知撤退到香港。1947年1月，为迎接学生运动的高潮，党组织又让我回到上海，不再在校内工作，而改做全市性的工作(1947年5月正式成立了上海市学联)。1948年秋，我改为搞“隐蔽”工作，重新报了户口，领了新的身份证，改名“朱良”，不再用“周志毅”。

　　随着学生运动逐渐成为反对蒋介石政府的“第二条战线”，蒋介石政府对学生的镇压也越来越残酷。特别是1947年5月30日前后、1948年1月29日同济大学事件、1948年8月26日、1949年4月26日四次大逮捕，至少有700余名学生被逮捕。根据地下党1948年67月份决定，约有1700

　　名党员和积极分子先后撤退到解放区。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有三位被捕同学被杀害:5月7日，我直接领导的《学生报》印刷、发行负责人严庚初(党员)在浦东英勇就义;5月20日，交通大学党员穆汉祥和新青联成员史霄雯在闸北被杀害。如果不是5月24日解放军部队迅速突入上海市区，可能还会有一批被捕同学遭难。

　　怀念林汉达教授和所有爱国民主人士

　　前面谈到，1945年秋冬起，我负责的全校性的积极分子组成的“团契”的一个主要活动，就是邀请一些知名教授、爱国民主人士来作时事形势报告。他们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威胁、压力，勇敢地提出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一党独裁等主张，对积极分子和群众包括共产党员都有很大的教育和鼓舞。特别是之江大学的林汉达教授，他在一次报告中说:“希望进步青年要像蜡烛一样，不惜牺牲自己，发光发热，造福人类。”他这个讲话在同学中产生很大的反响，因此我们就把这个全校性的“团契”命名为“烛光团契”参加它活动的同学有三百人。党的号召一般都在烛光团契先行酝酿，再分头带动其他学生团体。

　　1945年12月，就在“迎马”、“祭于”期间，林汉达教授同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等发起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从“迎马”、“祭于”到1946年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尊师庆功大会以及“六二三”欢送上海人民和平请愿代表团去南京大会，林汉达一次不缺地出席并发表了通俗、生动、尖锐、鲜明的讲话，反对内战、痛斥反动独裁、要求和平民主、反对迫害青年。他那浓重的宁波官话，我到现在还印象深刻。1946年6月底全面内战开始后他上了国民党政府的黑名单，进一步遭到了威胁、迫害。8月，在共产党的保护下他进入了山东解放区。

　　新中国建立后，他担任了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教育部副部长，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像林汉达这样的爱国民主人士，党和人民是永远不应忘记的。遗憾的是，他在1957年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受到迫害，1972年含冤去世。

　　难忘我同袁鹰在六十六年前“祭于”时的合作。我一直有这样的看法:如果不是袁鹰及时向党组织反映于再烈士的胞妹于庾梅准备在上海为他哥哥做佛事，地下党是不是能够搞成玉佛寺公祭这样大规模的追悼活动还是个问题。我一直怀念我同袁鹰合作的那段经历。但是解放后因彼此工作繁忙，虽同在北京工作，他长期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要负责人，成为知名作家，我一直搞外事工作，相互只有偶然的相遇。上世纪九十年代离休后才经常接触，彼此一直以原来的名字相称，我叫他“田复春”，他叫我“周志毅”，说明我们都难忘1945年底合作的那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