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逐步成为党在白区工作中开辟“第二条战线”的重要力量。

　　1945年初，一场以上海学生界为主、在全市大规模兴起的救济失学义卖运动，成为上海全面沦陷后第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活动；而一年不到爆发的另一场公祭昆明死难烈士斗争，则形成抗战胜利伊始，以上海学生界为主、各界群众广泛参加的爱国民主抗争。

　　直接领导这两次著名活动的，就是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市工作部(后为上海市委)领导下的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

　　城工部和新一届上海学委诞生

　　1943年4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成立城市工作部(敌区工作部)，领导上海、南京、浙江等敌占城市工作。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淮南根据地，城工部在刘晓部长赴延安(1944年7月)之后，继续在刘长胜的主持下，由秘书兼干部科长张承宗会同马飞海、吴学谦和我，分别负责对上海敌占区经济、文化、教育、青少年政策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1944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为敌陷区动员一切抗日群众组织于各种团体之中，执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了政策，要求准备时机，为迎接抗战最后胜利作出重要部署。

　　华中局城工部立即调上海地下党各系统干部到根据地学习中央有关指示、汇报工作和参加整风。学委书记张本和负责中学分委的李琦涛专程从上海赶来，与我们这些先前留在根据地的干事一起学习中央精神，结合上海的工作实际，共同研讨贯彻意见。其突出的就是确定一个精神:斗争要同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同时充分利用合法形式。

　　1944年华中局党内刊物《真理》第10期上，刊登了三篇文章:刘长胜写的《抗战以来的工人运动》、张承宗写的《抗战以来的职员运动》、陈一鸣写的《抗战以来的学生运动》。在第三篇中，我将中央的主要精神和讨论意见写入文章的最后一章:“准备反攻中学生运动的方向”，其中的主要内容是:

　　发扬学生青年在大革命前夜宣扬真理、宣传形势，鼓舞信心的先锋作用，向广大人民发出号召，同舟共济，对抗日寇。把学生青年和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力量结合起来，学生运动要发扬桥梁作用，扩大为社会青年运动。

　　广泛发展青年的力量，开展学业和生活上的互助合作，为新中国准备人才，为争取学生继续求学，保存群众基础而斗争。要团结大批优秀的、有觉悟的、有能力的先进分子，更有效地联系、教育广大群众。

　　争取一切在敌伪各种组织里的青年，用各种形式与敌伪作斗争，保障青年的权利，揭露敌寇的真面目及它的末日的到来。

　　一切在白区的学生工作者、共产党员，只有依靠群众，学习群众，率领群众与敌人作灵活复杂的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进行自我思想改造，坚定阶级立场，提高政治水平，才能组织起强大的力量来迎接胜利。

　　同年7月，城工部决定建立新一届的上海学委，张本任书记，吴学谦、陈一鸣任委员，后增补李琦涛、莫振球。随后吴学谦和我相继回到上海，全力贯彻党对群众工作再转变的要求。

　　沦陷后第一次跨校际的团结互助

　　1944年年末，学委在领导各区委、支部继扩大“天亮运动”宣传同时，也在摸索寻求针对学校的实际，打开工作新局面的契机。指导各大中学校支部利用和创造合法条件，使团结、组织群众的工作从原来分散、隐蔽的状态转为较集中、较有规模的活动。

　　当时，面临日寇统治下的上海，经济每况愈下、学生失学危机日趋严重，不少学校的学生都曾开展自助助学，但校内活动规模和影响有限；处在敌伪控制下的《申报》、《新闻报》，在爱国人士的强烈要求和主持下，已通过“社会服务栏”向社会提出募捐助学，但要求救济的贫困学生众多，募集的款额杯水车薪。学委中分工负责基督教青年会统战工作的我，主动向青年会从事学生工作的学生部干事罗冠宗建议:发扬男、女青年会举办慈善救济的历来传统，组织一个全市性的“救济失学义卖市场”。建议迅速得到罗冠宗和青年会总干事陆干臣、女青年会代理总干事张志学、青年会学生部主任干事丁光训、青年会副总干事杨怀生等基督教爱国人士的积极赞同。

　　我立即将情况在学委会上作了报告，学委决定抓住契机，突出团结互助、患难与共为目标的群众工作。指示我加强同基督教爱国人士的沟通联系，进一步促成男、女青年会出面，联合《申报》、《新闻报》共同举办“救济失学义卖市场”，在敌伪占领的上海争取合法条件。同时学委通过各区委、支部做好全市大中学校的发动、筹备和组织工作。

　　接下来公开层面上，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联合《申报》、《新闻报》的“社会服务栏”，成立了“义卖市场委员会”。在基督教爱国人士的全力主持下，青年会下设执行委员会，由干事沈德溶具体负责举办事务。沈德溶说服日方派驻青年会顾问，一起前往警察局特高科办妥了“救济失学义卖市场”开办手续。1945年1月，“义卖市场委员会”公开登报号召，拟定募捐总目标1000万元(伪币)。提出:“为鼓励自助助人的精神，关于义卖市场的筹募货物、推销代价券及会场服务等事宜，拟请各大中学校同学自己参加，义务协助。”青年会的干事们也分头到各基督教教会学校进行宣传、指导，以及争取校方领导支持。

　　秘密层面下，则是学委的全面部署，各校党组织、党员、积极分子的迅速发动，依靠长期来深入群众“勤学、勤业、交朋友”所凝聚起来的力量，上海34所大中学校的学生积极响应“自助助人”，纷纷组织起来创造性地开展筹备工作，他们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广泛向工厂、商店劝募商品、向家人、邻里推销义卖市场的代价券，并手工制造了各种义卖商品和工艺品。学校同情贫苦学生的教授和不少校长也动员起来，复旦校长李登辉带头积极认购代价券，有的教授还被学生聘为活动顾问。

　　1945年2月15、16日，是传统节日春节中的初三、初四，按“义卖市场委员会”选定的日期，八仙桥上海市基督教青年会会所(今西藏南路口)热闹非凡，一千多名大中学校学生在此设立了各校摊位，出售各自募集的和自制的商品。学生还组织了书画、篆刻等艺术表演及音乐、话剧、木偶戏、哑剧等节目演出，设置了义卖市场游艺室、提供医疗及咨询服务的医务室。当年参与者至今津津乐道的还有:复旦大学专设的国货部；沪江学生推销的“沪江墨水”和“沪江脂”化妆品；圣约翰、沪江大学联手经营叫好又叫座的特色茶座，学生小乐队伴奏，供不应求的自制饮料点心……学生们的创意层出不穷。

　　而社会各界予以回应的是极大的同情和支持，沦陷下的上海创下了奇迹，十多万人次的顾客涌向青年会会所，短短两天的义卖所得超出预计目标的1.5倍还多，共募得善款2600万元(伪币)，各参加学校的学生们连月来的努力结成硕果，其中圣约翰、沪江、大同、复旦等大学，代价券的推销业绩尤其突出。

　　通过“救济失学义卖市场”的举办，大批清寒学生避免了辍学，团结互助、患难与共的群众工作，也有力地冲破了敌寇长期统治下的窒息和压抑，人心的向背鼓舞了广大青年的斗志。当敌伪警觉如此大场面大动作的义卖活动有何背景，暗中调查摸底时，我们已成功完成这场全市校际性助学义卖活动。

　　在这段时期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份公开发行的学生刊物《莘莘》月刊。这是在学委系统负责宣传调研的丁景唐(沪江大学学生党员、后成为著名学者、出版人)领导下，由沈惠龙(交通大学党员，解放后国防科委工作)合法创办的。第2期的《莘莘》通过“助学义卖市场特辑”，全方位地发挥了重要的宣传教育作用。据丁景唐回忆:特辑所选登的13篇报道和一组照片，生动反映出“救济失学义卖市场”，从筹备的艰辛到盛大的场面，到骄人的业绩，彰显了莘莘学子们团结互助的精神；特辑还列出了通过调研得出的颇具史料价值的系列表格，全市各大学学费统计、学费增幅及数据比照，从另一个侧面揭示，正是日暮途穷的日本侵略者，造成上海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学生失学危机日益严重的现实，擦亮了莘莘学子们的眼睛。

　　我清楚地记得:时任地下党城工部部长刘长胜的高度评价，称义卖助学活动以同舟共济的精神放手发动群众，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大胜利。的确，这次活动值得纪念，它标志着抗战胜利前夕，党领导下的上海学生运动工作策略上的成功转折，也迎来了积极分子的涌现、党的力量的发展。

　　变“家祭”为万人“公祭”值得纪念的还有一场特殊的“公祭”。

　　1945年抗战胜利之初，中国共产党立即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8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以极大的诚意亲赴重庆谈判，商讨团结建国大计。10月10日国共签订“双十协定”后，周恩来、王若飞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与国民党继续谈判。但是蒋介石在美国的直接支持下，表面同意，背地里却加紧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蓄意发动内战、破坏和平，实行独裁。“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当局便在昆明大开杀戒，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反对内战的西南联大等校师生遭到了武装镇压，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4位师生殉难，60余位学生受伤，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成为蒋介石阴谋败露的开始。

　　消息传来，上海各界极大愤慨，不少学校的学生纷纷以壁报等形式揭露真相。在此之前，面对抗战胜利后这一历史转折，上海市委根据党的白区工作指示，在继续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下，决定进一步发动、团结各阶层人民，建立爱国统一战线，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对学生工作的要求是:放手组织广大学生群众，发挥青年学生在这场斗争中的先锋和号角作用。

　　1946年1月初的一天，我们学委在上海市委刘长胜、张承宗召集下开会，准备公开揭露敌人阴谋，声援昆明学生的正义斗争。会上，学委书记张本介绍了沪江大学党员丁景唐(时任《文坛月报》编辑)、之江大学毕业的党员田钟洛(笔名袁鹰，解放后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传递来的情况:昆明死难烈士之一于再的妹妹于庾梅，意欲在玉佛寺为哥哥安排佛事以倾哀思。据悉，丁景唐、田钟洛是从顾家熙(顾明，报社记者，党员。解放后任《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和他的哥哥顾家干(于庾梅的丈夫)处了解了昆明惨案详细经过，以及两兄弟对家祭所持的坚决态度。市委领导和学委认为这是个因势利导的机会，提出可以变家祭为公祭的意见，决定全力帮助于庾梅办祭奠，同时发动上海大中学校学生、教师、工人、知识界等各界群众代表，参加吊唁于再等四烈士大会。会议决定整个“祭于”以学生为主体进行部署，并通过各级党的组织系统发动。具体由圣约翰大学学生党总支负责，抽调部分党员组成工作班子筹备联络，邀请各界知名人士组成主祭团。公祭之后立即举行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示威游行，直接配合国共和谈和政治协商会议上的斗争，推动上海人民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回击挑起内战、践踏民主的法西斯行径。

　　时为约大学生党总支委员的周志毅(后改名朱良，解放后担任中央联络部部长)回忆，当时学委书记张本曾多次找他和田钟洛，商量如何变家祭为公祭。田钟洛因同顾家两兄弟为同乡好友，便根据学委指示，通过家属全力帮助于庾梅，一起商定公祭的日期时间、办理公祭前3天在《大公报》上登载讣告等事宜，党员顾家熙在帮助做通于庾梅的工作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另按圣约翰大学党内分工:周志毅和钱春海(后更名钱大卫)搞公开露面的工作，同时周志毅负责张本与田钟洛的沟通联络，还和田钟洛一起到玉佛寺实地观察，办理订付租金等手续。

　　约大总支委员黄振声和党员张毓芬等牵头发动约大同学参加公祭的具体事务，从布置会场、制作黄花，到挽词朗诵、哀歌领唱，公祭的程序、会场的纠察、贵宾的照顾等，都由工作班子配合落实。当年有两首挽歌非常著名，学生们是群情激昂唱着参加“祭于”活动的。一首《安息吧，死难的同学》，歌词出自约大学生党员成幼殊(笔名金沙，著名诗人，中国著名报人成舍我的女儿)之笔，她接受学生党员陈震中转达的任务后，连夜创作并由钱春海谱成歌曲(曲作者署名魏淇)。《自由公理在哪里?》则是周志毅接着赶写的又一首歌词，任策完成了谱曲。

　　丁景唐记得:领导“祭于”行动的学委总指挥部即设在金瓯卜、曹宝贞夫妇家中，学委书记张本亲自挂帅。选这对夫妇的家是因位置合适便于隐蔽，金瓯卜、曹宝贞分别为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党员学生，分任由我联系的社会青年区委的书记和委员。

　　心潮为争取和平、民主、自由而激荡

　　1946年1月13日，凛冽的寒风中，哀愤的人群从各个方向涌向江宁路上的玉佛寺。参加公祭的万余群众中，三分之二为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主祭团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沙千里、郑振铎、许广平、金仲华七人组成。正殿正中挂着于再烈士的遗像、上悬柳亚子手书:“死重泰山”，右边是宋庆龄亲题的横联:“为民前驱”，左边是许广平手写的哀诗，两旁的挽联是:“踏诸君血迹而进，率民众痛哭而来。”大殿内外挽联垂挂，学生创作的挽歌随祭礼开始在全场唱响:“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别再为祖国担忧。你们的血照亮了路，我们会继续前走!你们真值得骄傲，更使人惋惜悲伤。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别再为祖国担忧。现在是我们的责任，去争取民主自由!”

　　祭文由马叙伦先生宣读:“呜呼先生!不死于抗战胜利之前，而死于抗战胜利之后。呜呼先生!不死于敌伪之手，而死于暴徒之手。呜呼先生!机关枪、手榴弹，不用于杀敌人，而用于杀同胞、杀志士、杀青年!……然而先生之死，足以警惕民众，使人感奋；足以促进民主，感召和平；足以振聋发聩，开启愚蒙；足以扬清澈浊，令人愧悔。先生之体魄虽死，而先生之精神不死。我们得民主一日，我们即不忘先生一日……”

　　哀痛激愤的祭文引得万人肃穆，爱国人士柳亚子、马叙伦、林汉达等的演讲，学生代表、职员、工人、小学教师代表的控诉抗议，则掀起全场阵阵声讨浪潮。于庾梅在介绍于再烈士生平和被害经过后，也发出震撼人心的呼声:“假如哥哥的牺牲能促使内战停止、民主实现，这是值得的!”

　　公祭大会一致通过了致蒋介石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电文，这是市委、学委会上事先拟定并以上海学生名义提出的八项要求:一、立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二、立即实现“四项诺言”，切实保障人民自由；三、立即逮捕公审汉奸，鼓励人民检举汉奸；四、立即严惩昆明惨案主凶及青岛杀害学生之凶手；五、立即明令废止束缚学生民主自由之法令、办法；六、严办贪官污吏；七、提高教师职工之待遇，救济失业；八、提高妇女地位。

　　在愤怒的群众呼声中，约大学生的提议引起了万余人的响应:游行!游行!我们要游行!大会立即举行了全市性的大游行。此前，市委学委充分考虑到合法斗争的有利条件:1月10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在进行、蒋介石的四项承诺刚刚宣布、停战令刚刚下达，敌人不敢轻易下手。张承宗讲:国民党一定会反对游行，但我们一定要冲破他们的阻扰。那天，我亲眼见到慌了神的警备司令部和警察总局的两个头目，急急入内宣布:不准游行!不准游行!但一下子淹没在万余人的怒吼中:为什么不能游行?我们要游行!我们要游行!在强大的群众力量抗争下，浩浩荡荡的“纪念昆明死难师生”的示威游行势不可挡。两首挽歌不仅在会上齐唱，在游行宣传途中也与《团结就是力量》等其他爱国歌曲，唱入了上海人民的心中。在其后配合宣传出版的学委刊物《时代学生》第七期中，这两首歌都成为追悼特辑的插页，深入到各个学校。

　　《时代学生》半月刊曾由丁景唐负责筹办，继又由陈昌谦(解放后任新华社摄影部主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秘书长)领导，是抗战胜利之后学委在上海出版的第一本学生刊物。负责编辑的正是才华横溢的成幼殊。2003年成幼殊赠送给我的诗集《幸存的一粟》，亦诗亦文承载了当年的这段历史:她留存的第七期“追悼昆明死难师生大会特刊”，列于封面首篇的是社论《上海学生怒吼了》，这是学委吴学谦以“辑民”笔名撰写的。“祭于”的长篇报道《万人大会争民主》，引题也正是用了歌词“你们的血照亮了路”。报道是编辑组连夜赶写的，党员木刻家戎戈的木刻也呈现其中。丁景唐、陈昌谦、成幼殊都说到过:《时代学生》这一期是在国共和谈维艰，内战危机加重之下出版的，也是政治内容加强、办刊方向开始转折的一期。

　　这次万人“祭于”活动，包括学委的舆论宣传工作，成功地揭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也成为抗战胜利之初，上海市委和学委发动的第一次扩大到全市性的爱国民主群众政治斗争，是地下党组织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二条战线，号召广大学生和上海人民起来抗争的成功转折。

　　往事追忆，清晰依旧。当年踊跃于“助学义卖市场”的“同学们”，难忘同舟共济的昨天；当年奋身“祭于”的前辈们，今天仍能唱出耳熟能详的歌词:

　　“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别再为祖国担忧。

　　你们的血照亮了路，我们会继续前走……”

　　在迎接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上海解放61周年的日子里，我们——过来之人和后来之人，重新翻开党领导的抗战前后上海学生运动史册时，更值得永远怀念的，是为追寻崇高理想义无反顾、为之献身的人们。

　　整理者说

　　父亲陈一鸣，1920年12月出生，是著名教育家、儿童教育专家陈鹤琴先生的长子。1937年10月参加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1938年8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父亲长期从事爱国学生运动，其间曾撤离，进入皖南根据地学习。1944年，他和吴学谦被任命为新一届的地下学委委员后重返上海，贯彻党中央加强城市工作的指示继续领导学生运动。1946赴美留学，同时从事团结留学生的工作。1951年初回国，担任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顾问等职。支持宗教界爱国运动，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1985年离休后，积极从事党史资料的征集和整理，以及对教育家陈鹤琴教育思想的研究和宣传，热心于下一代教育事业。

　　父亲和许许多多前辈亲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的斗争历史，本文中提出的两次重大转折正是他回顾中的真切感悟。父亲年逾90，是当年那一届学委唯一健在的见证人。经他口述和与丁景唐等数位前辈的交流，我帮他完成了这篇往事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