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港九分会只有大约半年的历史，1948年8月成立，1949年2月就改为民进华南分会。

　　——成立背景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推行独裁方针，蓄意发动内战，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当时，民进的主要创始人马叙伦、王绍鏊等积极投身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1947年底，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日趋严重，民进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继续从事宣传群众、教育群众、鼓动群众的工作。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为“非法”组织，勒令解散。同时对民进领导人公开进行诬陷，妄图加以迫害。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民进主要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等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掩护下，于1947年冬先后撤离上海到达香港，周建人也由上海直接到达华北解放区。香港成为了当时民主人士汇聚的中心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又一阵地，也成为了广东民进组织的诞生地。

　　为了进一步团结一切人民革命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于1948年4月30日发布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即“五一”号召），共23条。其中第五条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

　　5月5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代表在香港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积极响应，指出共产党的“五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并表示要和共产党一起“共同策进，完成大业”。此后，各民主党派先后发表宣言表示响应，民进是较早响应宣言的民主党派之一。5月间，民进发表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宣言》，表示要“团结在这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宣言》对拟议中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表示了看法，指出：“行将召开的新政协，是完全由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临时代表商讨国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封建主义反动派，官僚资本主义垄断者，不会再让其幽灵复活，混进革命的阵营，更没有美帝国主义者阴谋魔手鬼祟出没的余地。因此，新政协必须产生各阶级各党派的政纲，以为互相尊重的契约，以为实现独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先决步骤。”宣言最后表示：“本会誓为实现此高尚目的与中国民主党派，民主团体，民主人士共同奋斗，使新政治协商会议及早召开，进而有步骤地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宣言，表明民进在经过两年多的实际斗争后更自觉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同时也表达了民进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愿望和决心。

　　此外，在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还纷纷就新政协的召集、组成、领导，乃至打倒国民党政权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等问题，进行了座谈讨论、报刊辩论，史称“新政协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一些民主党派成员和民主人士仍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马叙伦则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主义的为解放绝大多数的工农民众而有武力的集团”，“是为国家人民而斗争的先锋集团”。是中国人民革命“当然的领导者”。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也是“救国的经济政策”，这一态度不仅指导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前进方向，也极大地影响了在港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

　　民进成立之初，主要由两部分成员组成：大部分是马叙伦等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出版工作者，小部分是王绍鏊等所联系的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

　　1948年8月前民进不设地方组织。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以及部分会员陆续到港后，在港积极开展活动，吸引了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在民进周围，并物色吸收文化、教育、出版工作者及工商界爱国人士参加民进组织，以开辟民进在港的活动基地，逐渐在香港形成一股基干力量。这些活动适应了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形势的需要，为民进在华南地区建立组织作了必要的准备。

　　1948年6月26日，民进在港理事举行谈话会，一方面讨论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地点、召集人、代表资格等问题，同时决定筹建民进港九分会，以扩大民进在港九和华南地区的影响和作用，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并推选孟秋江、司马文森、陈秋安、林伯子、王幸生、梁园、孙用均为筹备委员，陈秋安为召集人。

　　7月31日，民进在港理事会召开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这一文件全面、具体地提出了民进对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政治主张，认为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是：1、加强人民革命统一战线之团结与其力量；2、筹备各革命阶级民主联合政权之施政纲领；3、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同时还提出了自己对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在纲领中，民进提出民主联合政府总的政治指标是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政权，肃清封建残余，抵抗帝国主义奴役，铲除官僚资本，促进人民革命之彻底成功与各阶级联合政权之完满实现；联合政府的名称拟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其政权形式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各阶级共同执政之民主联合政权。并明确指出“人民民主革命之彻底完成，必须无产阶级及其党之领导”。这与后来1949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精神基本一致，而且正式表明了民进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态度，从而使民进成为与中共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友党。

　　在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的直接领导下，1948年8月15日，民进港九分会在香港柯布连道8号3楼（华南救济会）举行成立大会，它是民进在全国首先建立的地方组织。出席成立大会签名的有：马叙伦、王却尘（即王绍鏊）、徐伯昕、司马文森、陈秋安、孟秋江、柯灵、梁纯夫、陈芦荻、谢加因、梁园、胡明树（即徐力衡）、沈稼耘、范兴登、孙颂平、王诚、卢宝贤、温崇实等18人。大会由陈秋安主持，司马文森报告民进港九分会筹备经过，民进总部代表马叙伦致词。大会选举陈秋安、梁园、梁纯夫、徐力衡、谢加因为理事。接着举行第一次理事会议，推选陈秋安、梁园、谢加因为常务理事。聘请司马文森为顾问。

　　——主要工作

　　民进港九分会成立后至1949年2月期间，召开过1次常务理事会、2次理事会；第3次理事会起改为扩大会议，召开过11次。当时正值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各地爱国民主运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镇压，在这段严峻困难的时期，民进港九分会在民进总部的领导下，密切与中共联系，配合在港各民主进步力量，争取港穗两地文化界、工商界、自由职业者各阶层人士，在组织知识分子继续进行反抗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一）宣传民主革命

　　民进港九分会成员大多数是文化出版界人士，他们充分利用各自优势通过各种渠道展开斗争。当时香港的儿童文学发展比较快，负责《华侨日报》副刊《新儿童》编辑的徐力衡，主编《儿童文学连丛》的谢加因，主编《学生文丛》的陈芦荻、徐力衡等都利用各自阵地，以刊登进步文章、书信交流等形式宣传革命道理，争取未来一代。在南国书店工作的范有祯（即范兴登）等同志与香港前进、新民主、智源、学生等比较进步的书店一起向海外、国内做了不少宣传工作。范兴登还因为出版《战斗的越南》《越南八月革命》和宋学苑“劳协”的《工人大团结》等书刊，被香港特务机构“东方行”多次传讯。“南国书店”还经多方面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向东江纵队输送了一批优秀青年，为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此外，宣传组还决定创办机关刊物，与“星期报”合作增开了“民主”副刊。这些宣传工作在反抗独裁、争取民主以及扩大民进影响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揭露和谴责国民党独裁政府的罪行

　　面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爱国运动的疯狂镇压，民进港九分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集团为进一步掠夺广大劳动人民的财产，于8月19日发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即所谓“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以1比300万的比价兑收法币，并强行收购人民手中的金、银、法币。民进认定这一命令“表面似为追求美元，内幕或有重要阴谋”，在8月31日发表《为南京政府“改革币制”声明》，指出所谓币制改革，完全是南京政府进一步掠夺全国国民的财富、企图延长其独裁政权寿命的手段。9月17日，民进在香港发表谈话指斥南京政府迫害学生，同时为纪念“九一八”发表宣言，这些均在《华商报》上发表。10月10日，民进一方面和香港的其他民主党派为纪念双十节联名发表《告海外同胞书》，指出南京政府是一个卖国反人民的独裁政府，号召全国各党派和各阶层人民包括海外侨胞，赶快行动起来，为彻底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人民的新政权而斗争；一方面又专门撰文揭露蒋经国倡言“社会主义”的阴谋。

　　（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马叙伦在《群众》发表《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的文章，公开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革命“当然的领导者”，并称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法和“五一”号召，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献，转捩时局的曙钟”，是“胜利的檄文”。此后，民进把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作为自己的战斗任务，把共产党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

　　为了尽早筹建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保护下，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从1948年8月起，陆续进入解放区。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等也在中共香港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分别于1948年10月、12月先后到达东北解放区。马叙伦、王绍鏊离开香港后，由徐伯昕、陈秋安等同志具体负责民进港九分会的领导工作。

　　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同日，民进在香港发表《为争取永久和平的宣言》，坚决拥护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表达了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斗争的决心。马叙伦等于2月1日通过新华通讯社通告上海、北平、香港各地会员，号召贯彻本会宗旨，为实现中共八项和平条件而努力。文告揭露蒋介石伪为引退，实际旨在作战到底，并提醒民进同志，“在今日革命目标之下，言‘进行调解’者，即为反民主之行动；走‘中间路线’者，便是真和平之罪人。盖反革命即反民主。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反民主之间，鸿沟画界，绝无调和之可能”。25日陈秋安代表分会向总部复函，汇报了分会情况，表示分会会员“均能了解（真相），不受蒙蔽”。并在民进港九分会第二次会员大会上，将总部的通告作为以后工作的重点。

　　（四）发展会员

　　民进港九分会虽然历史很短，但从成立之初就注意发展会员。在第二次理事会上，就发动征求会员运动。为了确保分会的发展，决定分会的每个会员都有发展一名会员的义务。在第12次扩大会议上，发展了朱亚德、吕志澄、薛根康、招白平等4名新会员，并议决梁纯夫关于推出负责人筹备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支会的提议，推出梁园、徐力衡主要负责广西筹备工作，梁纯夫、陈芦荻、陈秋安3位负责广东的筹备工作，林伯子负责福建地区的筹备工作。《民进港九分会会员登记册》中，登记的会员（不含总会在港人员）为20人。其中1名女性（陈国容）。年龄结构相对比较年轻，据统计，30岁以下的会员就有9名，占将近一半的比例。其界别主要来自文化教育出版界和工商界。文化教育出版界为11人，占55%，工商界为6人，占30%，其他界别2人，占10%，没注明界别的1人。

　　——主要机构的建立

　　民进港九分会在第一次理事会上，就成立了宣传组、秘书组、联络组3个小组。陈秋安为秘书组主任（组员为孙颂平、温崇实）；梁园为宣传组主任（组员为沈稼耘、陈芦荻）；谢加因为联络组主任（组员为林伯子、范兴登）。在第十五次扩大理事会议上，新成立了妇女处，由陈国容担任组长。会议推出陈秋安、梁纯夫、陈国容为常务理事，对各小组的领导人员也进行了调整：秘书处由陈芦荻负责，联络处由谢加因负责，宣传处由梁纯夫负责，妇女处由陈国容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