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周座谈会”，是全国政协最早进行政治协商的一种形式，在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斗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新中国建立不久，许多重大问题和重要工作，需要在各党派、各阶级、各界人士中取得共识，以便在认识一致的基础上，步伐整齐地共同前进。设立双周座谈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沟通思想，对时事政策、统一战线工作交换意见。

　　1961年5月29日，全国政协举行双周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左五）主持，民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左三）在发言。

　　1950年3月，双周座谈会由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发起，是以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的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所推派的代表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为主体的时事政治座谈会。

　　最初参加双周座谈会的单位和代表是：

　　中国共产党：林伯渠、李维汉、徐冰；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张治中、王昆仑、邵力子；

　　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史良、胡愈之；

　　中国民主建国会：黄炎培、章乃器、李烛尘；

　　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陈叔通、张奚若、沈雁冰、马寅初；

　　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

　　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季方；

　　九三学社：许德珩、梁希；

　　中国致公党：陈其尤；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李纯青；

　　各人民团体：廖承志、吴茂荪、曹孟君、沈兹九、袁翰青、陈翰笙、张志让、于树德、沙千里、许涤新、庄希泉。

1950年9月21日，双周座谈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双周座谈会暂行组织办法》。

　　双周座谈会每两周举行一次，由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轮流主持，并推定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马叙伦、章伯钧、许德珩、廖承志等9人组成主席团，经常研究座谈会的问题。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又推定林伯渠为主席团总主席。

　　座谈会讨论的题目预先拟定，由各单位代表根据议题搜集意见，准备发言，座谈会一般是采取报告与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有时推定专人先作中心发言，有时邀请专人先作报告，然后进行讨论。根据情况还邀请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从1956年开始，我作为《光明日报》负责政治新闻报道的记者，每一次双周座谈会我都是参加的，并在第二天的报上，对座谈会的情况进行报道。

　　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有两次：

　　1958年秋，农村纷纷成立人民公社，有些城市如北京，也在城区成立了城市人民公社。当时在北京，最有名的是二龙路人民公社。公社化来势迅猛，形势逼人，许多民主人士思想上受到冲击。

　　在一次双周座谈会上，一位民主党派的主席谈到城市人民公社，表示也希望入社成为公社的社员。那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作为中共代表参加双周座谈会。陈毅在发言时，反复解释人民公社的性质，他认为在城市成立人民公社是不合适也是不必要的。陈毅诙谐地对那位要求参加人民公社的民主党派领导人说：“××老，把你的皮鞋脱给我，我把这支钢笔同你的皮鞋交换，行不行？这种不等价交换，不是共产党的政策。现在经济还不发达，人民群众的觉悟还不高，吃大锅饭不行罗！”陈毅委婉地批判了人民公社化。

　　再一次是1963年，在双周座谈会上，大家谈起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有几位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认为，除了自然灾害以外，还有人为的原因，有工作上的失误。那时候讲这样的话，是要担当风险的。可是，他们还是本着爱护共产党，爱护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有理有据地谈了自己的看法。那天参加双周座谈会的中共代表是董必武。董老在他的发言中，充分肯定了这种看法，承认除了自然灾害和苏联片面撕毁协定撤走专家的原因以外，造成困难的原因，确确实实还有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缺点和错误。董老讲了几件事例，并对大家的坦诚深表感谢和佩服。

　　双周座谈会开得并不经常，时断时续。1957年5月8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参加的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座谈会上，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提出建议，希望恢复双周座谈会，以此来密切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这个建议，在第二天的座谈会上，得到各党派领导人的一致赞同，决定近期恢复。当时，推定张执一（中共）、邵力子（民革）、罗隆基（民盟）、谭志清（民建）、许广平（民进）、黄琪翔（农工民主党）、严希纯（致公党）、茅以升（九三学社）、李纯青（台盟）等9人负责筹备。6月1日，在各党派领导人的座谈会上，正式决定以后改为每周举行一次座谈会，性质和内容，与以前的双周座谈会相同。

　　可惜因故，双周座谈会后来曾中断，最终又得以恢复。

　　张西洛（1918—1998），重庆人。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全国政协办公厅副主任、人民政协报社副总编辑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