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先生是民进主要创始人和民进老一辈卓越的领导人，他的一生充分体现了中国近代和现代爱国知识分子从旧民主主义走到新民主主义，最终走到社会主义的光辉历程。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马叙伦先生和毛泽东同志结下了深厚友谊，在革命年代同舟共济，在新中国建立后，为振兴祖国，虽职务有别，依然以文人间最传统的方式鸿雁传书，平等交流，或探讨工作，或传递问候，尺素寸心，字字真挚，传为佳话。

坦诚商讨“学文化”问题

　　马叙伦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是资深教育家，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虽然尽心竭力，却因时局动荡，育人理想终成镜花水月。

　　新中国建立伊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作为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长，马叙伦深感责任重大，虽已年过六十，这位饱经风霜的老教育家，壮志待展，宏图在胸。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整个国民的文化水平还都很低，文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马叙伦对此问题十分关注，决心扫除文盲，切实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为此，他筹办了《学文化》半月刊，并在1951年1月致信毛泽东同志，希望毛泽东能为该刊物题写刊名，同时谈及注音问题。

　　毛泽东一向注重和提倡学习文化，也热切盼望广大劳动人民能提高文化水平，逐步知识化，因此，接了马叙伦的信，立刻挥笔写了“学文化”三个字，并随字幅附了一封信，写道“夷初先生：一月二十三日信收到。学文化三字照写，不知可用否？注音问题采取慎重考虑的态度是对的，我亦尚无成熟意见。顺致敬意”。

　　马叙伦接到毛泽东的回信和“学文化”的题词，感到毛泽东对中国文字改革和注音等问题上所取的态度都比较慎重，自己身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当然也应该慎重行事。他马上部署落实，并把毛泽东的题词作为《学文化》半月刊的刊名。

　　自从1952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拼音方案组第六次会议通过汉语拼音字母表以后，在马叙伦主导下，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又举行了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会上由林汉达根据胡乔木的叙述，传达了毛泽东对文字改革工作的一些意见。

　　毛泽东指出：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不可操切从事，要继续深入研究，多方征求意见。去年拟出的拼音字母，在拼音的方法上虽然简单了，但笔画还是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更难写。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速写。汉字就因为笔画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草字就是打破方块体势的。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画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尽量向着一个方向（“一边倒”），不要复杂；方案要多多征求意见加以改进，必须真正做到简单容易，才能推行。过去拟出的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作基本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成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减缩。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

　　马叙伦听取了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就在报道这次会议的新闻稿上，把毛泽东的这些意见都穿插了进去，然后交给负责新闻出版工作的胡乔木。胡乔木感到新闻内牵涉毛泽东的一些意见，就转给了毛泽东，由他亲自审定。

　　毛泽东看了这篇新闻稿，认为他对文字改革的意见只是个人的看法，写进新闻稿内不妥，容易强加于人，不利于广开言路，于是就把稿上两处“毛主席认为”和“毛主席指出”的内容都删去了，只保留了“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一句，并且也不以他个人的名义提出。删改完毕，毛泽东把稿件仍还给马叙伦，并郑重附了信，信云：“马部长：此件由胡乔木同志从尊处转来，因给一些同志传阅，耽阁（搁）了很多时间，兹特奉还。如要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请照修改样式为荷！顺致敬意。”

　　马叙伦接了毛泽东的回信和修改稿，便分两次，刊载在《中国语文》1953年5月号和6月号上。

高度关注师生健康问题

　　马叙伦先生在教育部长任上，十分重视学生健康问题。当他在工作调研中了解到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健康受到影响的情况后，1950年6月，在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期间，及时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旋即手书“健康第一”。

1950年6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期间，马叙伦向毛泽东反映了学生健康水准下降的情况。

　　1950年6月19日，马叙伦得到毛泽东同志复函：“马部长：另件奉还。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别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高教会已开过，中小两级宜各开一次。以上请考虑酌办。”

1950年6月19日，毛泽东致马叙伦书信。

　　1951年1月15日，毛泽东第二次就师生健康问题致信马叙伦:“夷初先生：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问题。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电报一件附上请查阅，其中第三项即谈到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请与各副部长同志商酌处理为盼！”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看得出来，毛泽东作为党内最高领导人，对担任部长的党外人士，正像他自己说的“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充分的尊重和充分地行使职能的权力。

1951年1月15日，毛泽东就师生健康问题致马叙伦的信。

　　马叙伦得到毛泽东同志手书后，即领导教育部积极贯彻，立即组织调查研究，提出具体措施。一面在国家财政许可的情况下，尽力提高教育经费和学生的人民助学金；一面拟定和采取办法，减轻课业负担、改善师生伙食、积极发展文体活动。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还将这一问题提到了政务院第九十三次政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在教育部和全国各级学校的共同努力下，学生的健康状况有了明显改善。

诚挚的关怀与问候

　　马叙伦先生在“五四”运动时曾遭军警的棍打，1946年在下关事件中又被特务打成重伤，加上连年辛苦工作，他疾病缠身，身体虚弱。在身体状况尚能支持的情况下，马叙伦总是为理想顽强地工作着。

　　1949年10月5日，新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开幕之际，马叙伦因连日操劳，旧疾复发，致信毛泽东：“主席：叙伦于昨晨复发贫血症，头目昏眩，未能起床。特此请假四日，藉便休养。至祈核许。此致，敬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马叙伦，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

　　毛泽东收阅此信，即在信的左边用毛笔批示：“请林老（林伯渠，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去看马先生一次，要他静养。会议暂不要邀他。毛泽东，十月五日。”当日，毛泽东又专门致信马叙伦，信中写道：“夷初先生：闻病甚念。务请安心休养，不限时日，病愈再工作。有何需要，请随时示知。敬祝早日恢复健康！”

　　马叙伦先生为新中国的发展日以继夜、废寝忘食，身体每况愈下而无暇顾及。毛泽东同志时时牵挂着这位老朋友，虽因工作繁忙不能抽身看望，仍不断通过书信致以诚挚的问候。    

　　1954年4月中旬，马叙伦因患脑疾，在医生的一再建议下，请假治疗和静养。毛泽东收信后，即复信问候：“马部长：四月十七日函读悉，休养甚好，时间可不限于一月，以病愈为度。此复。顺颂康吉。毛泽东，四月十九日。”短短的书信饱含了伟人厚谊，是中共的领袖与民主人士之间亲密无间的真情和友情，也是毛泽东对马叙伦奋斗生涯的认可与尊重。马叙伦仅休养了一个月，即带病坚持回高教部主持工作。

　　自1957年以后，马叙伦因身体原因一直卧病在床。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都多次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治疗和精心护理，并前往医院看望。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更加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决心。正是带着这种信念，1958年6月5日，他勉力书就了毕生奋斗的深切体会:“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这是马叙伦最后的遗训，也是他一生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