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秋安(1889—1969),曾用名陈佩蓝,广东南海九江人。1910年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1915年取得学士学位后回国，先后从事钨砂出口贸易、开办化工厂。民国时期曾任广州岭南大学董事（后任教授）兼博济医院董事、广东省建设厅主任秘书、财政部贸易委员会驻广西办事处主任、广西省财政厅主任秘书兼广西贸易处副总经理、驻香港办事处经理；1948年任民进港九分会常务理事、召集人；1949年后先后担任民进华南分会理事会常务理事、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委会主委、民进广州市委员会副主委等职；曾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工商联执委、第三届民进中央理事、第四届民进中央委员、第五届民进中央常委、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广州市副市长、广州市人民委员、广东省工商联副主委、广州市工商联主委等职。1969年因病逝世。

　　百年“利济轩”，曾是广州民进“大本营”

　　位于广州荔湾区的“十三行”，老街两旁的传统民居鳞次栉比，如今虽难拾旧日“一口通商”的繁嚣，但那熙熙攘攘的人流，堆积如山的货物，夹杂着川流不息的手推车发出的声音，仿佛述说着曾经的辉煌——这里是广州著名的服装批发市场。在市场正中央路段豆栏上街12号的门牌上，两条罗马柱顶着一面看似空白无物的灰白色水刷石，上面保存着虽然已被刮平、却仍清晰可见的“利济轩”三个魏碑体大字，似乎隐约道出自己的前世今生。

　　原来，这栋外立面和建筑结构保持相对完好的三层小楼，就是广州民进成立初期的主要领导人陈秋安之父、陈伯贵创办于1900年的利济轩西药厂，目前已经被广州市政府列为传统历史风貌建筑保护目录。这座几乎与陈秋安同龄的历史建筑，不仅是广州最早由华人开办的西药房之一，同时也是广州民进成立初期的主要办公和活动场所。据档案记载，自1949年2月至1950年9月，民进港九分会、民进华南分会、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委会的多次重要会议都是在利济轩二楼召开的。这座古朴典雅的老建筑见证了广州民进传承民进港九分会爱国民主和团结斗争精神、迎接广州解放、致力建设新广州的发展历程。1953年，为寻求进一步发展，利济轩相继与梁培基药厂、何家奄成药社等合并，组成新联药厂。1956年陈秋安等人响应政府号召，实行公私合营，新联药厂改名为“广州明兴制药厂”。发展至今，广州白云山明兴制药有限公司是广州国企广药集团属下重要企业，全国500家最大医药工业企业之一，拥有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广州市优秀企业等称号，中华老字号“明兴”商标是广东省著名商标。

　　寄望“好人政治”，结果心灰意冷

　　陈秋安四岁进私塾，不久考入九江小学，后就读私立广州岭南大学附属中学，四年后因抗议美籍教员虐待同学而参加罢课学潮退学。1910年21岁的陈秋安自费赴美密西根州立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与第二期庚子赔款公费留美学生胡继贤（广东番禺人）为同学，从此两人人生轨迹多次重合，结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陈秋安的前半生中政、商、医、学各界均有所涉足，人生角色可谓变换匆匆，但在心底里，始终深藏着一个梦：希望能在“好人政治”的政治体制下，通过发展民族经济，振兴祖国。

　　钨矿出口对抗买办资本。陈秋安1915年学成回国，先是在香港英华书院教书，随即应时任香港广利洋行总经理的胡继贤之邀任香港广利洋行副总经理、江西南安广钜行董事长等职，从事钨矿出口的经营，业务范围主要是在国内收集钨矿直接运销欧美各国，业务持续十年之久，在欧美等国有多家分公司，后因不堪外国商行操纵，联合国内同仁于上海组建“合群”公司，意图统一国内钨矿之运销以对抗外国买办资本。后来在官僚买办资本的打压下，“合群”没有如期产生“合力”，以失败告终。

　　辗转多地任公职，寄望“好人政治”。1928年，由时任粤汉铁路管理局局长的胡继贤介绍，陈秋安供职国民政府铁道部购科委员会常务委员；半年后，因不满官长亲信欺压而辞职。1931年胡继贤任广东省建设厅厅长，陈秋安则担任建设厅主任秘书；1933年在官场失意的陈秋安到私立广州岭南大学担任董事兼博济医院董事；1934年后陈秋安经胡继贤引荐赴广西，先后任省财政厅主任秘书、广西省政府顾问兼经济委员会总务组长、广西贸易处驻香港经理、广西贸易处副总经理等职；1938年陈秋安任国民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驻广西办事处主任，负责由广西经海防至越南出口的国际运输及收购广西桐油。在广西供职的这段时间里，他目睹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公职人员贪墨狼藉、生活放纵，不禁大失所望。由于厌恶官僚体制的污浊败坏，遂愤然辞职。

　　坚辞“善后救济总署”的任职邀请。陈秋安辗转多地所寄予厚望的“好人政治”大梦初醒，但救国图存的希望在哪里？他一度陷入彷徨。辞职后，陈秋安一度寄居香港。香港沦陷一个月后，陈秋安举家经广州避难于广西梧州（此间曾开设“梧州同德行”，聊以养家糊口）。期间，美国主导的、旨在为战争灾难地区实施救济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因仰慕其丰富的从政、从商经历，曾多次邀请陈秋安前去任职。但考虑到，国民政府与其对应的机构在物资分配上歧视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人民（国统区98%，解放区2%）、把善后救济工作政治化，加之看透了官场公职人员的贪婪和腐败，心灰意冷的陈秋安坚决拒绝了任职邀请。

　　创办“其安化学工业社”，圆梦人工冰片

　　冰片，又名龙脑，近代开始作为中药材除了用于医药，还应用于化妆品及日用品中。天然冰片由一种樟树（“龙脑樟”）提炼而成，原产于南洋诸岛，由于产量极少、价格昂贵且全赖进口，人们一直在探索用人工合成的方法来生产替代品，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都未能实现。

　　1947年，陈秋安、区其伟（原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与胡继贤同为第二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1948年在香港加入民进）取二人名字中各一字，在香港九龙荃湾成立了“其安化学工业社”。建社初期，只有工程师两名、工人两名，是一间十分简陋的作坊式的小手工场。设备有两个20升的反应瓶和一个改装的53加仑沉淀桶，此外还有干燥盆、磨碎机等，用于生产盐基品红。陈秋安、区其伟等人为研制人工合成冰片，与技术人员张孝杰合作，几经曲折、反复试验攻坚，于1948年年底终于研制成功并生产出第一批人工合成冰片。因其洁白晶莹，商标命名为“白雪”牌冰片。其安化学工业社，成为当时国内首家以人工合成方法生产冰片的厂家，陈秋安等人终于实现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夙愿。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百废待兴，化学工业更是一穷二白。由于生产合成冰片的主要原材料松节油产地分布在华南地区，陈秋安将其安化学工业社的主要设备迁来广州。厂址设在与“利济轩”不远处的丛桂路新街3—27号被日寇毁坏严重的丛桂小学旧址内，占地约500平方米，工厂更名为“私营其安化工厂”并于1950年投产，年产合成冰片约30吨，盐基品红60吨，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大陆第一家生产合成冰片的厂家。1956年，陈秋安率先响应公私合营的号召，合并新大、立基、鲜明、艾素、苏均陶等化工社成立了“公私合营其安化工厂”。该厂很快成为国内最早一家能同时按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药典和欧洲药典标准生产医药级合成冰片、樟脑的厂家。

　　1958年，由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使过去一直依靠进口、合成冰片的主要辅助原料草酸面临断货，严重影响了合成冰片的正常生产。在陈秋安的带领下，工厂通过科技攻关，成功地掌握草酸生产工艺并投产，完全实现了合成冰片生产国产化，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外汇支出。

　　随着冰片在医药、化妆、日用品中被广泛应用，国内需求日益增多，出口量逐年扩大。1966年底，广州市政府决定支持其安化工厂扩大生产，工厂随之迁至距南海神庙仅百米之遥的黄埔东路2009号，更名为广州市黄埔化工厂。“黄埔化工”于2008年引入民营资本，改制并更名为国有控股企业广州黄埔化工有限公司。应广州“退二进三”的城市发展战略，“黄埔化工”于2012年搬迁至广西梧州，现名为梧州黄埔化工药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占地面积50亩，年产合成樟脑3000吨、冰片800吨。现今，“白雪牌”冰片，仍是国内外众多医药护理品和特种化学品公司的供应商，如宝洁、惠氏、SSL、葛兰素史克、北京同仁堂、广药集团、哈药集团等等。

　　慷慨解囊为民主，临危受命促解放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公开迫害各民主党派人士，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民进主要领导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由上海转移到香港。在此期间，陈秋安通过千家驹介绍，先后认识了马叙伦、王绍鏊、许涤新、陈芦荻等同志，并经常与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来往。经马叙伦亲自介绍，陈秋安于1948年初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据史料档案记载，陈秋安在港期间广泛参与爱国民主运动，慷慨解囊，为爱国民主人士在港生活和工作提供了大量经费帮助（期间还曾短暂加入过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中央候补委员）。

　　1948年6月26日，民进在港的理事举行谈话会，决定筹建民进港九分会，以扩大民进在港九及华南地区的影响和作用。会议推选陈秋安为召集人。在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的直接领导下，1948年8月25日，民进港九分会在香港柯布连道8号三楼（时为华南救济会）举行成立大会。1948年底，在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马叙伦、王绍鏊离港北上参加新中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准备工作，民进港九分会由民进总部徐伯昕直接领导，徐伯昕翌年3月应中共之邀再度北上，分会工作改由陈秋安负责。

　　当时香港局势非常紧张，陈秋安冒着危险把港九分会成员名单和重要档案转移到其安化学工业社内。他密切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在党的领导下带领民进港九分会配合各民主党派开展工作。这期间，根据民进总部的指示，民进港九分会针对国民党当局“表面似为追求美元，内幕或有重要阴谋”，在《华商报》发表了《为南京政府“改革币制”声明》，深刻揭露了所谓币制改革的本质完全是“掠夺全国国民的财富”；针对国民党独裁政府镇压民主运动的罪行，民进港九分会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指斥南京政府迫害学生》一文，控诉了国民党政府残害学生的暴行并号召：“全国学生也更加坚强地团结起来，不畏强暴，粉碎独裁者的进攻和迫害”；民进港九分会还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了题为《民主党派警惕国人：新“九一八”又来临了，加紧努力争取人民革命胜利》的文章，告诫国人：“南京独裁政府，为要反对中国人民，保持四大家族的特殊利益，自然不惜把十七年来中国人民无限辛酸，抗战八年来的无数头颅，付诸东流”“一切爱国人民，如果不愿再做亡国奴，就应该更加团结起来，更坚决和人民的革命力量站在一起，共同努力奋斗争取中国人民革命的最后胜利”。毫无疑问，港九分会代表民进在港进行的一系列宣传有利于提高广大民众对国民党独裁政府反动本质的认识，大大增强了海内外中国人努力建设人民民主新政权的信心。

　　为配合华南解放，港九分会还利用香港建中商业学校争取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接管大城市的培训。根据中共党组织的安排，和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道，民进港九分会成员陈芦荻、梁纯夫、谢加因、胡明树等人参加了在广东东江大鹏湾昆仑山解放军教导营学习，后来分别任职广州军管会文艺处、新闻处等部门。

　　1949年2月1日，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等发表告各地会员书，深刻揭露蒋介石独裁政府“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号召大家为全部实现毛泽东的八项和平条件而奋斗。2月25日，陈秋安代表港九分会向民进总部复函，汇报了港九分会的情况，并表示会员“均能了解（真相），不受蒙蔽”。4月，民进港九分会改称民进华南分会。10月14日广州解放，在港的部分华南分会的理事和会员先后到达广州，继续以民进华南分会的名义开展工作。他们经常到利济轩二楼和陈秋安家中聚会、组织活动，为民进在华南地区的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期间，陈秋安还动员了不少人（包括自己的两个儿子）从香港、美国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后来当中的有些人错被划成“右派”，对陈不免有所埋怨。但陈秋安认为动员他们回来是为党做了一件好事，不计较亲友一时的误解。

　　为民进肝胆相照，顾大局持行正途

　　在加入民进组织的二十年里，陈秋安深刻认识到原来憧憬的“好人政治”在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他经常和身边的同志讲：共产党做事很踏实，很细心，是真正做事情的；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中国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紧跟中共走是没有错的。

　　从1949年3月主持民进港九分会工作至1953年2月民进广州市分会委员会成立的近四年时间里，陈秋安是广州民进的主要负责人。在中共华南分局和民进总部的领导下，陈秋安领导的广州民进紧紧围绕党在各时期的中心工作，履行党派职责、加强自身建设，为广州民进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是搭建了组织架构，配备了专职干部（范兴登等年轻干部等后来成为机关的中坚力量）。二是加强了展组工作，会员人数由港九分会期间的18人发展到1952年年底的226人，初步形成了以文化教育为主界别（占64.6%）的党派特色，一批骨干会员在多岗位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会员包括：张瑞权（广州市副市长）、陆向苍（广州市教育局局长）、李燮华（广州市农业局局长）、陈鸿楷（广州市卫生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政府领导和部门负责人，胡继贤（1950年由陈秋安介绍入会，曾任第三届广东省政协委员）等一批大学教授，陈国勋、廖奉灵、卢元垿等一批中学校长，伍健中等一批小学校长——当时的广州民进可谓人才济济。三是积极支持配合党和政府的各项中心工作，组织会员学习《共同纲领》，发动会员积极参加“三反五反”、土地改革等运动，带动会员踊跃捐资购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运动。 四是建立了机关联系基层制度、专门工作组（委员会）制度和各项学习制度。

　　在陈秋安的主持下，广州民进的工作特别值得推崇的两点：一是十分重视在各项学习会、谈心会、报告会上对广大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学习和教育，把提高会员的思想觉悟作为首要工作任务抓实抓好；1953年年初创办了《民进会讯》（后改为《广州民进》）。二是重视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升党派机关自身素质能力，做好党的助手。据档案资料记载，在1951—1952年的多次筹委会的会议上，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筹委会班子成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展开过坦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此，陈秋安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在民进中央秘书长许广平同志参加的有关会议上，陈秋安连续三次深刻反省了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其安化工厂经营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等，虚心接受了民进中央和与会会员的帮助和教育。广州民进成立初始阶段，工作经费十分有限，为此陈秋安参加会务活动的交通费、差旅费都是自掏腰包或是由他所在的其安化工厂里支付的，直到去世都没有用过民进一分钱。

　　1950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协商确定重点分工，根据各个民主党派组织成员的历史情况，确定了各民主党派分工活动的主要范围和组织发展重点：民进以中小学教师和文化出版界人士为主。随即民进中央三届二中全会对会员发展对象和发展重心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发展的重心应是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工作者”。分会筹委会贯彻中共中央和民进三届二中全会精神，提出发展组织应实行巩固与发展相结合、质与量并重的方针，明确了发展对象应以教育、文化界，特别是以师范院校、中小学教师为主的原则。这个阶段以后基本上停止了发展工商界会员。

　　1952年下半年，为加快自身建设步伐，民进总部决定对广州市分会筹委会进行“改组”，直接吸纳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入会并作为广州民进主要负责人人选。对此，作为工商界的陈秋安正确对待并且积极配合，自己由原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委会主任改任为副主任，承上启下，继续为广州民进的改组和会务勤奋工作。1953年2月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委会完成改组任务，正式定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市分会委员会”（1956年12月根据民进总部统一要求改为现名），许崇清为主任委员，陈秋安等为副主任委员。直至1957年，陈秋安仍然作为民进广州市委会副主委代表市委会作《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市第一届委员会工作报告》。之后，根据工作需要和其在工商界的威望，陈秋安担任了广州市工商联的主任委员（现称“主席”）。1965年，76岁高龄的陈秋安仍然由广州民进推荐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而他的广州市副市长职务一直担任至逝世的前一年（即1968年）。

　　（作者曾任民进广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专职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