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推行独裁统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反独裁、要和平、求生存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中国民主促进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宣告成立的。

　　在民进的创建过程中，中共地下党组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1945年12月30日，马叙伦、王绍鏊分别联系了上海文化、教育、出版、工商、金融界的进步人士，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中国科学社(今绍兴路黄浦区明复图书馆)举行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次会员大会，这也是民进的成立大会。成立大会签到名单上有26人的名字，他们是：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徐伯昕、赵朴初、陈巳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谢仁冰、冯少山、万景光、曹梁厦、张纪元、柯灵、李平心、陈慧、宓逸群、刘大杰、李玄伯、马木轩、徐彻(徐福民)、徐相任、章蟾华、胡国城。但实际到会是25人。徐相任和徐彻(即徐福民，上海中医学院教授)是父子关系，徐彻代替父亲徐相任签了到，徐相任本人未到会。此外，在代表中，还有几对“特殊”关系代表，如雷洁琼、严景耀是夫妇，冯少山、万景光是翁婿，马叙伦、宓逸群是师生，等等。

　　以下，根据笔者了解到的片段材料我们就来聊一期民进先辈万景光的传奇经历。

　　操办香港干部培训班

　　在参加民进成立大会的人中，有三位是中共地下党员，万景光是其中之一。他是爱国工商业者、广东商会会长冯少山的女婿。民进成立后不久，中共上海局派万景光、冯修蕙(冯少山女儿)夫妇前往香港，担任上海局香港联络站站长。当时，他们夫妇在香港摩利臣山道(铜锣湾附近)开办了“荣记”商行，并以此作为掩护，建立了联络站。中共上海局领导刘晓、钱瑛、刘长胜、张执一、沙文汉等曾先后到香港联络站指导工作。

　　1948年至1949年，在万景光的实际操办下，中共上海局在香港开办十余期培训班，为解放上海培训了百余名干部及骨干。那么，上海局为何要选在香港办培训班呢?这还要从当时的形势讲起。

　　当时的上海，党的各条战线工作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大专院校统战工作为例,1948年前后，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上海各国立大学的学生组织起来，坚决支持由七八所国立大专院校发起而成立的自费半自费同学联合会，派代表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实行全面公费。当时复旦大学章益校长要去台湾，经过学生自治会的劝说，最后放弃去台。同济大学校长夏坚白，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一位科学家。之前他对革命斗争一直持观望态度，后来在学生的争取下，也向党组织靠拢了，而且在后来的护校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全上海国立大学的校长中只有一人去了台湾，其他的校长都留在了上海。

　　工作成绩虽然突出，但是短板依旧存在，最突出的问题是各区县、各领域工作开展得不平衡，随着任务越来越重，摊子越铺越大，部分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策水平亟待进一步提升。面对京沪即将解放的前途，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所以，中共上海局决定根据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形势教育与业务培训，特别是如何开展中上层统战工作的培训。

　　当时以刘晓为书记的中共上海局领导对于如何开展此次学习培训讨论研究了多次，并反复斟酌学习的地点、形式和内容。由于坚持在蒋管区工作的同志长期从事秘密地下斗争，几乎很少看到党的书面指示和学习资料，在国民党的严密控制下，他们也根本得不到相对集中的时间和稳定的环境进行系统的学习，刘晓觉得，如果此次还是采用临时集会口头传达的方式学习，恐怕学习效果不会很好。所以，综合各方面因素，上海局领导决定把培训班的地点选在香港，时间相对长一些。有此考虑，一方面，香港在港英当局管治下，虽有国民党特务频繁活动破坏，但只要不触及港英当局的根本利益，一般我党的活动他们不过问，从环境来看比较安全可靠。另一方面,1947年初，万景光已经在香港铜锣湾设立了秘密联络点，目的是考虑一旦上海局领导在蒋管区形势恶化后可以转移至香港，现在正好这些联络点可以为学习培训提供场地。

　　从1948年2月至1949年初，由中共上海局组织安排去香港培训的学员，有十余期、百余名。他们主要是来自上海工委、职委、学委、教委、警委、科技系统的党员干部，还包括南京、武汉、西南及台湾等地部分党员。刘晓等上海局领导，非常重视学习班的工作，亲自主持参与了其中多期，钱瑛、方方、许涤新等也来作过报告。学习班成员白天一起学习文件、讨论解放及接管等诸多问题。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如何配合解放大军解放上海、如何接管上海，已成为上海局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同时，趁此难得的安定环境，各委负责人还对各系统的工作进行回顾总结，并利用晚上的间隙，写成书面报告。1949年1月中旬，在港参加培训来自各条线的中共上海市委负责同志结束了学习，先后回沪，领导全市人民投入迎接解放的斗争。通过在香港的集中学习，他们认清了形势，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明确了统一战线及其他党的重大政策的任务要求，为里应外合，迎接解放，接管上海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而在这其中万景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安排人员打入台湾

　　在基本完成香港培训班的组织工作后，1949年初，万景光还受命担任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香港负责人。1949年，中共地下党员朱枫在香港送潘汉年的副手刘人寿上船，与万景光相遇并结识。其后，万景光通过老同盟会会员何遂与台湾当局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建立联系，并派朱枫赴台湾当交通员，与吴石传递情报。

　　1949年11月25日，朱枫经香港乘开往台湾基隆的客货海轮抵台。到台湾后，按照预先的约定，朱枫尽快与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接上了头，随即又与吴石取得联系。几天后，朱枫按照预定的工作方案，在基隆码头将已经到手的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交通员手中。1950年2月，由于蔡孝乾被捕叛变，岛内先后有数百名地下党员被捕。朱枫也没有幸免，很快被国民党抓获。之前闻知风声的朱枫虽经吴石安排，已经选到了老家镇海对面的舟山群岛上，但因为无船渡海，朱枫还是没能逃脱。被捕后朱枫决意寻死。1950年2月26日，在看守所内，朱把贴身的金锁片和自己穿的海勃龙大衣肩衬里的金手镯咬碎，二两多重的金子，这位刚强的烈女子分四次混热水吞下。吞金之痛人们可以想象，次日被看守发现时朱枫已经痛得昏迷，如此重要的人物寻死，国民党不敢怠慢，直接派飞机把她送往台北医院。4件金饰残片在朱枫胃里留了两天，最后被医生们以泻药排出，这份吞金的X光片至今还保留着。审理此案的国民党少将谷正文后来曾留下一篇《吴石等叛乱案》，称朱枫“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并赞其“党性坚强、学能优良”。

　　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最高当局授命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对吴石、朱枫，还有陈宝仓中将和吴石的副官聂曦上校作最后宣判，轰动台湾。1983年6月，朱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组织安排，万景山先后在中央调查部、中央统战部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他还曾短期来沪指导“文革”后的落实政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