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松森于1953年2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历任民进浙江省第二、三、四届委员会副主委，政协浙江省第四、五、六届委员会委员。从一个在学生时代以不问政治为清高的青年，逐渐成长为民主党派省级组织的领导人，这中间经历了深刻的思想变化。

　　1945年12月30日，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雷洁琼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的政治组织，定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

　　1951年4月，国内著名泌尿外科专家、时任杭州省立市民医院外科主任的王历耕教授由周建人、许广平作介绍人，参加了民进组织，并成为当年6月成立的民进杭州市筹备小组成员之一。王历耕比杨松森年长16岁，早年先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南京中央医院任主治医师。1935年，随南京中央医院赴贵阳，任中央医院泌尿科主任。虽然杨松森1943年到贵阳中央医院实习时，王历耕已经调任重庆陆军医院外科主任兼副院长，但他对王历耕的情况也有所了解，对其高超的医术甚为敬仰。1952年，王历耕和杨松森创立了浙医二院泌尿外科学组。当时，王历耕正在积极筹建杭州民进组织。民进在浙江以教育、文化出版和医卫界为主要发展对象。他对杨松森的业务水平和个人品行颇为赏识，认为是民进组织十分需要的难得人才。他在与杨松森的接触中，经常有意识地向他介绍民进的宗旨、民主党派的使命和几位德高望重的民进创始人，激发了杨松森加入民主党派，发挥自身优势，更好地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热情。1953年2月8日，杨松森在王历耕和陈礼节的介绍下加入了民进。

　　许多人加入民主党派的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受某位党派领导人人格魅力的感召。这里，不得不说一下杨松森的另一位介绍人——陈礼节。他比杨松森年长10岁，1937年“七七”事变后，毅然从日本返回祖国，克服重重困难，写出了200余万字的《传染病学》讲义。1945年8月，陈礼节受聘出任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并负责附属医院工作。1948年夏回到杭州，任省立杭州医院（今浙江省中医院）院长兼浙江医学院教授。解放前夕，陈礼节借助自己的职位和声望，千方百计保护了大批医药用品，组织救治解放军伤病员。上世纪50年代初，他出任杭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后任局长。陈礼节是杭州民进、浙江民进的创始人之一。同为浙江医学院的同事，杨松森对陈礼节的精湛医术和感人事迹并不陌生。从王历耕和陈礼节两位杭州民进的创始人身上，让他看到了民主党派成员优秀的业务素质和个人品德，见贤思齐，促使他决定加入民进组织。

　　1953年2月8日，杨松森正式成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一员。1957年，民进浙医一院支部成立，它的前身是浙江医学院支部附属一院小组，杨松森先后担任组长，支部副主任、主任。1981年12月，在民进浙江省二届二次全会上，杨松森被增补为省委会副主任委员。1984年10月、1988年7月，先后当选民进浙江省第三、四届委员会副主委。

　　作为一个民进老会员，后来还担任民进省委会领导，杨松森对民进工作尽心尽职，倾注了大量心血。上个世纪50年代，杨松森到嘉兴指导农村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在他的影响下，当时嘉兴的几名医卫界中高级知识分子加入了民进，比如俞善吾，这为后来在湖州、嘉兴建立民进组织，打下了旗帜性人物的基础。当时，他的三弟杨松年已经从山东单县来到嘉善干窑镇做中学老师。中小学教师是民进的主要发展对象。杨松年对这位事业有成的大哥甚为敬佩，产生了加入民进组织的愿望。当时嘉善还没有民进组织，在杨松森的努力下，由省委会直接把杨松年发展为会员。在杨松森的影响下，他在嘉善县第二医院工作的外甥女及外甥女婿也加入了民进组织，为后来民进嘉善支部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民进嘉善县委会原秘书长朱玉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期一直跟杨松森保持书信联系。当回忆起杨先生时，她满怀感情地说，杨先生来嘉善时我跟他接触最多，可算是我最好的老师和亲密的挚友。在一次省民进培训班结束后，驱车去外地，在大巴车上，杨老特地坐到我身旁的位子上亲切地对我说：“玉琪同志，我们民主党派的同志是以服务社会为重任的，要做好党的诤友，要吸收优秀的知识分子入会，尤其是一些非党的政协委员和民主人士，你的任务是协助做好县城的发展工作，将重心转移至魏塘镇（县政府所在地），以方便大家的联络。”这番话对朱玉琪做好党派工作是一种莫大的启发。时隔近30年，朱玉琪还清晰地记得，民进嘉善县委会成立前夕，她因布置会场骑车转弯时被另一自行车撞倒骨折住院，成立大会结束后，杨先生和其他几位领导来到病床前慰问，杨先生说：“大会全票通过了你当选（秘书长），向你祝贺，希望你早点恢复健康，为民进工作，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朱玉琪说：“杨先生是一位热情、真诚、爽朗豁达、平易近人的老前辈，他一直教育我，要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他的品格、他对民进的热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57年民进浙医一院支部恢复活动时，队伍老化严重，亟待充实新鲜力量。杨松森十分重视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自身影响力，吸引优秀业务骨干加入民进。他经常向医院党委分管书记和党委办公室汇报组织发展情况，听取党委意见，积极争取医大党委统战部和民进省委会的支持。为尽快摆脱支部后继无人的困境，他联合陆琦、黄德瞻、李正之、王钟奇等老会员，分工负责联系一批骨干医生，物色优秀人才，在和年轻人交流业务、谈心的过程中，向他们介绍民进的历史和加入民主党派的意义。老专家们敬业、严谨、正直、谦和而又富有活力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不少年轻人，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爱戴。在杨松森的影响和带动下，1980年第三季度，浙医一院支部吸收了8名新会员，他们都是科室骨干，为民进组织及时补充了新鲜血液。当时，民主党派刚刚恢复活动后不久，普遍面临队伍老化、后继乏人的困境，浙医一院支部能够做到一批发展8名新会员，确实成绩显著。1980年12月，杨松森以民进省委会委员、浙医一院支部主任的身份，参加了民进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1982年第二季度，支部又吸收了8名新会员。至1982年底，支部已有21名会员，分布在外科、泌尿科、痔科、皮肤科、胸外科、放射科、药房等7个科室，绝大部分是业务骨干，其中主任医师4人，主治医师13人。从那时起，民进浙医一院支部一直是全院民主党派中成员最多、力量最强的支部。在历任支部主任的带领下，民进浙医一院支部多次获得省级先进、全国先进的称号，强大的医卫力量也成为浙江民进的一大优势和特色。杨松森后来又在浙医一院亲自发展了项声壎（外科专家，后曾任民进省委会常委）等，而项是陈亚岗（后曾任浙医一院副院长，现任浙大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院长、民进省委会副主委）的入会介绍人。他还是民进浙江省第四、五届委员会主委毛昭晰的入会介绍人之一。1983年，身为无党派人士的杭州大学教授毛昭晰受命担任省文化厅副厅长，各民主党派争相做他的工作，想吸引他加入党派。杨松森与同为民进省委会副主委的李天助、吴畏同志等先后9次找他谈心，动员他加入民进，真诚的心意打动了毛昭晰。1983年11月1日，毛昭晰加入了民进，12月当选为省委会副主委；1988年6月，在民进浙江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主委。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杨松森还积极参与省委会在宁波等地建立地方组织的工作。

　　杨松森对民进饱含感情。退休之后，他以普通会员的身份，不顾年迈，积极参加支部活动。老会员戴述丝在述说支部历史的时候，感慨地回忆起杨主委的一件往事：有一次，支部在湖畔居活动，杨主委因为不知道乘坐几路公交车，就从自己家里出发一直走到六公园。他的家在叶家弄，距离六公园大约有2.5公里。当时是六月天，天气闷热，他走得精疲力竭，面色苍白，出了一身大汗，但他还是坚持走到目的地参加活动。 杨主委的认真感动了支部的每个成员。

　　组织工作是事关民主党派持续发展的基础工作。 我们从杨松森身上可以看到，正是由于一批又一批的民进代表人物怀着对民进组织的深厚感情，以一腔热忱，以自身优秀的品德、学识，影响人、团结人，才有了民进组织枝繁叶茂的今天，才赋予民进源源不断的生命活力。

　　杨松森先后担任政协浙江省第四、五、六届委员会委员。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认真履行党派领导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职责，结合自身专业特长和民进特色，积极撰写提案，先后提出了多个提案。如在1988年省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他牵头提出了“组织退休知识分子各尽其能，发挥余热，为人民服务”的提案。这一年，杨松森已经72岁。他四年前已从浙医一院院长岗位退下来，正是可以开始轻松享受生活的时候。但他感到，当时各行各业的改革开放事业需要大量技术人才，而不少具有一技之长的专家退休后身体健康，完全有能力继续为“四化”建设服务。他呼吁有关部门发动组织、创造条件，鼓励退休知识分子发挥余热。他不仅撰写这方面的提案，并且以多次亲自带队深入山区开展医疗社会服务的行动来践行自己的主张。

　　1989年，他了解到当时有几家医院同时购置了体外震波碎石机，造成设备空置浪费，很是可惜。经过调研，他还了解到，有的医院为了节约成本，引进劣质产品或国外换代下来的淘汰产品。针对这一现象，他于当年的政协全会上牵头提交了“全省重要贵重医疗设备应该统一规划安排利用”的提案，建议省、市卫生厅局联合成立医疗发展研究小组和医疗仪器设备咨询小组，统一规划、集中购置，保证贵重医疗设备的最大效用。提案引起了省卫生厅的注意，加强了对医疗器械进口管理有关规定的实施监督。

　　1990年11月9日，杨松森应邀参加由民进省委会与民进中央《民主》杂志社组织的“加强医德医风建设问题”专题研讨会。会上，他和当时与会的医卫界领导、专家分析了当时医学界出现的不正之风，提出了健全机制、加强管理、严肃处理违法乱纪行为等建议。他同样关注教育文化和社会民生问题。1987年省政协五届五次会议上，他牵头提出了“认真解决社科图书出版难的问题”、“制止社会非法出版物”的提案。1991年省政协六届四次全会上，他提出了“严格控制洋烟、洋酒、高级化妆消费品进口”的提案。　　

1986年,杨松森副主委率民进医疗队赴庆元时给当地医务人员讲课。

　　作为医学界老前辈和民进省委会领导，杨松森经常自告奋勇带着民进的医疗队到浙西南的庆元、松阳、武义、遂昌等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扶贫。1986年6月2日至13日，民进省委会受省政协委托，由杨松森带队组织17人的医疗队，赴庆元县进行医卫咨询服务活动。那时，他已经是70古稀之年。在长达10余天的下乡社会服务中，杨松森和民进会员们克服当地生活、医疗条件简陋的困难，坚持做到使群众“一满足、二满意”，凡群众要求看病的，竭尽全力加班加点予以满足，凡病人要求来就医的，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当时无法处理的，提出意见、建议或带回杭州解决，使求医者满意而归。1991年5月，杨松森带领民进医卫小组赴遂昌县中医院进行咨询服务，帮助该院建立皮肤科，健全妇产科，从培训医务人员到医院的行政管理都进行现场指导。民进省委会自1990年至1997年，先后派出13批医务人员赴遂昌进行医疗服务，高超的医术、优良的医风深受当地群众和医务人员的尊敬和欢迎。在当地流传着一句话：“要看病，找民进。”

　　1994年，已是77岁高龄的杨松森带着一支民进医疗队到当年粟裕将军带领工农红军浙南挺进师战斗过的遂昌县王村口游击根据地为革命老区人民服务。那时的交通没有现在发达，一路有不少险峻的盘山公路。他们凌晨3点出发，舟车劳顿，渴了喝一口凉开水，饿了吃一点自备干粮，连续奔波17个小时，颠簸近400公里才到达目的地。过度劳累使杨松森的心脏隐隐作痛。尽管如此，他却只是嘱咐大家尽量休息，第二天自己很早就起身准备了。望着十里八乡闻讯而来的乡亲热切的目光，杨松森很快忘我地投入了工作。当地医院领导怕他过于劳累而要限制挂号，他却说：“我来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他白天诊治病人，晚上还为当地医生培训，为老干部讲保健课。过度的劳累使他心脏病发作，脸色发紫，手都在颤抖。可他回杭后对家人只字不提。直到2003年故世，他的夫人才听说此事，不禁潸然泪下。但同为民进会员的她深深地懂得丈夫，只要是下乡医疗需要，他决不会说自己的困难，一定会争着去的。满腔热忱，情系民进；积极谏言，参政为民；呕心沥血，服务民生。这就是作为“民进人”的杨松森。

松森副主委看望老区的老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