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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关惨案”前后雷洁琼与上海地下党员关系考述

——以文物档案为中心

发布时间:2022-06-21     来源: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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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本文是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征文比赛系列征文之一,本次转载略有修改、删节。雷洁琼先生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早在1937年赴江西参加抗日救亡及妇女工作时就已经开始。期间她接触到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黄道、陈少敏等人,曾听陈毅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报告,还结识了邓颖超、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

  雷洁琼(1905—2011),祖籍广东台山,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活动家。她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曾在多所高校任教,并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参加民主爱国运动和抗日救国运动。1945年参与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是民进创始人及卓越领导人之一。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等职。

  1946年6月23日,为呼吁和平、制止内战,以马叙伦、雷洁琼等11人为代表的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在南京下关火车站遭到特务暴徒的袭击,雷洁琼等请愿代表被严重殴伤,震惊中外,史称“下关惨案”。雷洁琼先生认为“下关事件坚定了我跟中国共产党走的决心”,这种信念的建立不仅是因为“下关惨案”对国民党反动性质的揭露,也是因为在“下关惨案”前后雷洁琼同中国共产党的密切接触中,使得她对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理念更加了解,这其中就离不开很多上海地下党员的身影。本文即以档案史料为线索,梳理“下关惨案”前后雷洁琼与上海地下党人的关系。

  一、雷洁琼与民进会内部分中共党员的交往

  首先,共同参与创建民进等活动。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民进中央保存着该会成立时第一次会议的签到表,从中可以看到,包括雷洁琼在内,成立大会共26人签到。这些会员之中,有几位是中共地下党员,如王绍鏊、徐伯昕、张纪元、梅达君、万景光、胡国城、章蟾华等。他们和雷洁琼的联系是在参与民主运动以及建立民进的过程中建立的。

  王绍鏊,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上海、香港工作,是当时十分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抗战胜利以后,根据党的指示,他投入上海的民主运动,同陈巳生、谢仁冰等组织了上海爱国进步工商业人士的“星期五聚餐会”。张纪元其时也根据上级指示,在工商界上层人士之间开展统战工作,因此也是聚餐会的参加者。而马叙伦、林汉达等文化界进步人士很早就在上海组织了“星期二聚餐会”,每星期二在南京路新新公司萧老板家中举行,会上由地下党组织人报告战况,分析国内外形势,有时还介绍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这个聚餐会的核心人物有陈巳生、林汉达、冯宾符、郑振铎、许广平、赵朴初等”,雷洁琼1941年到达上海后,成为这个聚餐会的经常参加者。1945年秋天,在谢仁冰的介绍下,马叙伦与王绍鏊相识,于是两人出面,邀请各自熟悉的爱国民主人士定期在联华银行旧址聚会,座谈时局,研究各党派的主张,举行联合座谈。后来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政治团体——中国民主促进会。雷洁琼与王绍鏊、张纪元二人在聚会活动中逐渐建立交往联系,并一起参与创建民进。

  梅达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上海从事统战工作,主要是团结争取民族资本家。他经常活跃在爱国进步工商界人士的聚会中。雷洁琼与梅达君结识则是在“星期二聚餐会”上,因为梅达君是赵朴初东吴中学、东吴大学的同学,抗战后二人均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而赵朴初是上海文化进步界人士“星期二聚餐会”的核心成员,因此梅达君也经常活跃在聚会中。雷洁琼到上海后,通过聚会与梅达君结识,一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又共同从事民主运动。

  徐伯昕,抗战时期曾在上海从事进步出版工作,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投身民主运动,后来成为民主促进会的发起者之一。雷洁琼先生在下关事件中受伤后,徐伯昕还联合沈钧儒等9名知名人士给雷洁琼等受伤代表发去了慰问电。

  第二,共同参与赴南京请愿运动。

  江门市博物馆馆藏有一件“全国和平运动大会筹备会给雷洁琼的信”,为该会请雷洁琼先生推选赴南京请愿代表的函,内容如下:

“雷洁琼先生

  敬启者:顷为运动和平,以免国家重临危险,拟蒋主席并致马歇尔特使及中共、民盟、青年党各书曾荷签字赞同,当即分别发出。

  兹为停战半月,之今虽下和平,前途尚无把握,急应继续进行。期达目的,拟再推代表六人,入京谒商。由本会推定教育、文化、工商各界名宿十二人,其名如左:

  俞寰澄、张絅伯、胡厥文、吴耀宗、马叙伦、雷洁琼、曹惠群、包达三、陈巳生、阎宝航、董时进、盛丕华。

  拟请台端就中选定六人,并选候补二人以备必要时即行启程,事关急迫,至祈即予函复。附奉此次签署名单一份,以备台端或欲另行推选之用。至代表旅行用费,本会先行筹垫,合并奉闻。专此布颂,台安!

  全国和平运动大会筹备会启。三十五年六月八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联合各党派及各团体等52个单位,于1946年5月5日,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5月26日,决定组织上海人民反战运动大会,并推举马叙伦等九人负责筹备,应该就是函中所说的全国和平运动大会筹备会。筹备会在5月31日第三次会议上决定,联络各界爱国知名人士,联名致函各政党及马歇尔,呼吁和平,同时提出“必要时当推代表赴京”。

  根据决议,1946年6月8日,马叙伦等上海各界知名人士164人联名上书蒋介石、马歇尔、中共代表团、民主同盟及青年党,呼吁立即停止内战、实现和平。雷洁琼与地下党员王绍鏊、徐伯昕、梅达君、胡国城共同参与了这一运动,都是联名上书的代表。

  在联名上书的同时,全国和平运动大会筹备会认为“之今虽下和平,前途尚无把握,急应继续进行。期达目的,拟再推代表六人,入京谒商”,推定教育、文化、工商各界名单12人,由各界从名单中选出6人作为代表,并选出2人作为候补代表,并通过信函的形式广泛征询社会各界对代表人选的建议。随函还有此次签署名单一份,以备收信者想要另行推选请愿代表,所附的签署名单即为前文说述164位上海各界知名人士的名单,大会推出的候选12人均出自名单之中,请收信者另行推选代表也是从名单中选择。因此,作为联名上书的代表,雷洁琼、王绍鏊、徐伯昕、梅达君、胡国城均参加了推选赴南京请愿代表的行动,也是推动雷洁琼成为最终代表的力量之一。他们还一同参加了6月23日在上海举行的反内战游行大会,王绍鏊是欢送会的主席团成员,他和雷洁琼分别上台作了发言。

  二、雷洁琼与上海妇女界地下党员的交往

  江门市博物馆馆藏一封“下关惨案”后许广平、廖梦醒、曹孟君等20位上海妇女界著名人士联名给雷洁琼先生的慰问信。内容为许广平亲笔所书,现抄录如下:

“洁琼先生

  此次先生代表上海人民晋京请愿,呼吁和平,甫至下关,突遭暴徒之凶殴,致受重伤。消息传来,令人愤慨悲痛。先生为全国人民之安危,而忍受莫大之痛楚。深信全国人心尤为痛楚,岂仅上海人民,又岂仅我妇女界而已。和平,为全国人民之迫切要求,后援有人。望静心疗养为幸。谨以数语,藉表慰问并致敬意。

  许广平、姚灿章、郑倚虹、郝孝婉、廖梦醒、张启凡、刘海尼、曹孟君、张晓梅、黄为之、白薇、杜君慧、秦雨梅、张之徽、骆雪莉、马仰兰、金端苓、于立群、汪丽君、卢瓊英

  六月廿六日”

  “下关惨案”发生后,妇女界知名人士联合给雷洁琼发了慰问信,既表达了对她的支持,也表达了妇女界对和平的渴望。联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很大比例:有郑倚虹、郝孝婉、廖梦醒、曹孟君、张晓梅、杜君慧、于立群、卢瓊英等八人。雷洁琼是中国妇女社会运动的先锋,1941年她到上海后,也积极投身上海的妇女运动,正是在这些妇女运动中她与上海妇女界的地下党员产生了密切的联系。

  1946年3月6日,由罗叔章、曹孟君、史良等发起的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在上海成立,由许广平、罗叔章、胡子婴、潘月英等组成常委会。同日,上海市妇女联谊会成立,该会团结了上海42个妇女团体,领导人为许广平、雷洁琼、胡子婴等。在两个“妇联”组织的领导下,上海的妇女运动迅速发展。上海的妇女运动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引导下开展的。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核心成员郑倚虹、潘月英、罗叔章都是共产党员。上海中共办事处具体分管妇女工作的干部张晓梅,曾多次参加上海两个妇联组织的领导人集会,贯彻我党的主张。因此,雷洁琼与张晓梅、潘月英等共产党员经常在“妇联”组织的领导人集会上见面,通过她们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一起讨论并组织开展上海的妇女运动。1946年3月,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单方面召开伪国大、公布伪宪法的阴谋,在上海地下党的组织下,上海妇女界组织了选举国大女代表的活动,选举出包括雷洁琼在内35名代表,其中有罗叔章、王辛南、廖梦醒、郑倚虹、胡耐秋等共产党员。选举后,许广平、胡子婴、雷洁琼、罗叔章、胡耐秋五人组成了宪法草纲研究会,研究国民党制定的宪法草案中关于妇女的条款,并进行讨论和修改。然而这些选出的妇女代表却不被国民党承认,使得广大妇女更清楚认识到国民党真独裁假民主的真实面目。

  “下关惨案”发生后,由共产党员曹孟君为主编、郑倚虹为编辑的中国妇女联谊会会刊《现代妇女》杂志,积极宣传雷洁琼的事迹,在1946年8月的第7卷5、6期封面上刊登了雷洁琼的头像,并标注“为和平请愿而被殴辱的雷洁琼教授”,刊登了“雷洁琼扶伤见蒋夫人”的专访,揭露下关惨案真相。

  此外,罗叔章与雷洁琼不仅如前文所述,在上海组织妇女运动中有着密切的联系,二人还都是下关事件的亲历者。罗叔章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之一,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初回到上海,从事工商界和上层妇女界的统战工作。她也是1946年6月8日,联名上书蒋介石、马歇尔、中共代表团、民主同盟及青年党的164位签名代表之一,因此也参与了推选雷洁琼成为赴南京请愿代表的活动,而同时她自己则是被推选为赴南京代表团的秘书,并在前期前往南京筹备。1946年6月23日,雷洁琼在下关惨案中被打伤,送到医院后,罗叔章作为代表团的秘书,每日和胡子婴用心护理被打伤的雷洁琼等代表,有时候还代替他们接待来访,答复函电,十分辛苦。因此雷洁琼称她们为“尽职尽责的典范”。

  三、雷洁琼与其他上海地下党人的交往

  江门市博物馆收藏着一封“下关惨案”发生后,贾进者等人联名发给雷洁琼先生的慰问信,内容如下:

“洁琼先生

  伟大的北站行列,以至高的感情,最严肃的态度,欢送先生赴京呼吁和平,讵料在下关车站,惨遭反动者最黑暗的毒打,致受荣誉的创伤。但先生们以数小时之晕厥,促成了千百万人民之清醒,丰功伟绩,将永远照耀于和平民主之史页。进者等以肃穆之诚虔请先生为在望之胜利,再接再厉,作最后成功之奋斗。谨当集我菲薄,誓为后盾,拥护诸公神圣之主张。冰山虽坚,热力奔腾,瞻顾前途溶解匪遥,专函慰问。即祈为民珍重,善加保摄。并祝马、阎、陈三先生暨高、浦二记者早复健康!

  贾进者、王辛南、方鹤亭、程及、范秉彝、毛行达、王容海、吴华

  慰问信由贾进者书写,八个人联合署名,而八人中其时为中共地下党员身份的至少有王辛南、方鹤亭、王容海、范秉彝等四人:方鹤亭是方行的化名,他和王辛南为夫妻,二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共中央华中局下设城市工作部,主要负责领导上海和江苏的党的地下工作。1944年根据城市工作部领导刘长胜的指示,王辛南和方行夫妇想法设法利用社会关系筹集资金,在上海愚园路361弄121号开设进化药厂,1945年开始成为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秘密联络点,方鹤亭(方行的化名)任经理,贾进者任副经理,王辛南任副厂长;范秉彝曾是地下党领导的《学习》杂志的编委,从事工商界的统战工作;贾进者是在上海经商的商人,受共产党的影响,长期无私资助党组织,后来194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容海则是当时打入上海高等法院的地下共产党员。

  雷洁琼与方行、王辛南等地下党员的交往,首先源于他们与严景耀先生的交往。1938年,在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沪江大学创办了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严景耀负责讲授社会运动史,王辛南、方鹤亭、王容海、贾进者、范秉彝等都是讲习所的学生。1938年秋,方行、贾进者、王辛南等7名同学被巡捕逮捕,严景耀通过在法租界公董局任典狱长的身份,迅速解救了7名学生。这些学生始终与严景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共同参加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雷洁琼来到上海,与严景耀先生重聚,也开始与方行、王辛南等人有了接触。同年7月15日,雷洁琼与严景耀在上海举办了婚礼,在江门市博物馆收藏的二人“婚礼签名簿和亲友送礼单”上,方行、贾进者到了婚礼现场并签名,王辛南与方行一起送了珐琅烟具一套作为礼物。雷洁琼开始同这些中共地下党员一起参加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方行等人也十分注重对雷洁琼的统战工作,特别是王辛南,也是和雷洁琼一样的妇女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与雷洁琼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此外,中共上海地下党十分重视上海上层的统战工作。雷洁琼和严景耀夫妇都是知名的教授、社会活动家,也是上海地下党的重点统战对象,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张执一、唐守愚就曾以中共地下组织的身份与雷洁琼进行定期联系,雷洁琼先生也回忆当时和张执一是比较熟悉的。

  雷洁琼先生是当时著名的教授、社会活动家、民主人士,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重要统战对象,因此,隐蔽在多条战线的地下党员都与雷洁琼先生有接触,他们在与她的联系中以及共同参加的民主运动中,通过自身的言行,向雷洁琼先生揭示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理念。“下关惨案”正是雷洁琼先生民主运动生涯和政治生涯的重要时间节点,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她通过“下关惨案”深刻认识到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本质。而正是“下关惨案”前后,中共地下党员在与雷洁琼先生接触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她“朦胧中意识到有党的坚强领导”,也更加坚定了她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决心。

  (作者系江门市博物馆副馆长)

作者:高东辉     责任编辑: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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