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巳生（1893—1953），浙江海宁盐官人，近代实业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发起人之一。他从宗教救国、实业救国，到抗日救亡、民主救国，其思想的轨迹体现着不平凡的成长历程，他的一生，是为国为民的一生，是为实现民主政治而不懈奋斗的一生。陈巳生与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他是多党合作的典范，永远值得后人敬仰。

　　初步接触共产党党员

　　1933年，陈巳生进入上海平安轮船公司。1940年2月12日，陈巳生应老朋友胡咏骐的邀请，到宁绍人寿保险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胡咏骐是1939年入党的一位中共特别党员，另外两位副总经理谢寿天和郭雨东，也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是陈巳生接触最早的中共党员，通过胡咏骐的这些人脉，陈巳生结识了当时在上海的大量共产党人。他们经常以聚餐为掩护，谈论国事。

　　上海沦陷以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考虑到保险公司的优势，一是能够借工作之际，保持与各行各业中上层人士联系，这有利于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二是可以利用保险公司掩护地下党员和党组织开展秘密活动，巩固地下组织阵地。鉴于此，中国天一保险公司襄理谢寿天向上海地下党职员运动委员会书记陆志仁提出创办保险公司的建议，经过地下党领导同意，由谢寿天出面，邀请郭雨东、陈巳生、关可贵、董国盾、龚渭清、全家瑜等为发起人，于1941年10月19日，开始筹备“大安产物保险公司”。11月28日举行了创立大会，孙瑞璜任董事长，谢寿天任常务董事兼总稽核，郭雨东任经理，董国清、李晴斋为副经理，陈巳生任常务董事。1942年5月正式开业，开业后，经营各种财产损失保险业务。1942年初，陈巳生与郭雨东联合大上海保险公司等华资保险企业，组建了“大上海分保集团”。集团的成立，有效解决了华商保险公司间的分保问题，为维护民族保险业利益，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是年秋天，陈巳生被推选为上海市特别保险业同业公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从那个时期开始，他和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不断得到教育和鼓舞，立志献身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斗争的革命事业。

　　1943年2月15日，陈巳生又与朱博泉（上海股票交换所董事长）、孙瑞璜（大上海分保集团董事长）、蒉延芳（上海木业公会会长）等创建了宁兴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陈巳生是运营有度、务实出色的工商界人才，在此期间，陈巳生与谢寿天等以大安保险公司的合法身份参加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和知名人士组织的各种活动，开展统战工作，联系和团结爱国民主人士。

　　在与中共地下党员谢寿天等人的接触中，陈巳生“实业救国”的思想逐渐发生转变。

　　淞沪战争爆发以后，大批难民流离失所，纷纷涌入上海租界。此时，陈巳生看到同胞身陷苦难，就主动关心民众疾苦，参与抗日救亡。陈巳生开办了10多个难民收容所。他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具体提出了“一日一角”建议，被两个慈善团体所采纳。

　　1937年底，陈巳生与赵朴初、胡愈之、许广平、雷洁琼、严景耀等上海各界知名人士一起，发起筹建抗日救亡组织——益友社。益友社开办补习学校，培育了一大批积极分子，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的一座坚强堡垒，该社先后共有500余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海租界成为“孤岛”之后，陈巳生利用自己从事基督教教会的便利，与当时留沪的爱国进步人士胡愈之、王任叔等人，在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发起“星二聚餐会”。这是当时上海“孤岛”上各界人士以抗日活动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组织。

　　在此期间，“星二聚餐会”还组织了两次社会影响较大的活动，一是两次发动全市人民拒挂汉奸政府的旗帜；二是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动社会各界捐寒衣、捐款活动，共募集龙头絮布7千匹、胶鞋4万双。陈巳生先后两次作为上海民众慰问团的一员，赴皖南慰问新四军，目睹了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武装的精神和气概。回到上海后，陈巳生利用许多场合、运用各种形式，全面介绍新四军部队，让市民了解新四军的真实情况，有力地推动了上海各界捐钱捐物等活动。同时，他们组织市民参军当兵，加入新四军。

　　陈巳生与地下党一起，积极帮助扩充新四军队伍。早在1937年12月，陈巳生作为难民移植会会务干事，就组织了上海多名难民参加新四军。1938年8月18日，陈巳生、赵朴初又以“遣送垦荒”为名，把所谓的“难民”，以合法的形式，动员、输送到新四军的行列中。

　　支持出版进步书刊

　　抗战时的上海，信息被封锁，报刊往往被封杀。中国共产党在险峻的形势下，决定利用外国报纸在租界的合法地位，创办一种纯翻译的报纸。于是，1937年12月9日，《译报》问世了。但是，由于《译报》的文章锋芒毕露，因此，前后只出版了12期，很快便遭到强令取缔而停刊。

　　于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经过多方联系，将《译报》改名为《每日译报》，挂起英商的牌子，取得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登记证重新发行。而《每日译报》实际是由陈巳生与胡咏骐、赵朴初、许广平等共同合作投资创办的。

　　《每日译报》稿件来源广泛，内容丰富多彩。如创刊号的文章，就有来自苏联的《消息报》、英国的《每日先驱报》、美国的《世界新闻》、法国的《科学报》、日本的《改造》等十多种外文报刊。从1938年2月20日起，增设了自己采编的各类新闻。编辑部灵活机动，见缝插针，通过“特讯”“专电”等形式，经常报道有关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消息，及时反映抗战进展和前线战况。《每日译报》曾刊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尤其是《论持久战》一文，自1938年8月23日起，《每日译报》连续刊登了12天。

　　陈巳生还以众筹预付方式，参与出版了《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西行漫记》是斯诺关于红军长征和陕北苏区情况的报告文学，原名《红星照耀中国》。

　　掩护共产党党员

　　1944年底，关勒铭金笔厂面临停工。关勒铭父亲关崇昌，邀请陈巳生投资接管关勒铭金笔厂，希望将工厂继续办下去。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得知此情况，为了扩大社会活动范围，更好地发展统一战线工作，采用金条作为出资条件，让陈巳生以大安保险公司之名参股投资关勒铭金笔厂。陈巳生到任后，为了盘活资产，重新招股，充实资金。他还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和身份，推荐了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化名刘镜清，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归江苏省委领导）到关勒铭金笔厂任常务董事，安排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任该厂董事，巧妙地为刘晓和王尧山取得了社会职业的有效掩护。

　　根据地下党的旨意，在接管关勒铭金笔厂以后，陈巳生工作兢兢业业，使笔厂重新焕发了生机。陈巳生自己以及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金笔厂股份红利所得，全部被他充作地下活动的经费。关勒铭金笔厂从此也成为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一处重要的活动经费来源和重要的活动联络据点。

　　主张民主建国

　　陈巳生在与中共党员的交往中，同许多有识之士结下了深深的友谊，并于上海沦陷之时的194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利用私人聚会，在闲聊中谈论国事，讨论时局。陈巳生和赵朴初均在安通运输公司和华通运输公司任职。两人不仅在公司里合作共事，还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从事革命活动，利用相关的团体进行广泛联络，并一同参与爱国民主运动，争取和平民主。

　　陈巳生所在的“二酉社”成员，在王绍鏊的指引下，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共同的“民主建国”思想，促成了以马叙伦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出版界的民主人士与王绍鏊所联系的工商界爱国人士的联合，为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奠定基础，形成共识。

　　经过民主人士的共同协商，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现绍兴路）中国科学社，举行了第一次会员大会，正式宣告成立。陈巳生作为创始人之一参加会议。

　　为扩大统一战线，王绍鏊、陈巳生先后加入民主建国会和“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在上海“六·二三”十万人大会上，陈巳生投资的安通运输公司提供汽车作主席台，并为大游行开道。大游行沿途散发的传单，也是陈巳生参与投资的中国文化投资公司印刷。

　　上海解放前夕，陈巳生减少了公开斗争活动，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仍然进行着艰苦卓绝的秘密斗争。他还在刘晓的直接领导下，通过其内戚电气工程师葛正心，以高价买下了民声广播电台清晨的广播节目时间，通过广播为人民解放军提供情报。

　　1949年5月13日晚，陈巳生与谢仁冰、曹鸿翥等民进留沪人员在上海愚园路1292弄65号召开秘密会议，筹备迎接上海解放的有关工作。这一时期，陈巳生再次上了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但他正是依靠其机智勇敢，一次次化险为夷，最终迎来了上海解放的曙光。

　　“跟共产党走，在正道上行。”陈巳生以他的行动践行了这条准则。1952年，他又根据党的指示，以慰问团第三分团团长的身份，赴朝鲜战场，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带去祖国人民的问候。其实，这时陈巳生已经重病在身，但他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辞辛劳。1953年8月3日，陈巳生不幸去世，享年6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