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广平同志是一位著名的民主战士和进步作家，又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领导人之一，我于1946年初参加民进后,有机会与许广平同志接触，她给我的印象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很爱读她用“景宋”笔名写的战斗性文章，爱听她在各种民主集会上激昂慷慨的演说，真是爱憎分明，有胆有识，使人感奋，令人起敬。这样一位民主战士，反动当局自然要视为眼中钉了。随着解放战争的急速发展，到1948年下半年，反动特务对她的监视在加紧，她的处境日趋严峻。她向往解放区，但如何去解放区？是个严肃的课题，煞费深思。此时在香港的民进组织领导和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均在为许广平同志的安全担心，并在为许广平同志离沪去解放区寻找安全妥善的机会。

　　我自1946初参加民进后，对于各项活动，除组织生活经常听报告外，其他如著名的“六二三”反内战大游行，劝工大楼事件等我都亲身经历，深受民主革命教育。民进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后，马叙伦主席、王绍鏊副主席于1947年底秘密离沪去港。我于1947年底以开展工作单位业务的机会也去港。在港与马老、王却老、徐伯昕等领导同志取得了联系。从此常往返于港沪之间，并为在港的马老和留沪的民主人士作通讯员。马老给我的信由我秘密带交上海陈叔通，再从陈叔老处带信到港交马老。信都是开口不封的，表面上都是叙述阔别的家常话。有关政治斗争形势，都用隐语暗示的。1948年解放战争迅速胜利发展，五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五一”号召。马老亲口向我讲了,并要许广平同志赶快离开危险的上海蒋管区。马老在给我带往上海的开口信中说：“此间生活上亟需一位大姐，请尽快由便人陪送一位大姐来。”大姐就是指许广平同志，便人就是指我。马老的信,经在沪民进领导和上海中共有关地下组织研究决定后由谢仁冰同志叫韩近庸同志通知我的。通知嘱我护送许广平同志去港。要我先写一个如何去港的计划方案，要保证绝对安全。我接受任务后,即认真写了书面方案。今回忆方案的内容大致是这样写的：去港的路线有陆路、水路和航空三条。去港的航空机票，此时已为当局和一些亦官亦商的阔老大亨所控制，老百姓休想买票。而且飞机场上警探密布，危险性极大。水路有怡和、太古两家外商航船，定期往来沪港之间，中途停靠台湾基隆，一次航程约三四天，此时国民党当局已在秘密进行迁往台湾的工作，乘客拥挤，军警密布，盘查极严，也是非常危险的。此外只有陆路，乘火车先到杭州，再到南昌，从南昌改乘长途汽车到长沙，从长沙乘粤汉路火车到广州再到香港。这条路线时间较长，人也辛苦，我已走过几次，比较熟悉，有熟人照顾，比较安全些。同时我考虑到如走陆路，旅程有好多天，必须有一位女同志伴许广平同志同行，就方便妥当多了。我的方案是建议走陆路。

　　这个方案很快得到民进留沪领导和中共地下组织批准，并要我迅速物色好随行女同志并决定行期早日启程。我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请我胞姐吴圣筠陪许广平同行，胞姐与许广平年龄相近，心地善良，态度谦和，是一位能顾大局识大体的人，请她陪随很适宜的。我胞姐是家庭妇女，姐夫周景胡是工商界人士，是大明信染织厂的经理。我去“游说”胞姐去港时，只说时局不稳，兵荒马乱，币制贬值，劝她去港开开眼界，用手头游资买些高档物资，以保币值。我胞姐听后一口答应，并叫我姐夫周景胡同去。这样就解决了许广平同志同行的女伴问题。后来我胞姐曾说，当时陪随著名的民主人士同行，是有点危险的，所以我事先没有向她讲明，她表示理解。事后觉得能胜利完成陪送任务，感到欣慰，是传为佳话的一件快事。

　　我把护送许广平同志去港所作的详细安排，告诉了韩近庸同志。几天后，韩近庸同志通知我某日到淮海坊64号许家吃晚饭，同时被邀的有周建人、谢仁冰、赵朴初、陈已 生、周煦良、李平心、韩近庸等同志。后来知道这是许广平同志因即将离沪向民进组织有关同志的告别家宴。饭后我对许广平同志说：“此行我俩的身份角色，您要像一位富商太太或长官太太，我像一位富商家中的总管或长官太太身边的副官，我完全听候您的差唤。”许广平同志风趣地回答：“您是这条路上的识途老马，就照您讲的办，我们分当演员，但您是演员兼导演，我这个演员要听导演安排。”我又说：“旅途上不谈时局国事，可多讲两本经，一本是生意经，多谈老大老二（即黄金美钞的暗语）市场行情，买进卖出，利润大小等等；还有一本是佛经，多谈烧香拜佛，菩萨保佑，福慧双修，因果报应等。”许广平同志说很好，让她先把两本经温习一下，我就在笑声中与许广平同志握别。

　　动身的那天，我们事先约好在北火车站碰头，许广平同志与海婴，我与胞姐、姐夫，还有韩近庸同志一位亲戚梁君作为我的助手，一行六人，许广平同志穿着华丽大方的服装，涂了口红，很像一位富商或长官的太太，我们登上去杭州的火车，在车上谈了到杭州去烧香做佛事等话，车抵杭州，从站长室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佛教界知名人士杨欣莲老居士，他原在铁路工作，与铁路上人员熟悉，把我们接进站长室稍事休息后，送我们到头发巷节义庵吃斋，当晚就住在幽静的节义庵里。

　　翌晨乘火车去南昌，由杨居士代办车票送我们通过站长室登车，免受排队检查之烦。杨居士是我极熟的多年老友，他是把我们一行当作佛教信众接待的。车到南昌，又有一位事前联系好的工商界人士来接，并为我们介绍安排到一个安全整洁的旅馆里住，还为我们代办好了去长沙的长途汽车票。我们在南昌还游览了东湖、青云谱、滕王阁旧址等名胜。第二天清早坐上长途汽车出发，到出产麻布有名的万载下车吃中饭，到浏阳摆渡过江后，车行途中曾遇三名持枪的国民党散兵拦车，全车乘客都感到紧张，但后悉拦车士兵只是为了要搭车白乘一段相当长的路程，到目的地后即下车，没有不轨行动，傍晚安抵长沙。晚饭后，我们得知在南昌比我们先开和后开的两辆长途汽车，途中遭到散兵游勇的洗劫，而我们乘的那辆车，大概由于有持枪的搭车军人起了“保护”作用，得免于难。我与许广平同志大谈这是佛力加被，菩萨保佑。

　　长沙是湖南省会，是粤汉路的大站，旅客拥挤，我们到一个有熟人的比较安全的旅馆住下，我们在长沙住了两夜，还游览了岳麓山和黄兴、蔡锷的墓地。在这时间里，我单独去宪兵队找两个打过交道的宪兵，那时由于惊人的通货膨胀，宪兵的生活也很差，为了找点外快，替人包买车票，并可保送上车，免受检查。我请两位宪兵饱餐酒饭，并送了丰厚的慰劳费，他们觉得我很慷慨，替我们买了去广州的火车票，不仅护送上火车，并在车上一直护送到广州，完全像侍候长官家属的两名武装侍卫。

　　到广州后，我托新光内衣厂门市部介绍，住进了比较安全的旅馆。在广州共逗留四天，参观游览了黄花岗烈士墓、岭南大学、荔子湾、沙面、沙河等地，又不惜重金托人买到了黑市去港飞机票，顺利登上飞机离开广州，很快飞到九龙，坐轮渡到了香港后，许广平同志偕海婴去沈钧儒先生女儿沈谱家中暂住，韩君到亲友家去，我和胞姐、姐夫住在大中旅馆。约好第二天同去拜望马老，许广平同志对马老说：“我来向马老报到了。”此时出现在马老面前的是一位衣着朴素，落落大方，谈笑风生的许大姐了。马老很高兴地说：“您们辛苦了！”即设便宴为我们洗尘压惊。从上海启程到达香港，共经过了八天，护送任务胜利完成了。许广平同志能离开当 时白色恐怖十分危险的上海，到达香港，主要是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关怀领导下和民进组织的关怀领导下完成的。我是奉民进组织之命，担任具体护送工作的。我在护送许广平同志朝夕共处的八天旅途中，对许广平同志崇高的革命品德，广博的学问，乐观的性格，有了较深的认识。尤其对许广平同志体恤劳苦大众，关心下属，待人宽厚，自己处处谦让的高尚风格，万分敬佩，并使我深受教育，永远铭感勿忘。

　　附录：我这篇怀念许广平同志回忆录式的拙文，送请民进发起人之一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梅达君同志审阅，梅老阅后说：“我来在您文章后面写几句《补遗》。”原文如下：

补  遗

梅达君

　　1949年9月，我以民进政协代表身份，到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参加了开国大典。许广平同志也是民进政协代表之一，朝夕与共，促膝倾谈，追述往事，感慨万千。从1948年我和许广平同志在沪分手以后，长期睽隔，天各一方。我于1949年2月，又从香港返回上海准备迎接解放。许大姐却于1948年10月秘密离沪，假道广州到达香港，然后再由港北上进入解放区。许大姐对当时资助和护送她脱离敌人魔掌的吴企尧同志，由衷感激之情，有不能已于言者。以后，在好多次会晤中，许大姐一再连声称道吴企尧同志竟不顾个人安危，舍己急人之急，热肠古道，实属难能可贵。至于脱险经过详情，正如吴企尧同志自己撰写的回忆录中所述，毋庸我之喋喋也。许广平同志与世长辞多年，但她的神情语态，历历在目，仿佛如生，使我至今悲痛酸辛，斯人已去，惟大江流哀音耳！

　　看到梅老“补遗”后，作三点说明如下：

　　（一）我作为民进成员奉组织之命，做了应该做的事，对我溢美溢誉之词，受之有愧。

　　（二）护送途中费用，均由我姐夫周景胡支付，我只是作为“总管”经手而已。周景胡是民进一大代表，今88岁尚健在。

　　（三）我护送许广平同志到港后，又联系好去东北解放区的交通，准备送许广平同志去东北解放区，后因领导上对许广平同志的交通另作了安排，我联系好的交通，由徐伯昕同志派三位文化出版界青年党员，由我陪送到东北解放区。这三位是：沈静藏，曾任北京地图出版社社长；华昌泗，曾任中华书局出版部主任；杨文屏，曾任重庆新华书店经理。现均年已古稀，离休后还在为建设两个文明作贡献。我到东北解放区后，于沈阳招待所中，又与许广平、马老、王却老 等民进领导同志会见，共庆到达解放区的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