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结民进缘的南开青年教授

　　1951年，年仅34岁的陈舜礼进入南开大学任教。他在海外求学期间，勤奋治学，博学多识，可谓学富五车。他精通中、英、法、德四国文字，不仅专业功底深厚，而且善诗词，通韵律，因而在教学第一线上如鱼得水，发挥自如。他的教学深入浅出，联系实际，通俗易懂，受到了学生们的推崇和爱戴。不久，他被任命为副教务长，发挥了他在教育教学方面的组织管理才能。

　　1951年，陈舜礼和潘承孝一同加入民进。1952年，他受民进中央委托，在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的主持下，参与筹建民进天津市委会。1953年1月，民进天津市委会正式成立，杨石先任主委，潘承孝任副主委(后任主委)，陈舜礼任组织处主任。后来，陈舜礼历任民进天津市委会副主委、秘书长，在这里工作了九年。

　　筹建天津民进组织的过程中，陈舜礼坚持以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指导工作，因而站得高，看得远，能很好地把握全局。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民进“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立会为公”的优良传统。他经常告诫会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民进与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一心一德，肝胆相照。

　　奔赴山西投身高校建设筹建地方民进组织

　　1959年，南开大学奉命调一批教师支援山西，校方希望由陈舜礼带队，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立即奔赴山西大学任教。他来到山西大学以后，立即投入繁重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中，在教学中全力以赴，对学生严格要求。不久他又担任了教务长的工作，并兼任图书馆馆长。他所主持的工作全都井然有序，得到好评。

　　在加强学校建设的同时，他很快投身到民进组织的建设中，参与筹建山西民进最早的市级组织——民进太原市委员会。1961年2月，太原市第一次民进会员大会召开，他当选为主任委员。他深入学习领会民进中央《关于适当发展组织的几点意见》和《关于加强基层组织工作的几点意见》这两个文件，结合太原民进的实际情况，有计划地开展各项会务工作。经过努力，太原民进呈现出了良性发展的好势头。他历任民进太原市委会第一、二届主委，时间长达22年之久，为民进太原市委会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文革”中，太原民进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陈舜礼从容面对，以平常心坚守着真理。他怀着相信群众相信党的豁达心态，度过了那段岁月。打倒“四人帮”以后，他复出担任山西大学图书馆馆长。1982年4月他被任命为山西大学校长，为把山西大学建设成为一流高校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十年内乱中，民进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1977年民进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标志着民进在停止工作长达11年之后开始恢复活动。1979年，陈舜礼遵照民进中央临时领导小组的指示精神，着手恢复太原民进的活动。两年后，太原民进的会务工作走入正轨。

　　1982年8月21日，民进山西省筹备委员会成立，陈舜礼担任筹委会主委。1983年底，他奉调民进中央，担负起新的重要任务。

　　调入民进中央执掌执行局

　　在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舜礼当选为民进中央副主席。当时，周建人主席、徐伯昕常务副主席的健康状况不好，鉴于民进工作的需要，民进中央决定成立执行局，把陈舜礼调到民进中央工作，担任执行局主任，辅助民进中央领导处理日常工作。当时执行局每周召开一次会议，由陈舜礼亲手将会议《纪要》呈送民进中央主席和各位副主席并及时与中央统战部沟通联系。他主持下的执行局，为民进事业的巩固与发展、为履行民主党派的职责做了大量工作。

　　1984年3月，他主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民进中央工作机构作了整体规划，设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学习委员会、文教委员会、教育改革研究会、文化出版委员会、联络委员会、妇女委员会。这些机构使数量有限的机关干部做到合理分工，同时将会内有专长、有能力、有代表性的会员分别充实到相应机构之中，以利于全面开展工作。

　　他在主持执行局工作期间，政治上旗帜鲜明，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善于分析形势，全面安排工作。他深入实际，深入基层，亲力亲为，团结同志，善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使民进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这期间，民进中央领导人经常应邀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召集的各民主党派参加的座谈会，对国家大政方针、发展计划和重要文件的拟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建议。民进中央执行局动员会内力量，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通过《九年制义务教育法》《教师法》起到了促进作用。

　　民进中央执行局下设的工作机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相继召开了民进宣传工作座谈会、民进教育工作座谈会、“三胞”工作座谈会、海外统战工作座谈会、组织工作座谈会、出版工作座谈会。这一系列的会议及时总结工作，进行整体部署，推动了民进工作健康发展。

　　在执行局的统一筹划下，文教委员会、教育改革研究会在尊师重教方面做了非常有益的工作，为教师节的设立贡献了力量。每年一度的教师节成为民进为教师办实事、提倡尊师重教的好机会。联络委员会加强了对社会服务工作的领导，中央和各地方组织大力开展办学活动，形成了多学科、多形式、多层次的格局。开展智力支边扶贫，组织专家学者分赴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支教。积极开展咨询服务，及时向各地成员传递和介绍教育理论、教育教学方法、培训师资等方面的信息和先进经验。1985年5月，为了检阅成果，表彰先进，交流经验，民进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

　　遵照执行局的要求，民进加强了组织建设，把实现领导干部新老交替和新老合作提上议事日程。到1987年民进全国代表会议时，中央委员调整了25%；到1988年召开民进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中央委员又调整了25%，各省级组织领导班子的面貌大都焕然一新。通过认真贯彻落实《纪要》，民进省级地方组织陆续建立，发展了相当数量的新会员，给民进增加了新生力量。民进的思想教育工作得到加强。通过举行以纪念民进前辈为主旨的纪念会，使全会受到了深刻的民进光荣传统的教育。

　　1984年，民进各级组织遵照邓小平讲话精神以及党和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积极开展对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联谊工作，初步打开了局面。

　　民进中央执行局成功地筹备了民进全国代表会议和民进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87年召开的民进全国代表会议和1988年召开的民进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圆满地完成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新老合作交替任务。对开好这两次会议，民进中央执行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至此，民进中央执行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做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忠诚践行者

　　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指导统一战线工作和民主党派工作的纲领性文件。陈舜礼和其他民进中央领导同志一道参加了这个文件的研讨和酝酿起草工作，并且受到了充分的尊重。

　　民进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陈舜礼作为常务副主席负责主持民进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在工作中实实在在地贯彻落实《意见》提出的要求，为把民进建设成为一个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健全、机制上完善的参政党，殚精竭虑，倾注了大量精力和心血。他是中共中央《意见》的忠诚践行者。

　　他经常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邀请，到中南海参加重要会议。在这些会议中，他都本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精神，认真负责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陈舜礼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十分关注，多次到祖国各地考察、视察，他态度鲜明，坚持原则，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他认真地担负起民主监督的责任。1994年11月，全国最大的书店王府井新华书店出现“存留未决”问题，雷洁琼主席和陈舜礼等九位副主席于11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我们呼吁》的联名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北京市党政部门给予高度重视，问题得到了解决。中央统战部认为这是民进进行民主监督的成功范例。

　　振兴教育文化出版事业方面，民进各级组织积极议政调研、建言献策。对《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的制定，民进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针对图书市场中青少年读物存在的严重问题，民进中央副主席陈舜礼等七人于1994年联名提出了《对于引进国外儿童读物要加强管理的几点建议》，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对民主党派的社会服务工作，陈舜礼有着深刻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亲自到河北的滦平县、贵州的黔西南州视察工作，不顾条件艰苦，总是到第一线了解情况，为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献计出力。

　　他渴望祖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对海外联谊工作特别重视。他在民进中央召开的对海外统战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三胞”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所以要以诚待人，广交朋友，积极宣传政策，把政治影响扩大到海外。1997年3月，中国叶圣陶研究会接到了台湾“中国社会福利事业协进会”的邀请，组建了由18人组成的赴台交流访问团，由陈舜礼担任团长。他踏上了宝岛台湾的土地，内心百感交集。他多么希望台湾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早日实现和平统一！

　　他深刻地认识到，民进要发挥参政党的作用，必须加强自身建设，要扎扎实实地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领导班子建设和机关建设。民进中央领导班子做出表率，自觉加强学习，形成制度。民进中央抓住契机，对广大会员进行会章、会史和光荣传统的教育。民进从中央到地方有计划地开展内容丰富的思想教育活动，在全会营造了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民进的良好氛围。他非常重视地方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新会员、引进人才的工作，做到及时发现问题予以解决，及时总结经验予以推广。

　　在1997年11月召开的民进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舜礼被推举为民进中央名誉副主席。名誉副主席是民进组织给予他的终身荣誉称号，是对他的全面肯定和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