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楚波，1896年2月生，河北威县人。著名教育家。曾任北京市第一中学首任校长、名誉校长，全国政协常委兼（文化）教育组副组长等职。曾任民进北京市分会常务理事、副主任理事，民进中央常委、组织部副部长。1982年7月逝世。

欣欣然恪职尽责，一以贯之

　　徐楚波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在本职岗位之外，他积极投身社会活动，为人民的利益建言、奉献。1951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按照组织安排，参与民进中央与北京民进的有关工作。1956年春，他受民进中央委托到张家口发展会员，并在民进张家口市第一次会员大会时受民进中央委派到会祝贺。1962年民进河北省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天津市召开时，徐楚波与民进中央副主席杨东莼、副秘书长张纪元一同到会指导。

　　作为北京民进会员的杰出代表，徐楚波当选为第一、二届北京市人大代表、人民政府委员。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曾任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文化）教育组副组长。他关心国家大事，秉持“德行言语、敦睦天下”的信念，多年来为党的统一战线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徐楚波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历尽挫折，仍忠诚不渝。历史学大家顾颉刚视民进中央委员徐楚波为自己需努力看齐的标杆人物之一。顾潮曾在回忆父亲顾颉刚的文章中写道：“由于当时小组同人徐伯昕、许广平、杨东莼、赵朴初、徐楚波、谢冰心、严景耀等人均是这般认真的态度，因而父亲也‘只有勉强挣扎，只要不致跌倒，总当竭蹶以赴’”。（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1页）

　　其间，徐楚波也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遭遇挫折。历次运动中对徐楚波“集中的意见是官僚主义”，实际上他和师生平素都是身近、心更近的。在自我剖析中，他说自己“认为搞好个人关系，才能进行思想帮助”，日常工作中“在一中喜欢同一团和气的人接近，同原则性强的人接触时总有些不自然”。（徐楚波：《我不能再对党三心二意了》，《人民教育》1958年第6期，第16页）而在学生的眼里，他是和蔼可亲的。李廷栋院士（1950届高中毕业，地质学家）认为：徐校长非但不官僚，还非常“有人情”。除了教学管理外还亲自带课，而且这位“特级教师，认真，敬业，教得好”，非常关照学生。时任校学生会副主席的李廷栋当时已经入党，社会活动多，“只剩半年时间，生怕大学考不上”，于是找到徐楚波（校长）和李世濂（支部书记/教导主任）说明情况。征得二人同意后，他腾出时间暂以学业优先，顺利考上了北京大学地质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员李尚英（1961届高中毕业）也指出：北京一中1959年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代表合影中，徐楚波谦虚地端立于第二排最右边（合影共三排18人，按身份职务排位他应坐在第一排最居中处），显示了他对知识和文化、对身边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的尊敬。著名学者萧鸣（1966届高中毕业、萧军之子）也认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徐校长以“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为信条，知人论事持平公允，不堕清正廉洁声名，他受到的批评与周遭师生对他的印象大相径庭，站不稳脚跟。

　　双岗尽职并非简单的事情，需要付出大量心力，且需要兼具爱心和责任心。视察是政协委员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重要途径。徐楚波作为政协委员，按要求参加了一些视察调研活动，从中了解到祖国新兴的面貌、建设发展的情况，并把自己见到的、听到的拾遗补阙地反映上去。每次回来，他总要向师生们宣讲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进行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和热爱祖国的教育。

　　在其身边兼任校长秘书的同事深知，徐楚波“是民主促进会北京市负责人，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社会活动较多”，其多年来勤勉背后的心力交瘁是外人难以体验的。（刘宗华：《历史教育的实践与思考》，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正如他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时所说的，知识分子“一般来说，会议多，学习多，社会活动多，忙乱的现象也还有一定的程度存在。尤其是各种工作很容易集中在少数积极分子身上，越是积极分子便越显得忙乱”。（《解放日报》1956年2月6日第6版）但他仍然不遗余力地开展工作，服务党和人民的各项事业。

教育“护城河”畔琴弦急，孜孜矻矻

　　一以贯之的师德之思。徐楚波常说，只有热爱学生，学生才能尊重老师。只有为每个学生创造和谐愉悦的教育氛围，才能让教育焕发无穷的魅力。他反对任何不尊重学生或有辱学生人格的做法。他认为教师要严以律己，以良好的师德表率给学生树立榜样，以深厚的思想情感、庄重大方的仪表、和蔼可亲的仪容、彬彬有礼的语言给学生做示范，使学生在师生交往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感染。他追求的不仅是知识的增长，还要通过智慧、美好、公正、希望和爱，塑造学生的美好心灵，使他们成为有灵魂、有信仰的人。

　　他认为，“养成教育”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必须要有明确而具体的内容和方法，全社会应从师范教育和师资建设两个方面切实提高教师的师德水平。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则应把师德水平和养成教育水平作为评价教师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引导教师们把关注的重心由智育转移到德育上来，把德育的重点转移到养成教育上来。

　　在数十年教育生涯中，他以身作则，从没有斥责过一个学生，因而深得学生的爱戴和老师们的尊敬。

　　普通教育的语义重力。徐楚波终身从事普及教育，工作经历中涉及中等教育居多。但与基础教育各个层面多有接触的他，从未中断对教育领域本身及其改革实验情况的关注。1957年，他和陈鹤琴、郑晓沧、郑芸、李蒸、雷沛鸿、曹书田等七人发表了题为《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和提高小学教育质量的关键性问题》的联合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第15版）。另据他们调查，当时我国小学教育经费在中央统支经费的占比（2.60%左右）远不及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提出，“必须逐年、逐步增加，逐渐增加到有足够的数量，以便具体计划实施小学义务教育，并且改善条件，提高小学教育的质量”。这一建议具有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回望20世纪下半叶，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争取不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的目标依然任重道远。

　　20世纪60年代初，徐楚波在强调尊师爱生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教学和教育工作中“格与序”的设想，即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和知识的落实所应达到的目标和要求都要有规格、有程序，反对空泛和不切实际的谈论。各科教学、各年级的班级活动都要从实际出发，有格有序。而在具体教学实践中，他认可鼓励学生放手写作的积极做法。一中的语文教师起草高考作文评分标准时提出，“要全面考虑思想内容和语言表达能力”，“应注意总的思想倾向”，“如果通篇思想倾向是积极的，虽有一二句不合适的话，也应看作思想正确”。1961年以后教育部高考语文作文标准的改动与这个意见基本一致，这在当时“宁左勿右”的形势下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真挚的汉字简化思维。汉字简化是中国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徐楚波在《文字改革》1964年第10期上发表了题为《汉字简化工作应该继续积极进行》的文章，认为“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汉字的简化、整理工作已为广大儿童和工农群众的认字、写字减少了不少困难，也为学校里的识字教学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但目前学生在阅读和写作中认字、写字的障碍仍然存在，识字教学仍要花较大的力量”，“这不仅是学生学习上一个较重的负担，而且影响学习质量的提高。当然学校的识字教学工作要进一步改进提高，但汉字的简化、整理工作以及相应的推行、普及工作也应继续进行，应该长期地、不断地进行”。这主要是针对自推行了四批简化汉字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以后相关工作似乎停滞了的状况。

　　正如毛泽东主席在1940年提出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徐楚波始终从教学目的功能角度出发，立足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这一目标，在相关领域提出合理化的建议。1950年，他与17位委员共同呼吁“全市标语、广告、牌示甚至新闻纸等文字在可能范围内于字旁加注音符号”（即汉语拼音的前身），这也是为了便于广大群众阅读。

天鹅之歌思潮涌，余音袅袅

　　“浮生已八秩，百念仍盎然”，徐楚波晚年依旧积极参与政府、人大、政协与民进的活动，完成相关任务。他仍然是忙忙碌碌的。1978年，他和徐伯昕、陈慧、方明、葛志成等民进诸老参加了全国政协科技组和教育组在京部分委员连续开展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活动。一行人摸高爬低，听取了关于北京市环保工作和环保科研规划的介绍，登上了我国自制的大气污染监测车，观看了有关北京环境污染情况的图表，参观了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站与全国环境保护展览。

　　1979年对“四人帮”进行公审之前，徐楚波参加了审判前的资料阅览和相关会议。一同参与旁听的民进领导叶圣陶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11月11日，上午到民进会所。不久将公开审判江青等十人，民进得到旁听证六张，第一次开庭时由余与（徐）伯昕、（赵）朴初、（徐）楚波、（葛）志成、（叶）至善六人前往旁听”，“到家时已六点过”。（叶永和、蒋燕燕：《叶圣陶曾经提案公审“四人帮”——来自叶圣陶日记的记述》，《文艺报》，2012年2月15日第5版）

　　1981年3月，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民进的方明、徐楚波等17位政协委员提交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建议设立全国教师节的提案：

    案由：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案

　　提案人：徐伯昕 吴贻芳 史念海 李霁野 张明养 叶至善

　　        徐楚波 郑效洵 马力可 霍懋征 葛志成 方  明

　　        巫宝三 张景宁 叶圣陶 雷洁琼 柯  灵

　　（注：原件签名顺序）

　　理由：教师担负着培养四化建设人才的重任，应当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胡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尊师问题，指出尊师， 不仅是学生的问题， 我们整个社会的成员， 所有学生的家长， 特别是我们各级政府的负责人都要尊师……现在儿童有儿童节，青年有青年节，我们认为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宏伟事业接班人的人民教师也应该有教师节。

　　（具体建议略）

　　教师乃教育之本，发展教育必须重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57年5月30日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徐楚波就“列举很多事实批评了各地不重视中小学教员的情况”（《解放日报》1957年5月31日第3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拨乱反正，但“尊师重教远没有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殴打教师的事件仍时有耳闻”。寄予着徐楚波最后的深切期待的这一联名提案，也是为了唤起全社会对教师付出与教师地位的认可，政协审查给出的意见是“建议国务院交教育部研究办理”。经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198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设立教师节的议案，确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

　　1982年7月10日，徐楚波在京逝世。《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刊出了他的传略。为表彰这位共产党的挚友、人民教育家为社会主义事业、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建设、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做出的积极贡献，7月22日由叶圣陶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召开了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等都送了花圈。刘澜涛、杨静仁等中央领导同志，中央到北京市各级政府代表、民进代表，都参加了追悼会。赵朴初在悼词中说：“徐楚波同志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真挚朋友，是终生从事普通教育的、著名的人民教育家。”（《人民日报》1982年7月26日第4版）

　　1990年10月14日，北京一中举行校庆，众多校友以及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一中执教的老师们参加了活动。当主持人介绍到已故校长徐楚波的妻子李桂芳时，校友们眼含热泪，发自内心地长时间鼓掌。徐楚波执教六十多年来，生活清苦，不图名利，秉持真诚的基础教育信念，坚持教育学生走共产党指引的革命道路，为国家、为人民培育了一批又一批英才。“徐徐清风，余波正兴”，他的崇高品格与感人事迹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与怀念。

　　（作者：任小玫，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编审，民进北京市委出版传媒专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