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蛛丝马迹觅“彗星”

——马叙伦《彗星报》“现场文献”辑录

发布时间:2022-09-10     来源:民进浙江省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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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报人”,马叙伦一生中参与创办、编辑的报刊有十三种之多。其中1912年,在杭州创办过一份影响力较大的报纸——《彗星报》。可惜由于年代久远,这份报纸在各大图书馆并无存档,至今我们难以“一睹真容”。目前介绍《彗星报》的文献,有这样几个来源(以时间为序):一是项士元《浙江新闻史》(1930年),二是徐嘉运、杨萍萍《杭州报刊史概述》(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年),三是张梦新主编《杭州新闻百年史纲》(杭州出版社,2009年),四是张梦新等《杭州新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五是胡彬《生逢其时那些年》(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六是卢礼阳《马叙伦》(群言出版社,2014年)和《马叙伦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其中,来源三、四对《彗星报》的介绍与来源二完全相同,大致可以认定来源于二;来源一经询来源于四。由此,文献实际有三个来源:一是项士元《浙江新闻史》(1930年),二是徐嘉运、杨萍萍《杭州报刊史概述》(1989年),三是胡彬《生逢其时那些年》 (2011年)。

  综合以上文献,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彗星报》的概况:创办于1912年,地点在杭州上华光巷,后迁至焦旗杆,主要人物有马叙伦、童杭时、毛云鹏、胡醒囚,1914年底或1915年停刊。

  《彗星报》得列《浙江新闻史》《杭州新闻史》等新闻史著,应该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历史地位。既然历史上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总该能留下一些当年创办的“蛛丝马迹”。为此,笔者通过检索上海图书馆、宁波图书馆等馆存文献,特意筛选出《彗星报》办报时“发生于现场的文献”,试图对《彗星报》的办报情况进行“复原”,以期更深了解这份珍贵的报纸。笔者认为,“发生于现场的文献”(简称“现场文献”),没有经过二手加工,是反映当时办报真实情况最可靠的文献。

什么时候创办?

  一般认为,《彗星报》创办于1912年12月6日。《马叙伦年谱》《马叙伦》载:“(1912年)十二月,《彗星报》创办于上华光巷,任发行人兼主编。”《生逢其时那些年》也说《彗星报》创刊于1912年12月,未指明具体日期。《杭州报刊史概述》《杭州新闻史》《杭州新闻百年史纲》载,《彗星报》于1912年12月6日创刊,社址在上华光巷。《浙江新闻史》称“民国元年发刊,社设焦旗杆”。真实情况如何?我们来看一看当年的资料。

  上海《申报》1912年10月19日至28日,彗星报馆连续10天在该报刊登广告,标题是“彗星出现”(见图1),正文中明确“本报每日发行三大张,准于民国元年十二月六号出版,送阅三日,送登告白十日”。可见,《彗星报》的确是定于12月6日正式出版。

 

图1-彗星出现

  11月16日至21日,彗星报馆又在上海《申报》连续6天刊登《彗星报馆迁移》启事(见图2):“本馆现移至上城华光巷浙江电话公司间壁,仍准于阳历十二月六号出版,决不展期。”可见,虽然社址变了,但正式出版时间没有变。

图2-彗星报馆迁移

  但从11月22起,彗星报馆每两天一次,连续6次在《申报》再度刊登“杭州彗星出版展期”的广告(见图3),一直刊登到12月2日。内容是:“本报因机件未完全,布置未妥帖,不能如期出版,良深歉仄。现正赶速筹备,用特展期十天,准于十二月十六日出版,决不再行误期,阅报诸君尚乞谅之。”

图3-杭州彗星出版展期

  根据彗星报馆10月19日至28日、11月16日至21日、11月22日至12月2日在上海《申报》刊登的22次广告,可知《彗星报》原拟于1912年12月6日正式出版,后来因为机器未能到位,延期了10天,到1912年12月16日正式出版。

图4-教育周报在彗星报馆设发行处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彗星出现》广告中,落款是“浙江省城荐桥直街彗星报馆谨启”,可见第一馆址是“荐桥直街”。《彗星报馆迁移》广告中,落款是“浙省上城华光巷彗星报馆启”,可见馆址是杭州“上城”的“华光巷”,当今各资料中引用的“上华光巷”可能有误。

哪些人参与?

  卢礼阳《马叙伦年谱》《马叙伦》载:“(1912年)十二月,《彗星报》创办于上华光巷,(马叙伦)任发行人兼主编。”项士元《浙江新闻史》载:“代议势力之勃兴时期:最早者为王犖之《浙江潮》,相继而兴者,则有童杭时、毛云鹏之《彗星报》……”“马叙伦等创办,经理童杭时,主笔毛云鹏”,还特地介绍了童杭时和毛云鹏的简历。《杭州报刊史概述》《杭州新闻史》《杭州新闻百年史纲》则载:“发行人兼主编初为马叙伦,1914年后改为胡醒囚。”《生逢其时那些年》载,“《彗星报》主笔毛云鹏,来学校招聘心猷(胡心猷,即胡醒囚)去报馆,一说即合”。创办人是马叙伦与童杭时,在胡醒囚上班第一天,还与马叙伦、童杭时见了一面,并受到一番鼓励。12月10日孙中山到杭州时,胡心猷还跟着毛云鹏前往采访多次。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童杭时流亡日本。2月,毛云鹏将《彗星报》的重任托交给胡醒囚,胡醒囚成为《彗星报》的负责人。

  由此我们大致推测,马叙伦和童杭时为创办人,但平日的报社工作由毛云鹏负责打理。1913年浙江省议会“十数人上书都督府要求浙江独立”,被都督告密,毛云鹏在接受审讯时(见图9,《浙江公报》1914年第709期《浙江都督府咨第四号(莫永贞等要求独立原函)(续)》)说:“本届临时会闭会后,云鹏以忝任《彗星报》社员,寄寓省垣,未回原籍……”“此次乱事,尤所极端反对,有《彗星报》言论可凭……”“现场文献”印证了毛云鹏在担任浙省议员时,本职工作是《彗星报》的办报工作。

图9-毛云鹏审讯记录

  以上似乎是没有疑惑的。但笔者在查阅资料时,查到《彗星报》还有一个经理,名字叫王胜武,有当时的“现场文献”为证。

  1914年5月19日《时事新报》以“审讯《彗星报》总理详志”(见图5)为题有一篇报道:“彗星报馆日前因揭载泰生钱庄经理何敬安谋吞寡妇巨产等种种劣迹,由何控诉于法院,请求赔偿名誉。经法院将彗星报馆经理兼编辑王胜武君传案发押,十六号下午开庭审讯。……王答称……问官当即退庭,一面令王取保出外矣。”

图5-审訉彗星报总理详志

  5月21日《神州日报》以“《彗星报》之讼案”(见图6)为标题,同样报道了该案。报道这样写:“检察厅于十二日夜间拘提该报经理王胜武到厅,发看守所收管,次日提出审问。检察官谓,前日票传质讯何故不到?……王乃答曰……检察官不理,仍令押会看守所收管,现虽有人具保,尚未释出,是亦西泠报界厄运之一页。”

 

图6-彗星报之讼案

  由以上不同的报纸、两则当时的新闻可知,至少在1914年5月份,《彗星报》的经理是王胜武。王胜武何许人也?目前尚未查到他的任何资料。

 

图7-停版一天   图8-停版八小时

在报界的影响力

  从“现场文献”来看,《彗星报》当年在杭城报界,也是影响力极大的。

  1913年3月26日,《时事新报》第二版在“杭州专电”中报道(见图10):“杭垣报业日渐发达,除现有全浙公报、汉民、平民、浙江潮、民铎、彗星、昌言、大公报等外,近又有国民党员周斌等组织浙报、浙江民报,共和党组织浙江新闻,前充民铎党编辑朱镜宙组织天钟报,张一凡、徐文蔚等组织之江日报。”将《彗星报》列入“杭垣报业日渐发达”之佐证。

图10-杭垣报业日见发达

  1914年6月17日,上海《申报》的一条“声明浙路息单遗失”启事(见图11),也从侧面印证了《彗星报》的影响力。原文是:“协甫置有浙路公司优字第七百三十四号整股所有息单已经遗失,除向浙路公司声明补领并登杭州《彗星报》外,如有拾得此项息单者,概作无效,特再声明。金华金协甫启。”在这份遗失启事中,以《申报》和《彗星报》作为息单遗失的公开声明,可见《彗星报》在杭州报界是令人信任、颇为可靠的。

图11-遗失启事

  浙江教育会《教育周报》,在其创办一周年之际,出了一期“周年纪念”(1914年4月1日第37期),刊登了诸多名家如前教育总长范源廉、浙江省都督朱瑞、浙江省民政长屈映光、浙江省教育司长沈钧业,及兄弟单位如全浙公报馆、彗星报馆、江苏省教育会的祝词。彗星报馆的祝词是(见图12):“强国根源,厥维教育。我浙学风,似花初簇。非灌非培,曷望馥郁。伟哉斯报,日暄雨沐。春华既播,秋实以熟。嘉种诞生,周年是卜。硕大蕃衍,于焉用祝。”由此可见《彗星报》在兄弟报刊中的分量。

图12-祝词六强国根源

  《教育周报》于1914年2月15日至1915年8月22日,将彗星报馆作为其“分发行处”,说明彗星报馆当时的发行网络已经相当健全,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它的影响力。

  浦江人陈痴剑编撰的《林颦卿集》一书,1914年12月交由彗星报馆发行(见图13)。

图13-林颦卿集

  作为我国新闻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项士元1930年出版的《浙江新闻史》,将《浙江潮》《彗星报》《之江日报》等报刊列入“代议势力之勃兴时期”的代表作,并有单独介绍,也可见该报的影响力。

刊登过哪些文章

  上海《申报》1912年10月19日至28日,彗星报馆以“彗星出现”为标题刊登广告连续10天,公布了《彗星报》的二十二个栏目(见图1):“一,教令。二,社论。三,译论。四,要件。五,专电。六,选电。七,公电。八,政府要闻。九,省垣要闻。十,列省要闻。十一,海外要闻。十二,列县纪闻。十三,京华杂缀。十四,省垣琐录。十五,时事针砭。十六,舆论撷精。十七,学术琼林。十八,文艺珠丛。十九,古今掌录。二十,虞初嗣响。念一,绍介文献。念二,侯鲭新言。”

  由于无法一睹真容,《彗星报》刊登过哪些文章,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所幸,笔者从宁波图书馆查询到《东方杂志》“内外时报”栏目,曾多次转载《彗星报》的文章,并用“彗星报译论”“录彗星报”注明出处。这些文章是:《东方杂志》1914年10卷第12期的《中国实业之前途》《论国人宜舍政治而谋生计》(见图14、15),1914年11卷第2期的《论语言之缘起及其进化》(图16),1914年11卷第3期的《官僚共和论》(图17),1914年11卷第5期的《国家之用人谈》(图18)。

图14-中国实业之前途        图15-论国人宜舍政治而谋生计

图16-论语言之缘起及其进化

图17-官僚共和论

图18-国家之用人谈

  《中国实业之前途》认为我国“终不失为举世最富之国。长江流域之肥沃,山西矿产之繁富,满洲畜产麻豆之产出,既足以雄视世界。而云南之五金,广东之谷类,四川之药物,山东之黍麦,亦复取之无穷,用之不竭”,可谓资源丰富,但国人“笃常守旧,好古不变,目力所届,无逾咫尺”,“凡商业社会之恶德,足以窒绝生机而阻滞精进者”,通过分析进出口贸易总额,“深慨于中国之可与有为”,若国人能“致全力于适当之地,其发展犹不止此也”,“当以急进之方,行奖励殖产保护商业之制”,并对中国发展实业作了展望:“假之数年,俾得敷设铁道,经营航路,交通既构,虽有倍其富于今日可也。”

  《国家之用人谈》直指国家用人统系(体系),指出“汲引亲故,偏袒属僚,为人设官,为官改制”等“政界之淆杂”,“弊且至于纷更”,“误以攀附为统系”,“危莫危于此矣”,呼吁“方今我国政局更新,倘能师法先进国,立正大光明之(用人)统系,为简贤任能之标准,则执政前途庶有望乎”。

为什么取名“彗星”?

  笔者有个大胆的猜测,报纸取名“彗星”,极可能跟1910年哈雷彗星回归有关。哈雷彗星1910年回归时,由于天文学家计算出彗尾要“扫过地球”,预言地球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引起全球“世界末日”恐慌。彗星回归同时引发我国报界“彗星科普热”,笔者查阅上海图书馆1910-1912年报刊上关于彗星的文献,共有256篇,其中1910年达207篇,诸如《彗星无关吉凶说》《劝勿迷信彗星为灾异说》,更有介绍彗星知识的文章,如《记好里彗星之历史》《研究哈里彗星之新语》,以及彗星观察的文章,如《观测哈雷彗星》《大连测观彗星近状》,并有人对彗星进行研究,提出《哈雷彗星不能与地球冲突说》《彗星撞地球不足惧说》等观点,此外当年还出版了小学理科教材《彗星》。1911年又有新彗星出现,引发一波余热。到了1912年,还有人借彗星说事,《中华民国全体公民上彗星书》说,全国公民恳请彗星“大驾贲临,与吾地球公相撞于空中,拯吾民出灭亡之苦,而登粉碎之地”,这固然是愤激之语,也是借助彗星这个热点抨击时事,表达对时政的不满。

  正因为彗星从1910年就成为全民议论的“热点”,彗星本身又独立特行,与众星不同,加上彗星知识普及后,“吉凶”之说破除而科学之道确立,所以报名取为“彗星”,可能就是综合了上述的考虑。也正因为如此,《彗星报》第一次刊登广告时,标题就用“彗星出现”,希望《彗星报》创办后,石破天惊,万众瞩目,正本清源,确立真理,跟天上彗星出现的情形相同。

  “彗星出现”广告,还向世人陈述了办报的背景,宣告了办报的宗旨、原则和态度。《彗星报》办报时的背景,可谓世象纷乱,“若乃鹜党争之纷岐,恣诡辨之踳驳,祻及清流,国成孤注,徒张利口,匪顾丧心”,“掊专制并訿礼教为桎梏,侈共和则并伦常而冲决,含蕴千禩,毁裂一朝,都兹诐辞,渐蓄淫风”。其办报宗旨,则是“挽回颓波,董正巵言”,办报原则是“居朦诵之任,庸讬南氏之笔”,仗笔直言,真实报道,不屈强权,明辨是非,“定是非于真诠,不挠抑于强御”,值得我们细细品味。而其“妙哲不兴,群黔何恃”“惟此区区,必允践焉”的决心,也足以令我辈惊叹折服!

什么时候停办?

  《马叙伦》《马叙伦年谱》载:“本年(1914年),《彗星报》迁址,改为胡醒囚负责,次年停刊。”《杭州报刊史概述》《杭州新闻史》《杭州新闻百年史纲》载,“1914年,报社迁焦旗杆,1915年停刊”。《浙江新闻史》载,“年余即停”,未指明具体时间。《生逢其时那些年》说,“民国三年(1914)底,《彗星报》停刊后,心猷(即胡醒囚)回到兰溪厚仁老家。”

  笔者检索到一条“现场文献”线索,浙江省教育会举办的《教育周报》,在浙江当时也是一份极有影响力的行业报纸。其1914年第32期(1914年2月15日)的分发行处,有“杭州商务书馆、中华书局、彗星报馆、之江报馆”(见图4),彗星报馆成为《教育周报》的发行处之一,而且位列“之江报馆”之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15年8月22日,在《教育周报》第95期上,还见发行处为“杭州商务书馆、中华书局、彗星报馆、各县教育会”。可见,直到1915年8月,彗星报馆还是存在的。

  项士元《浙江新闻史》载:“《彗星报》印刷局名华孚,后改名云云,该报停刊后,印书局亦停,印机鬻于武林印书局,即《寅报》及《嘉言报》之印刷部也。民国十二年毁于火,烬余各件,分别转鬻于程季英、叶伯周。”是否可以这样推测:该报停刊后,印书局也立即停办,那么彗星报馆同时停办的可能性也非常大。倒回来,结合《教育周报》在彗星报馆设发行分处一直延续到1915年8月,那么,我们推测,《彗星报》不一定停办于1914年,而极可能是1915年的8月或稍早一些。

  《彗星报》停办的原因,《马叙伦》《马叙伦年谱》《浙江新闻史》《杭州报刊史概述》《杭州新闻史》《杭州新闻百年史纲》均未述及。《生逢其时那些年》则有详细的描述:

  1914年秋天,管理民政的浙江巡按使衙门向商绅筹款到邻省采购大米,十多万石粮食运往金华灾区平粜,但当地官商勾结,粮价仍节节攀高,有平民饿死在街头的。有人撰稿寄到《彗星报》,报纸全文照刊,还加上几句评语,抨击民国政府未为民做主。报纸登出当天,巡按使衙门派人到报馆要查撰稿人,被拒绝。当时的负责人胡心猷被传进省署,训斥后处以8千大洋罚款。报社交不出大洋,只得关闭。最后一期《彗星报》上,胡心猷在向读者写“告别语”时,署名用了他为自己起的第一个别号“醒囚”。1914年底,《彗星报》停刊。

  《彗星报》是否确因此事被迫停刊,尚待更丰富的文献考证。不过,《彗星报》言论开放,胆敢报道官府“忌讳”的新闻,也的确是存在的。1914年5月19日《时事新报》、5月21日《神州日报》分别以“审讯《彗星报》总理详志”(见图5)“《彗星报》之讼案”(见图6)的标题,介绍《彗星报》因报道浙江银行管理人员舞弊被告上法庭,接受审理的事件。1914年9月12日,《时报》载(见图7):“《全浙公报》《彗星报》因事奉警厅署谕,今日停版一天。(杭州十一日申刻专电)。”次日,《时报》又载(见图8):“《全浙公报》《彗星报》因登载缙云匪乱公电失实,致被警厅干涉,仅停版八小时,于真日(十一)下午四时照常出版。电已更正。(杭州十二日申刻专电)”警察厅以“失实”为由,对报纸横加干涉,勒令停报,这样的事情在当年恐怕时有发生。可见,《彗星报》因激烈抨击政府未为民做主而被衙门处以重罚,也是极有可能的。

  (作者系民进浙江省会史研究会副主任)

作者:邵发明     责任编辑: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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