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报人”，马叙伦一生中参与创办、编辑的报刊有十三种之多。其中1912年，在杭州创办过一份影响力较大的报纸——《彗星报》。可惜由于年代久远，这份报纸在各大图书馆并无存档，至今我们难以“一睹真容”。目前介绍《彗星报》的文献，有这样几个来源（以时间为序）：一是项士元《浙江新闻史》（1930年），二是徐嘉运、杨萍萍《杭州报刊史概述》（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年），三是张梦新主编《杭州新闻百年史纲》（杭州出版社，2009年），四是张梦新等《杭州新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五是胡彬《生逢其时那些年》（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六是卢礼阳《马叙伦》（群言出版社，2014年）和《马叙伦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其中，来源三、四对《彗星报》的介绍与来源二完全相同，大致可以认定来源于二；来源一经询来源于四。由此，文献实际有三个来源：一是项士元《浙江新闻史》（1930年），二是徐嘉运、杨萍萍《杭州报刊史概述》（1989年），三是胡彬《生逢其时那些年》 （2011年）。

　　综合以上文献，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彗星报》的概况：创办于1912年，地点在杭州上华光巷，后迁至焦旗杆，主要人物有马叙伦、童杭时、毛云鹏、胡醒囚，1914年底或1915年停刊。

　　《彗星报》得列《浙江新闻史》《杭州新闻史》等新闻史著，应该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历史地位。既然历史上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总该能留下一些当年创办的“蛛丝马迹”。为此，笔者通过检索上海图书馆、宁波图书馆等馆存文献，特意筛选出《彗星报》办报时“发生于现场的文献”，试图对《彗星报》的办报情况进行“复原”，以期更深了解这份珍贵的报纸。笔者认为，“发生于现场的文献”（简称“现场文献”），没有经过二手加工，是反映当时办报真实情况最可靠的文献。

什么时候创办？

　　一般认为，《彗星报》创办于1912年12月6日。《马叙伦年谱》《马叙伦》载：“（1912年）十二月，《彗星报》创办于上华光巷，任发行人兼主编。”《生逢其时那些年》也说《彗星报》创刊于1912年12月，未指明具体日期。《杭州报刊史概述》《杭州新闻史》《杭州新闻百年史纲》载，《彗星报》于1912年12月6日创刊，社址在上华光巷。《浙江新闻史》称“民国元年发刊，社设焦旗杆”。真实情况如何？我们来看一看当年的资料。

　　上海《申报》1912年10月19日至28日，彗星报馆连续10天在该报刊登广告，标题是“彗星出现”（见图1），正文中明确“本报每日发行三大张，准于民国元年十二月六号出版，送阅三日，送登告白十日”。可见，《彗星报》的确是定于12月6日正式出版。

图1-彗星出现

　　11月16日至21日，彗星报馆又在上海《申报》连续6天刊登《彗星报馆迁移》启事（见图2）：“本馆现移至上城华光巷浙江电话公司间壁，仍准于阳历十二月六号出版，决不展期。”可见，虽然社址变了，但正式出版时间没有变。

图2-彗星报馆迁移

　　但从11月22起，彗星报馆每两天一次，连续6次在《申报》再度刊登“杭州彗星出版展期”的广告（见图3），一直刊登到12月2日。内容是：“本报因机件未完全，布置未妥帖，不能如期出版，良深歉仄。现正赶速筹备，用特展期十天，准于十二月十六日出版，决不再行误期，阅报诸君尚乞谅之。”

图3-杭州彗星出版展期

　　根据彗星报馆10月19日至28日、11月16日至21日、11月22日至12月2日在上海《申报》刊登的22次广告，可知《彗星报》原拟于1912年12月6日正式出版，后来因为机器未能到位，延期了10天，到1912年12月16日正式出版。

图4-教育周报在彗星报馆设发行处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彗星出现》广告中，落款是“浙江省城荐桥直街彗星报馆谨启”，可见第一馆址是“荐桥直街”。《彗星报馆迁移》广告中，落款是“浙省上城华光巷彗星报馆启”，可见馆址是杭州“上城”的“华光巷”，当今各资料中引用的“上华光巷”可能有误。

哪些人参与？

　　卢礼阳《马叙伦年谱》《马叙伦》载：“（1912年）十二月，《彗星报》创办于上华光巷，（马叙伦）任发行人兼主编。”项士元《浙江新闻史》载：“代议势力之勃兴时期：最早者为王犖之《浙江潮》，相继而兴者，则有童杭时、毛云鹏之《彗星报》……”“马叙伦等创办，经理童杭时，主笔毛云鹏”，还特地介绍了童杭时和毛云鹏的简历。《杭州报刊史概述》《杭州新闻史》《杭州新闻百年史纲》则载：“发行人兼主编初为马叙伦，1914年后改为胡醒囚。”《生逢其时那些年》载，“《彗星报》主笔毛云鹏，来学校招聘心猷（胡心猷，即胡醒囚）去报馆，一说即合”。创办人是马叙伦与童杭时，在胡醒囚上班第一天，还与马叙伦、童杭时见了一面，并受到一番鼓励。12月10日孙中山到杭州时，胡心猷还跟着毛云鹏前往采访多次。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童杭时流亡日本。2月，毛云鹏将《彗星报》的重任托交给胡醒囚，胡醒囚成为《彗星报》的负责人。

　　由此我们大致推测，马叙伦和童杭时为创办人，但平日的报社工作由毛云鹏负责打理。1913年浙江省议会“十数人上书都督府要求浙江独立”，被都督告密，毛云鹏在接受审讯时（见图9，《浙江公报》1914年第709期《浙江都督府咨第四号（莫永贞等要求独立原函）（续）》）说：“本届临时会闭会后，云鹏以忝任《彗星报》社员，寄寓省垣，未回原籍……”“此次乱事，尤所极端反对，有《彗星报》言论可凭……”“现场文献”印证了毛云鹏在担任浙省议员时，本职工作是《彗星报》的办报工作。

图9-毛云鹏审讯记录

　　以上似乎是没有疑惑的。但笔者在查阅资料时，查到《彗星报》还有一个经理，名字叫王胜武，有当时的“现场文献”为证。

　　1914年5月19日《时事新报》以“审讯《彗星报》总理详志”（见图5）为题有一篇报道：“彗星报馆日前因揭载泰生钱庄经理何敬安谋吞寡妇巨产等种种劣迹，由何控诉于法院，请求赔偿名誉。经法院将彗星报馆经理兼编辑王胜武君传案发押，十六号下午开庭审讯。……王答称……问官当即退庭，一面令王取保出外矣。”

图5-审訉彗星报总理详志

　　5月21日《神州日报》以“《彗星报》之讼案”（见图6）为标题，同样报道了该案。报道这样写：“检察厅于十二日夜间拘提该报经理王胜武到厅，发看守所收管，次日提出审问。检察官谓，前日票传质讯何故不到？……王乃答曰……检察官不理，仍令押会看守所收管，现虽有人具保，尚未释出，是亦西泠报界厄运之一页。”

图6-彗星报之讼案

　　由以上不同的报纸、两则当时的新闻可知，至少在1914年5月份，《彗星报》的经理是王胜武。王胜武何许人也？目前尚未查到他的任何资料。

图7-停版一天   图8-停版八小时

在报界的影响力

　　从“现场文献”来看，《彗星报》当年在杭城报界，也是影响力极大的。

　　1913年3月26日，《时事新报》第二版在“杭州专电”中报道（见图10）：“杭垣报业日渐发达，除现有全浙公报、汉民、平民、浙江潮、民铎、彗星、昌言、大公报等外，近又有国民党员周斌等组织浙报、浙江民报，共和党组织浙江新闻，前充民铎党编辑朱镜宙组织天钟报，张一凡、徐文蔚等组织之江日报。”将《彗星报》列入“杭垣报业日渐发达”之佐证。

图10-杭垣报业日见发达

　　1914年6月17日，上海《申报》的一条“声明浙路息单遗失”启事（见图11），也从侧面印证了《彗星报》的影响力。原文是：“协甫置有浙路公司优字第七百三十四号整股所有息单已经遗失，除向浙路公司声明补领并登杭州《彗星报》外，如有拾得此项息单者，概作无效，特再声明。金华金协甫启。”在这份遗失启事中，以《申报》和《彗星报》作为息单遗失的公开声明，可见《彗星报》在杭州报界是令人信任、颇为可靠的。

图11-遗失启事

　　浙江教育会《教育周报》，在其创办一周年之际，出了一期“周年纪念”（1914年4月1日第37期），刊登了诸多名家如前教育总长范源廉、浙江省都督朱瑞、浙江省民政长屈映光、浙江省教育司长沈钧业，及兄弟单位如全浙公报馆、彗星报馆、江苏省教育会的祝词。彗星报馆的祝词是（见图12）：“强国根源，厥维教育。我浙学风，似花初簇。非灌非培，曷望馥郁。伟哉斯报，日暄雨沐。春华既播，秋实以熟。嘉种诞生，周年是卜。硕大蕃衍，于焉用祝。”由此可见《彗星报》在兄弟报刊中的分量。

图12-祝词六强国根源

　　《教育周报》于1914年2月15日至1915年8月22日，将彗星报馆作为其“分发行处”，说明彗星报馆当时的发行网络已经相当健全，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它的影响力。

　　浦江人陈痴剑编撰的《林颦卿集》一书，1914年12月交由彗星报馆发行（见图13）。

图13-林颦卿集

　　作为我国新闻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项士元1930年出版的《浙江新闻史》，将《浙江潮》《彗星报》《之江日报》等报刊列入“代议势力之勃兴时期”的代表作，并有单独介绍，也可见该报的影响力。

刊登过哪些文章

　　上海《申报》1912年10月19日至28日，彗星报馆以“彗星出现”为标题刊登广告连续10天，公布了《彗星报》的二十二个栏目（见图1）：“一，教令。二，社论。三，译论。四，要件。五，专电。六，选电。七，公电。八，政府要闻。九，省垣要闻。十，列省要闻。十一，海外要闻。十二，列县纪闻。十三，京华杂缀。十四，省垣琐录。十五，时事针砭。十六，舆论撷精。十七，学术琼林。十八，文艺珠丛。十九，古今掌录。二十，虞初嗣响。念一，绍介文献。念二，侯鲭新言。”

　　由于无法一睹真容，《彗星报》刊登过哪些文章，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所幸，笔者从宁波图书馆查询到《东方杂志》“内外时报”栏目，曾多次转载《彗星报》的文章，并用“彗星报译论”“录彗星报”注明出处。这些文章是：《东方杂志》1914年10卷第12期的《中国实业之前途》《论国人宜舍政治而谋生计》（见图14、15），1914年11卷第2期的《论语言之缘起及其进化》（图16），1914年11卷第3期的《官僚共和论》（图17），1914年11卷第5期的《国家之用人谈》（图18）。

图14-中国实业之前途        图15-论国人宜舍政治而谋生计

图16-论语言之缘起及其进化

图17-官僚共和论

图18-国家之用人谈

　　《中国实业之前途》认为我国“终不失为举世最富之国。长江流域之肥沃，山西矿产之繁富，满洲畜产麻豆之产出，既足以雄视世界。而云南之五金，广东之谷类，四川之药物，山东之黍麦，亦复取之无穷，用之不竭”，可谓资源丰富，但国人“笃常守旧，好古不变，目力所届，无逾咫尺”，“凡商业社会之恶德，足以窒绝生机而阻滞精进者”，通过分析进出口贸易总额，“深慨于中国之可与有为”，若国人能“致全力于适当之地，其发展犹不止此也”，“当以急进之方，行奖励殖产保护商业之制”，并对中国发展实业作了展望：“假之数年，俾得敷设铁道，经营航路，交通既构，虽有倍其富于今日可也。”

　　《国家之用人谈》直指国家用人统系（体系），指出“汲引亲故，偏袒属僚，为人设官，为官改制”等“政界之淆杂”，“弊且至于纷更”，“误以攀附为统系”，“危莫危于此矣”，呼吁“方今我国政局更新，倘能师法先进国，立正大光明之（用人）统系，为简贤任能之标准，则执政前途庶有望乎”。

为什么取名“彗星”？

　　笔者有个大胆的猜测，报纸取名“彗星”，极可能跟1910年哈雷彗星回归有关。哈雷彗星1910年回归时，由于天文学家计算出彗尾要“扫过地球”，预言地球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引起全球“世界末日”恐慌。彗星回归同时引发我国报界“彗星科普热”，笔者查阅上海图书馆1910-1912年报刊上关于彗星的文献，共有256篇，其中1910年达207篇，诸如《彗星无关吉凶说》《劝勿迷信彗星为灾异说》，更有介绍彗星知识的文章，如《记好里彗星之历史》《研究哈里彗星之新语》，以及彗星观察的文章，如《观测哈雷彗星》《大连测观彗星近状》，并有人对彗星进行研究，提出《哈雷彗星不能与地球冲突说》《彗星撞地球不足惧说》等观点，此外当年还出版了小学理科教材《彗星》。1911年又有新彗星出现，引发一波余热。到了1912年，还有人借彗星说事，《中华民国全体公民上彗星书》说，全国公民恳请彗星“大驾贲临，与吾地球公相撞于空中，拯吾民出灭亡之苦，而登粉碎之地”，这固然是愤激之语，也是借助彗星这个热点抨击时事，表达对时政的不满。

　　正因为彗星从1910年就成为全民议论的“热点”，彗星本身又独立特行，与众星不同，加上彗星知识普及后，“吉凶”之说破除而科学之道确立，所以报名取为“彗星”，可能就是综合了上述的考虑。也正因为如此，《彗星报》第一次刊登广告时，标题就用“彗星出现”，希望《彗星报》创办后，石破天惊，万众瞩目，正本清源，确立真理，跟天上彗星出现的情形相同。

　　“彗星出现”广告，还向世人陈述了办报的背景，宣告了办报的宗旨、原则和态度。《彗星报》办报时的背景，可谓世象纷乱，“若乃鹜党争之纷岐，恣诡辨之踳驳，祻及清流，国成孤注，徒张利口，匪顾丧心”，“掊专制并訿礼教为桎梏，侈共和则并伦常而冲决，含蕴千禩，毁裂一朝，都兹诐辞，渐蓄淫风”。其办报宗旨，则是“挽回颓波，董正巵言”，办报原则是“居朦诵之任，庸讬南氏之笔”，仗笔直言，真实报道，不屈强权，明辨是非，“定是非于真诠，不挠抑于强御”，值得我们细细品味。而其“妙哲不兴，群黔何恃”“惟此区区，必允践焉”的决心，也足以令我辈惊叹折服！

什么时候停办？

　　《马叙伦》《马叙伦年谱》载：“本年（1914年），《彗星报》迁址，改为胡醒囚负责，次年停刊。”《杭州报刊史概述》《杭州新闻史》《杭州新闻百年史纲》载，“1914年，报社迁焦旗杆，1915年停刊”。《浙江新闻史》载，“年余即停”，未指明具体时间。《生逢其时那些年》说，“民国三年（1914）底，《彗星报》停刊后，心猷（即胡醒囚）回到兰溪厚仁老家。”

　　笔者检索到一条“现场文献”线索，浙江省教育会举办的《教育周报》，在浙江当时也是一份极有影响力的行业报纸。其1914年第32期（1914年2月15日）的分发行处，有“杭州商务书馆、中华书局、彗星报馆、之江报馆”（见图4），彗星报馆成为《教育周报》的发行处之一，而且位列“之江报馆”之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15年8月22日，在《教育周报》第95期上，还见发行处为“杭州商务书馆、中华书局、彗星报馆、各县教育会”。可见，直到1915年8月，彗星报馆还是存在的。

　　项士元《浙江新闻史》载：“《彗星报》印刷局名华孚，后改名云云，该报停刊后，印书局亦停，印机鬻于武林印书局，即《寅报》及《嘉言报》之印刷部也。民国十二年毁于火，烬余各件，分别转鬻于程季英、叶伯周。”是否可以这样推测：该报停刊后，印书局也立即停办，那么彗星报馆同时停办的可能性也非常大。倒回来，结合《教育周报》在彗星报馆设发行分处一直延续到1915年8月，那么，我们推测，《彗星报》不一定停办于1914年，而极可能是1915年的8月或稍早一些。

　　《彗星报》停办的原因，《马叙伦》《马叙伦年谱》《浙江新闻史》《杭州报刊史概述》《杭州新闻史》《杭州新闻百年史纲》均未述及。《生逢其时那些年》则有详细的描述：

　　1914年秋天，管理民政的浙江巡按使衙门向商绅筹款到邻省采购大米，十多万石粮食运往金华灾区平粜，但当地官商勾结，粮价仍节节攀高，有平民饿死在街头的。有人撰稿寄到《彗星报》，报纸全文照刊，还加上几句评语，抨击民国政府未为民做主。报纸登出当天，巡按使衙门派人到报馆要查撰稿人，被拒绝。当时的负责人胡心猷被传进省署，训斥后处以8千大洋罚款。报社交不出大洋，只得关闭。最后一期《彗星报》上，胡心猷在向读者写“告别语”时，署名用了他为自己起的第一个别号“醒囚”。1914年底，《彗星报》停刊。

　　《彗星报》是否确因此事被迫停刊，尚待更丰富的文献考证。不过，《彗星报》言论开放，胆敢报道官府“忌讳”的新闻，也的确是存在的。1914年5月19日《时事新报》、5月21日《神州日报》分别以“审讯《彗星报》总理详志”（见图5）“《彗星报》之讼案”（见图6）的标题，介绍《彗星报》因报道浙江银行管理人员舞弊被告上法庭，接受审理的事件。1914年9月12日，《时报》载（见图7）：“《全浙公报》《彗星报》因事奉警厅署谕，今日停版一天。（杭州十一日申刻专电）。”次日，《时报》又载（见图8）：“《全浙公报》《彗星报》因登载缙云匪乱公电失实，致被警厅干涉，仅停版八小时，于真日（十一）下午四时照常出版。电已更正。（杭州十二日申刻专电）”警察厅以“失实”为由，对报纸横加干涉，勒令停报，这样的事情在当年恐怕时有发生。可见，《彗星报》因激烈抨击政府未为民做主而被衙门处以重罚，也是极有可能的。

　　（作者系民进浙江省会史研究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