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姓朱，字问奇，笔名朱凤起、吴敬铭，因随母亲的姓而改姓“吴”。浙江海宁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文史学家，复旦中文系“十老”之一。民进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选举选票所载的44人之一。

　　1916年毕业于浙江师范讲习所，1917年金陵大学肄业。早年承家学，研习音韵训诂，协助其父朱起凤编撰《辞通》。五四运动后，提倡新文学，参加文学研究会，致力于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在辞书编纂、文学评论和汉语史方面享有声誉。1924年在杭州任职于一家保险公司并兼任浙江书局编辑入党，先后主持浙江地区共青团经济口和宣传口工作。1926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国文函授编辑兼教员,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党小组组长，秘密做党的工作。1926年经沈雁冰介绍赴恽代英主持的武汉军政学校任政治教官，与郭绍虞、傅东华、宋云彬、陶希圣、孙伏园等十人组成“上游社”，创办武汉《中央日报》的文艺副刊《上游》周刊，鼓舞革命青年的斗志。大革命失败后回上海，任商务印书馆馆外编辑，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2年夏赴北平,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任教，1935年任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参加左联活动，赞赞出版《海上述林》，为鲁迅全集出版委员会标校《嵇康集》《会稽郡故书杂集》。1941年坚拒日伪所办大学邀请，改名换姓在上海开设云裳旧书店维持生计，为此马叙伦书条幅赠与：“细雨蒙蒙欲染巾，独行不是为寻春。陌头门闭花千树，撩出杨丝绾甚人。”抗战胜利后，吴文祺出任《前线日报》副刊及《时事新报·学灯》的主编，发表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杂文。又在暨南大学继任中文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吴文祺被任命为暨南大学校务常务委员兼任文学院院长。1951年，吴文祺调至复旦大学，此后40余年，一直在复旦任教，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兼语言研究室主任等职务。从1979年开始，吴文祺在助手配合下，耗费六年时间，从父亲留下的卡片札记中整理出70万字，编成《辞通续编》，于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从1979年开始，吴文祺在助手配合下，耗费六年时间，从父亲留下的卡片札记中整理出70万字，编成《辞通续编》，于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还担任《辞海》编委会副总主编和语言文字分科主编，亲自审改《辞海·语言学》分册。此外，吴文祺还担任《汉语大词典》第一副主编，主编中华文史论丛《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上、下两册等。

　　1991年去世。在此前一年，将一生省吃俭用积攒的2万元存款悉数交给复旦大学作为奖学金使用。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上海语文学会副会长、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和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顾问、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和上海市委副主任、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上海市第一至第五届政协常委和第六届政协副主席等。（参见任思蕴：吴文祺：播下“语言研究必须中国化”的种子，文汇报2021年8月25日第一版）

　　32 贾祖璋（1901-1988）

　　1901年生，浙江海宁人。著名科普作家与编辑家。曾任民进中央委员、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民进福建省筹委会主任、民进福建省委会主委。曾任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兼编辑室主任、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福建省科协顾问、福建省出版工作者协会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第一届副理事长、福建省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等职。1988年7月逝世。

　　8岁入私塾，13岁毕业于袁化镇高等小学，15岁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20岁毕业后在家乡任小学教员。1924年春，在上海入商务印书馆，任生物标本模型检定员，自1929年起在编译所当编辑。1932年夏，入开明书店当编辑。1937年后，先后在桂林、温州等地任教。1945年夏，去福建崇安开明书店办事处主持编辑工作。不久，回上海开明书店继续任职。自1952年起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1958年，调科学普及出版社，任副总编。“文化大革命”中，被迫退休，并移居福建。1978年后，任福建科技出版社顾问、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顾问、福建省出版工作者协会顾问。当选全国科普创作协会副理事长、福建省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并担任中国民主促进会福建省委员会主任委员、福建省政协委员、常委等职。

　　在半个多世纪编辑生涯中，编著多种中小学动植物、生物、自然课本。编辑过《开明青年丛书》《少年丛书》等，并主编《进步青年》期刊。60年代参与编辑大型的《知识丛书》，科技部分原计划出版300余种，至1966年出版80余种，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在业余时间，写下了百万字的科普作品，著有《鸟与文学》《生物素描》《碧血丹心》《花与文学》等20多部科普作品及大型工具书《中国植物图鉴》。1988年7月4日在福州逝世。有《贾祖璋科普文集》3卷本。

　　江苏扬州人。原名席祚、景素。民进中央学习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委委员。

　　出生于中学教师家庭，1918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商务印书馆为补习生。曾任商务印书帽曲江（今报关）和福州分馆经理、营业部副主任、出版部主任，生产部代主任、总馆协理。1949年冬，代表商务参加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组织的华北东北参观团，1950年随商务代表团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出版会议，会后，商务与三联、中华、开明、联营四个单位，联合组织成立了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任管理委员会委员。此间，陪同经理谢仁冰（此时，商务已不设总经理）为商务公私合营奔走京沪，在此期间，经他介绍加入了民进。1952年谢仁冰逝世后，商务董事经出版领导机关同意再三邀请他继任，馆工会党员负责人和民进上海市委也劝他接受这项任务，但他的妻子极力反对他去当资方代理人。他不忍在工作了30多年的商务新旧转型期间急需领头羊的时候断然拒绝，因此，在两种相反的意见抉择中做了退让，不但让正职只接受协理一职，正是这个资方代理人的头衔，给他日后带来了许多麻烦。1954年，商务公私合营改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他出任出版部主任，卸去商务资方代理人协理职务，仍为工会会员。1956年，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建制，他被任命为高教出版社第四编辑室主任。1957年，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在座谈会上，他希望出版业能发扬商务当年勤奋求实，服务周到的好传统，不幸在反右运动中被错误批判，打为右派，撤掉职务，但他对组织稿件策划出书等工作仍不遗余力。1953年新华字典第一版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56年修订完毕。经他斡旋后，《新华字典》从1957年上半年在商务出第二版之后一直在商务出版，成为了商务印书馆的看家书之一。

　　1959年摘帽。1960年担任商务管委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中被扫地出门，赶回老家，生活困难。因为儿子在社科院宗教所工作，受任继愈照顾，1972年后，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编《宗教壽典》《道藏提要》的编写工作。拨乱反正正后回到商务。2000年11月1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为这位不平凡的事迹出版人举行的隆重的祝寿会，称赞他是现代中国出版事业曲折发展的历史的见证人。2002年7月30日去世。编有《中国宣传文选》.《国耻挂图》《李后主词》等图书。（参见：汪守本、刘玲：101岁的世纪出版老人戴孝侯，《民主》2001年第11期，陈锋：缅怀世纪老人戴孝侯，出版史料2002年第3期）

　　浙江嘉兴人。现代科普作家、出版家、文学翻译家。曾任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第一届副理事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1950年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央常务委员，民进北京市主任委员。

　　18岁在浙江省立第二中学毕业后，在嘉善俞汇镇任小学教员。1923年春至上海，考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编辑。先在理化部，后在《少年杂志》任编辑，兼《学生杂志》的编辑。业余开始创作科学小品和从事科普作品的翻译工作。1928年进开明书店任编校部主任，主管少年儿童读物和自然科学读物的编辑工作，编过《中学生》和《新少年》。1932年编辑《我的画报》，出12期。抗战初期，和索非编辑《科学趣味》半月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主管自然科学读物的编辑出版工作。平日勤奋好学，博学多能，自然科学根底深，有良好的文学修养。他的成就是从实干中得来的。1950年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当选民进中央常务委员，民进北京市主任委员。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北京市历届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第五届副主席。1979年被选为全国科普创作协会副理事长。1980年12月26日在北京逝世。著译有《宝岛》等儿童文学读物5种，《科学趣味》等科学小品14种。近年辑有《顾均正科普创作选集》。

　　上海浦东人。印刷专家，曾主持故宫印刷所。民进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选举选票所载的44人之一。

　　毕业于浦东中学，留学欧洲，学习电影、摄像、铜版印刷技术。故宫博物院在民国十八年（1929）春季邀请杨心德来院从事摄影等技术工作。1932年任故宫印刷所厂长（技师）。1936年回上海。在《傅雷自述》中写道：“抗战中认识留德摄影印刷专家,前故宫印刷所创办人杨心德，以其为印刷专家，很早即介绍与徐伯昕。”解放后，傅雷曾向政协推荐安排他做印刷制版的研究工作。1956年底,杨心德为上海印刷学校从事设计摄影印刷的实验及教学工作。20世纪60年代回到了故宫博物院工作。（参见徐建成：民进的“特殊专家”杨心德）

　　字青士。浙江杭州人。教育家。民进中央委员。

　　1915年入清华学校。1923年留学美国，入俄亥俄州立大学教育系。192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8年获心理学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圣约翰大学教授、大夏大学教授兼教育学院院长、光华大学教务长、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理事，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与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共同创办、主编《小学教育》。

　　1948年赴美考察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教育部视导司副司长、高等师范教育司副司长、高等教育第二司副司长、人民教育杂志社副总编辑。曾任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理事、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20世纪50年代主持和参加心理学、教育学等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主要著作有《职业教育之理论与实际》（1933年）、《教育心理学》（1938年）、《教育研究讲话》（1944年）、《教育测验讲话》（1944年）、《教育测验》（1944年）、《新教育测验与统计》（1947年）。

　　桐乡洲泉人，是在世界书局（近现代中国出版界三大巨头之一）工作时间最长的资深管理人员。

　　早年在杭州中华书局做练习生，1921年，世界书局成立，朱联保即进入该局工作，直至1950年停业，其后又负责世界书局的清理善后事宜，至1957年完全离岗，时间长达36年之久，先后在世界书局批发部、分局科、总务处、出版部等部门任职。其晚年编著的《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曾于1993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关于近现代中国出版业的历史资料。

　　日前，由桐乡市档案局（馆）组织编写的《联保文忆》一书顺利出版，该书是桐乡“乡贤文丛”系列中的第五部编研作品。本次市档案局（馆）从朱联保生前作品中选择了有关世界书局历史、有关其家族的史料和怀念家乡的文章及诗歌，结集《联保文忆》出版，既是为了表示对他的怀念和敬意，也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历史资料。通过该书，读者可再次领略桐乡地方乡贤人物的嘉言懿行，进而汲取乡贤文化的力量。

　　山西离石人。著名教育家、教材编辑出版家和青少年通俗读物作家。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教材编审科科长，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教厅厅长，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甘肃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兰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甘肃省教育学会会长、甘肃省社科联副主席等职。1982年加入民进。

　　我国教材编写出版事业的开拓者。从延安时期起，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辛安亭直接从事中小学教材编写出版工作长达22年，在延安和人教社各11年。辛安亭编写审定了大量的中小学教材。1938年3月，辛安亭毅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了革命。他先在陕北公学学习了一段时间，7月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教材编审科工作。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教材编审科科长，在教育厅厅长周扬领导下，一直负责中小学课本、社会教育教材和青少年通俗读物的编写、审查、规划和组织领导工作。因工作成绩优异，1944年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时，辛安亭被评选为教育模范工作者，受到表彰。从1938年到1949年长达11年的陕甘宁边区教材建设工作中，他不仅审阅了大量教材，组织编写、编辑和出版了大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基础教育教材，还亲手编写了语文、历史、地理、自然、卫生等小学课本、民众识字课本、干部识字课本及《新三字经》《日用杂字》等教材和通俗读物40余本，许多边区群众都读过辛安亭编写的教材和读物。这些出版物贴近革命根据地人民的生活，用词考究，深入浅出，取得了巨大成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在陕甘宁边区通用，有的还在华北、华中等革命根据地大量翻印、广泛流传，对革命根据地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起了很大作用。他对红色教材编写出版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受到了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好评，以至于当时陕甘宁边区流传着“边区的林主席，编书的辛安亭”的说法，将他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相提并论。

　　1940年，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出版了辛安亭的第一本教材《边区民众课本》。1942年，华北书店出版了他的《中国历史讲话》（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讲话》，1981年和1995年，分别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1995年被选入希望书库；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曾对本书给予高度评价）和《农村应用文》两本教材。1943年是他编写出版教材的高峰年，该年华北书店出版了他编写的初小国语、算术课本（一至六册），高小国语、地理、历史、自然课本（一至四册）及《民众课本》（一至二册）。嗣后的1944年至1949年，辛安亭编写的《高小卫生课本》《绘图日用杂字》《冬学文化课本》《儿童谜语》《识字课本》《新三字经》《初小国语补充教材》《干部识字课本》等一系列教材陆续面世。

　　1949年6月至8月，辛安亭随军到西安、兰州，作为军管代表，负责接管了一系列高校。新中国成立伊始，为加快新教材编辑出版工作进程，推动教育事业发展，中央决定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由叶圣陶任社长、总编辑。1950年12月1日，人教社正式成立。1951年8月，辛安亭调离甘肃，赴京就任人教社副社长、副总编辑（主持工作），负责人教社日常事务。1954年，在叶圣陶领导下，辛安亭主持代教育部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他和叶圣陶一起搭建起了新中国第一套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班子，并依《大纲》组织编纂了新课本。在叶圣陶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辛安亭创办了内刊《编辑工作》。从1951年到1961年，在人教社工作的11年里，辛安亭协助叶圣陶领导全国中小学统编教材的编写和编辑出版工作，除了领导编写、审定、编辑出版中小学通用课本的工作外，还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是新中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出版和教材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领导者和亲历者。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辛安亭编写的《新三字经》《日用杂字》《农村干部文化课本》《农村日用杂字》《工作方法四字经》《历史歌》等多部教材和读物，继续发光发热，流传甚广，多次再版，产生了持久的影响。1961年，辛安亭调离北京，返回兰州，创办甘肃教育学院（今兰州文理学院前身之一），辛安亭虽然担负着繁重的行政管理工作，但工作之余仍然钟情于青少年读物的创作。1964年，辛安亭编写的《历史歌》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辛安亭继续编写各类教材和读物，如《新编儿童谜语》《中国历史人物》《文言文读本》《古诗文背诵手册》《外国历史人物》《中国著名现代人物选》等。在编写教材和领导教学的实践中，他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总结教材编写经验与心得体会，研究教育理论，力求有所创新，出版了《论语文教学及其他》《教材编写琐忆》《辛安亭论教育》等多部教育著作，为新中国的教材研究和教育理论建设工作提供了重要参照。

　　辛安亭故居于2006年10月被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吕梁市离石区文物保护单位。

　　浙江桐乡乌镇人。原名令俊，字若君，笔名东方曦等。1924年起发表作品，始用“另境”笔名。1904年7月13日生于浙江桐乡乌镇。作家、出版家、文史学家，为新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年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杭州武装暴动失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一生经历坎坷，四次身陷囹圄，曾得鲁迅营救。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任民进上海市委委员。

　　在嘉兴二中读书时，受姐夫茅盾和其弟沈泽民影响，孔另境加入了进步组织“新桐乡青年社”，王会悟的辈分是茅盾的表姑妈，但实际年龄比茅盾小3岁，其与李达的婚姻是茅盾做的媒。茅盾之子韦韬在《我的父亲茅盾》一书中记述：“……党的一大召开时，临时把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就是王会悟出的主意；而在嘉兴租借南湖的游船，则是父亲的内弟孔另境（当时他正在嘉兴中学念书）出力联系的。”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入上海大学中文系。1927年参加北伐战争。任武汉前敌总指挥部宣传科科长。大革命失败后，在杭州任县党部秘书，因参加武装暴动脱离与中共的联系。赴天津省女子师范教书。1932年，被人诬告而被捕，半年后出狱到上海，任中学教员，从事散文、小说创作。1936年，在华华中学任教导主任。1938年协助姐夫沈雁冰编辑《中国的一日》。同年，茅盾在香港为生活书店主编的《文艺阵地》改在上海排版，请他在上海校印，自第2卷8期起由适夷接编，仍请他负责校印，直到1939年适夷来上海编印为止。1939年，参加创办《鲁迅风》，任经理。与王任叔、郑振铎为世界书局主编《大时代文艺丛书》，共11册。1940年1月-1941年12月，创办华光戏剧专科学校，任校长。组织5次话剧公演。1943年后为世界书局主编《剧本丛刊》5辑，共50册。因此被日本宪兵队逮捕，40天后被释放。抗战胜利后，在山东齐鲁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春明书店总编辑。1957年3月，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全国宣传会议。1958年后，先后任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编审等职。1972年9月18日在上海逝世。著有《斧声集》《秋窗集》《庸园集》等散文集、《李太白》剧作，编有《中国小说史料》《现代作家书简》等。故乡乌镇建有孔另境纪念馆。

　　湖南岳阳人，著名学者、作家、翻译家。民进成立大会签到单签到26人之一，后参加农工党。

　　1922年，刘大杰考入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报考数学系，结果被分配在中文系，师从郁达夫，在他的帮助下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科文学部，专攻欧洲文学。1930年毕业归国后初任上海大东书局编辑，和孟寿椿等人主编《现代学生》杂志，负责外国文学和翻译作品的审稿。该刊主要撰稿人有蔡元培、胡适、沈从文、徐志摩、石民、李平心等。此后辗转于复旦大学、安徽大学、暨南大学等校任教，并与鲁迅、林语堂等文艺学术界人士有比较广泛的联系。1935年7月，受聘担任四川大学教授和中文系主任。1937年夏，刘回上海探，时逢抗战爆发，交通断绝，闭门著述，并曾在之江大学上海分校、圣约翰大学兼课。抗战胜利后，任上海临时大学文法科主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和中文系主任。在校参加过进步学生组织的民主演讲运动，保护过一些爱国青年。新中国成立后，刘大杰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副主任。并任《收获》《文学评论》《上海文学》等杂志编委。他一生致力于文学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著作颇丰。参加过全国高等学校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制订，《辞海》《中国历代文论选》的编写工作，主编过《中国文学批评史》。1965年5月20日，刘大杰在上海复旦大学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和鼓励。所著《中国文学发展史》，具有独特的见解，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