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名孝嵩、郑岱。福建闽侯人。中共党员，民进成员。1929年肄业于北京大学。1937年后历任外国文学翻译、教师、编辑，三联书店及人民文学出版社主任、副总编辑、学术顾问，编审。北京图书馆图书资料采选委员会主任，研究员。全国第五、六届政协委员、学习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学习委员会主任。1925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著小说集《谜样的性情及其他》《够了及其他》《绿的猫儿》，编辑中国第一部《资本论》全译本及《鲁迅书简》等。

　　附：一位出版家的足迹——怀念郑效洵同志，民暄，2000年《民主》第二期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出版家、外国文学编译家,中国民主促进会原中央常委,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学术顾问,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郑效洵同志于1999年11月30日与世长辞。民进和出版界的同志都以沉痛的心情怀念这位老人。郑老一生读书、教书、译书、编书、出书、选书、购书、管书,在与书相关的各个领域都做出过突出的贡献,被人们誉为“与书共生的人”。

　　郑效洵生于1907年,18岁进北京大学读书,即参加五四文学团体“狂飙社”出版部的工作,这是郑先生从事出版工作之始。从此他也开始从事西方心理学论文和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1930年,他在吉林省立五中任教时,因坚持向青年学生传播进步爱国思想,被东北军阀反动当局逮捕并判以徒刑。出狱后,他仍然坚持投身进步文化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效洵到了上海,在两所中学里任课。当时的上海,在国民党军队撤退后处于“三不管”状态,即所谓“孤岛”时期,纸张价、印刷费比较便宜。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出版了大量的革命理论书籍,编辑出版中国第一部全译本《资本论》(郭大力、王亚南合译)即其一。此之前,《资本论》在中国只出过一本第一卷的第一分册,份量只有全书的十分之一,而且还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出版《资本论》的任务由读书生活出版社上海分店承担。上海分社只有极少的几个人,经理兼总编辑郑易里忙不过来,就约请郑效洵一道儿来做编辑工作。这样,从1938年3月起,郑效洵就以教书做掩护,参加了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工作。除了《资本论》全译本外,他们还编印出版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实践与理论》《新哲学大纲》,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博古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吴黎平的《论民主革命》等一批革命书籍,这些出版物再辗转运往解放区,运往全国各地。

　　抗战胜利后,地下党在上海开办的民声书店,指定郑效洵负责编辑出版工作。时近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日,郑先生创议编印《鲁迅书简》一书,得到许广平先生的赞同和地下党的批准。当时许广平先生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已收集到鲁迅先生的书信800多封。但由于白色恐怖,书简没人敢出版。许先生怕丢失原件,把所有的书信都抄录了几份备存,并将原件花很高的租金保存在中国银行的保险柜中。鉴于环境险恶,出版《鲁迅书简》只能秘密操作,所以这项工作就由郑先生一个人来做。他用抄件付排,点校时才取出原件校对。郑先生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完成了这部书的出版工作。许广平先生十分感动,她在《<鲁迅书简〉编后记》中说:“我还得向郑效洵先生致谢,因为书简的得与读者相见,全部的校正付排,经过他两个多月日夜不息的辛勤工作玉成的。”

　　1948年读书、生活、新知三家书店联合成立三联书店。郑先生作为三联书店的一员,积极为迎接全国解放作准备。解放初,三联书店出版的大批书籍都是他们在这个时期编辑的。1950年他随三联书店迁京,任编审部副主任。1951年夏,他同冯雪峰一起创办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任总编室主任兼欧美出版室主任,1956年任副总编,主管外国文学的出版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前17年出版的1000多种外国文学书籍,大部分都经过他的终审。

　　十年动乱之后,他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调到北京图书馆当顾问。十年动乱中,北京图书馆基本上没买书,国外和港台地区这十来年中出版的书籍和期刊,北图基本上都缺。这对一个国家图书馆来说,实在是一个莫大的损失,而且对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影响将会是十分深远的。文革后北图购书的外汇受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控制,北图想要的书刊买不全、买不到。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郑效洵先后联络73位学术界知名人士提出提案呼吁允许北图自备外汇购书。这个提案落实后,郑效洵先生亲自带人赴香港购书,使缺期的刊物和缺卷的图书得以补足,并选购了大量国外和港台地区出版的图书,使缺憾得到了尽量的弥补。

　　郑效洵先生在临终前留下遗嘱:将他一生积下的数万册图书捐赠给公共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

　　郑先生走了,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是后人享用不尽的。

　　1907年生，温州洞头人。教育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加入民进，历任民进第二、三届理事会候补理事，民进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民进北京市分会常务理事、民进北京市委会专职副主委。主要从事民主促进会的工作，为执行党的统一战线以及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79年3月因病逝世，享年72岁。

　　余之介出身贫困，刻苦自学，后免费入小学做插班生。16岁时考入官费的浙江第十师范学校(今温州中学)。求学期间，余之介阅读革命书籍、进步报刊，深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参加了温州学生界救国会，追随温州学生运动领导人蔡雄等人，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其间还曾奉命返乡开展渔民运动，包围警署，驱逐污吏，民选开明士绅担任乡长。“四一二”事变后，他遭到反动当局通缉，流徙外乡，在嘉善、上海等地从事教师、编辑工作，虽然常常失业，衣食难以为继，仍坚持继续从事民主进步的斗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余之介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了“上海教育界人民救国会”“生活教育社”等进步社会团体，担任组织宣传工作，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上海沦陷后，在原来的救国会组织被迫解散的恶劣境况下，他仍在自己任教的上海工部局小学发动爱国教职员工，组成“上海市小学界同人进修会”，继续开展斗争。1942年之后，他奉组织之命，与一批战友撤退到桂林、重庆等地，投入党领导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斗争中，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宣传抗日、民主，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返回上海。1945年12月30日民进成立后，1946年，由于余之介长期工作在教育、文化战线，与民主促进会的领导和著名人士多有接触，建立了信任和友谊，所以奉组织之命，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任候补理事。作为马叙伦的得力助手，余之介按照上海地下党的布置，团结会内人士，利用各种方式，展开反独裁、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在民进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举行反内战群众示威大游行等重大斗争中，他都发挥了作用。1946年5月至1947年初，余之介在任上海培成女中教务长、光华大学附中舍务主任期间，兼编辑《文汇报》的教育副刊《教育阵地》。在短短9个月中，《教育阵地》出刊39期，他亲自操刀及以多个笔名撰写的战斗杂文多达30篇，几乎每期一篇。1947年2月9日“二九劝工大楼血案”中，受命和另一同志护送郭沫若、邓初民从大楼后门撤离。

　　余之介与郭沫若等许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在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7年4月余之介结婚时，郭沫若和黄炎培、沈钧儒、叶圣陶等专程赴贺。郭沫若以新人夫妇“均从事教育，志同道合，结为佳偶”有感，特书《桃李花秾》以祝：“君植李，我植桃，桃李花秾春正好。坐春风，席春草，不愿门墙高，只愿蹊径少，春申江上乐淘淘。”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教育部中等教育司编审组长、中央教育部部长秘书、综合大学司教学组长、专员，业余教育处副处长、中央教育部研究室研究员等。兼任《人民教育》月刊编辑。1958年后，他又兼任民进北京市委副主委，两年后转为驻会专职副主委。文革期间受到冲击，依然严守党的纪律，没有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直至去世。1980年3月，在余之介逝世一周年之际，党组织公开了他的中共党员身份。

　　乳名翰如，笔名孟如、仰山。浙江桐乡人。1907年4月1日生。浙江嘉兴桐乡人。著名新闻记者、报刊主编，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社会活动家，中共国际传播的领导人之一。民进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选举选票所载44人之一。

　　求学于浙江之江大学。1927年毕业后到上海，考进上海一书店任编辑，不久离职。1928年春，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妇女杂志》助理编辑、编辑。1932年后，商务印书馆停业，在上海苏联塔斯社工作。1933年应叶圣陶之聘，帮他编辑《中学生》，新辟了“国际政治讲话”专栏，业余时间仍负责编辑商务印书馆复刊的《东方杂志》的“妇女与家庭”栏，直到1934年7月。1934年9月，《世界知识》创刊后，他是特约撰稿人。1935年底，离开开明书店到生活书店任编辑部主任。创刊并主编《永生》，1936年7月被查封。后随韬奋到香港创办《生活日报》，主编国际版，两个月后随该报回上海，后任《世界知识》杂志主编至1947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金仲华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为国内外报刊撰文呼吁海外华侨和国际组织支持中国抗战。在上海、武汉等地参加编辑《抗战三日刊》与《全民抗战三日刊》，介绍战局进展，以通报抗战消息，并附有金仲华妹妹金端苓手绘的战局地图，很受好评。1938年8月到达香港，参与筹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和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时宋庆龄在香港创办保卫中国同盟，金仲华任执行委员，是她的重要助手，深受信任。1938年秋，他由廖承志推荐进入星岛日报馆任总编辑，使该报面目一新。1939年春，青记分会创办中国新闻学院，金仲华兼任副院长，主持院务。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后到桂林任开明书店特约编辑。1943年，金仲华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944年，到重庆，任美国新闻处任译报部主任，常选译《新华日报》言论、消息，翻译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

　　1945年，日本战败后金仲华随美国新闻处迁往上海，同年12月，在上海复刊《世界知识》杂志，参加创办《联合日报》《联合晚报》。1948年，辞去美国新闻处工作。同年7月，前往香港，接受中共委托，主编新华社香港分社对外英文期刊《东方通讯》。1949年3月，离开香港返回内地。解放后先后任《新闻日报》《文汇报》社长，上海市副市长、政协副主席等职务。1952年，中国新闻社成立，金仲华为首任社长。同年，周恩来、宋庆龄、潘汉年一致推荐他为《中国建设》（现更名《今日中国》）英文杂志编委会的主席。曾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人委文教办公室主任、市体委主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等职。1968年4月3日含冤逝世。“文化大革命”后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抗故乡桐乡有他的纪念馆。

　　又名少歧，福建省福清人，印尼华侨，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

　　193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实验中学，1933年，去日本留学，1936年,毕业于明治大学。留日期间，参加了林焕平等组织的“左联”东京支部所属的文艺团体。1935年，与张香山等编辑出版了文艺杂志《东流》又自费出版了自著小说集《炼》。“七·七”事变前回到上海。1938年2月,到了延安，由于健康条件的限制，去不了前线。欧阳凡海、艾思奇劝他不如去汉口，转赴南洋募集资金，搞革命出版工作，他欣然同意。经艾思奇、成仿吾的介绍，到了汉口，认识了新知书店负责人徐雪寒和华应中，在他们养助下开始了他的办出版社的理想事业。出版社取名“海燕”，出自高尔基的《海燕之歌》。

　　在汉口短短几个月，“海燕”出版了4本文学书籍和章泯\葛一虹主编的《新演剧》杂志3期。1940年，到了“孤岛”上海，在王任叔帮助下，出版了程造之的描写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长篇小说《地下》和王任叔的《前夜》等3本创作和文集。到1941年，敌人进占上海租界为止，在“孤岛”出版了27种文艺新书，5种《译文丛刊》和3本重版书。抗战胜利后，《地下》《沃野》等书，均被国民党查禁。1948年之前，出版了郭沫若的《少年时代》等6种著作，以及高名凯译的巴尔札克《人间喜剧》中的《杜尔的教士》等书。

　　1951年，海燕书店与郭沫若主持的群益出版社、任宗德主持的大浮出版公司合并，组建公私合营的新文艺出版社，以后又陆续有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和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相继并入。在此基础上，1952年6月1日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成立。俞鸿模历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古典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文献资料编辑所编审等，主持出版《苏联文学史》《新儿女英雄传》等大量书籍资料。著有《海燕十三年》。

　　1955年6月，因“胡风事件”受牵连，一年后结案，被“教育释放”。“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迫害，于1968年3月17日不幸逝世。粉碎“四人帮”后，被彻底平反。（主要参考资料：中国现代编辑学辞典，孙树松林人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原名秦浩，笔名刘白凡等。上海嘉定人，著名作家、翻译家。民进成员。

　　1908年6月28日生。1927年7月毕业于上海商科大学经济系。1928年1月至1937年12月在京沪、杭甬铁路局工作。青年时期酷爱文学，从事文艺创作。1938年5月至1942年10月在《大美晚报》《大英夜报》任副刊编辑；兼任上海持志学院中文系、大夏大学文学院讲师。1943年1月至1944年10月任中国通商银行衡阳分行文书主任。1945年1月至1949年6月在资源委员会任职。1952年12月至1956年5月，任香港《文汇报》副刊部主任，并创办集文出版社，兼任总编辑。

　　1956年回上海，先后在上海文化出版社任第一编辑室主任、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1993年10月15日在上海逝世。著译有：《秋海棠》《劫收日记》《晚霞集》《瀛台泣血记》《御香缥缈录》等。

　　江苏丹阳人。1908年12月20日生。1922年丹阳务商学校毕业后，在上海永庆钱庄、晋成钱庄、正和银公司任练习生、会计和协理等职。1936年9月，参与《华美晚报》的经营管理。后兼任《华美周报》经理。抗战期间，资助《大美晚报》，宣传抗日。并长期掩护中共地下党员恽逸群利用他担任经理的大昌行进行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与柯灵、唐弢、郑振铎、李健吾、周煦良、施蛰存等人先后创办了进步刊物《周报》《文艺复兴》《活时代》三个期刊。其中《周报》是当时很有影响的政治性刊物。创建上海出版公司，任总经理、常委董事、董事长、编委主任等职。

　　在他任职期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一些重要书稿，如郑振铎主编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方志敏烈士《可爱的中国》手稿、《鲁迅日记》手稿，以及《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梦溪笔谈校证》等。他与郑振铎结识于1945年，协助他出版《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等巨编，二人为莫逆之交。解放战争时期，曾掩护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共产党员陈震中居住在他的寓所；上海学生联合会副主席申高山被捕后，经他多方营救后获释。

　　1951年参加民主促进会，先后任民进第四、第八、第九届上海市委委员，第十届民进上海市委顾问。1956年2月以后，先后任新文艺出版社总编室副主任、古典文学出版社经理部副主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组科员等职。1989年评为编审。1972年退休。退休后，仍关心出版工作，编成《郑振铎书柬》《郑振铎书信集》等书。最后卧病在床时，仍勉力修改其所撰写的《郑振铎书信集·序言》。1992年1月28日去世。（参见民进会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江苏宜兴人‚生活书店编辑，三联书店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任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司司长、办公厅副主任等职。中共党员，民进成员，曾任北京民进副主委。

　　1923年考入江苏无锡师范。30年代前期‚他在上海任斯盛中学教员，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上海沦陷后转移武汉‚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1月他到延安‚进陕北公学。1938年春‚由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组织‚程浩飞带领团员赴徐州前线。台儿庄战役后‚他参加徐州突围战。1939年到重庆‚由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参加生活书店工作‚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参加了由邹韬奋主编《全民抗战》周刊‚协助做编辑事务工作‚从编排、校对、印刷至起草韬奋给群众的信稿等。

　　1941年皖南事变后《全民抗战》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停刊。经周恩来同意‚韬奋撤往香港‚程浩飞也随之到港。这年5月由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杂志正式出版‚程浩飞任助编‚共出30期‚从未脱期。1941年冬‚日寇占领香港‚他随生活书店撤回内地‚担任桂林地区生活书店核心小组成员和光华行负责人‚负责指导桂林地区的生活书店工作。解放战争期间‚由于工作需要‚他担任了各种不同的教学工作。1945年秋在云南大学附属中学任女高4班的班导师兼语文教员，组织学生参加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1947年云大附中遭国民党当局解散‚该班同学多数参加了云南边境解放区的革命工作。1946年春‚他由党组织派去台湾‚在台湾北海山煤矿任职工国语训练班教员期间‚完成了组织上交给他了解台湾书业情况的任务‚把大陆进行的革命战争情况介绍给广大职工。1947年1月‚他在上海生活书店任书刊编校工作。1947年11月‚香港生活书店创办了持恒函授学校‚由孙起孟任校长‚他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任校务主任主持日常工作。他办事严谨‚一丝不苟‚有条不紊‚讲实际‚讲效率‚被学员誉为“是一个很好的教务长”。1948年冬‚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为三联书店‚程浩飞被推举为该店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参与三联书店的领导工作。1949年初‚他奉命到北平等候解放‚在北京新中国书局工作。北平刚解放即参加了中央宣传部的出版委员会工作‚担任该会举办的出版干部训练班教务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司司长、办公厅副主任等职。他重视人民来信来访，认为这是沟通人民和政府的桥梁，对重大信访工作‚他亲自审阅处理。遇有政策性强、情况复杂的上访事件，他均亲自到基层作调查研究，提出正确处理意见。根据他的建议，1963至1964年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为加强农村文化工作‚动员大批艺术家深入农村‚一面演出一面作调查研究‚协助组织农民俱乐部，深得农民欢迎。他在对外文化交流和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竭尽心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文革”中，他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70年代末出任北京市民主促进会常务副主任委员、顾问，被推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参见：程浩飞同志文化生涯，咏评，新文化史料，1999（04））

　　1953年11月27日,民进总部成立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委员会,由许广平任主任委员,周建人、林汉达、冯宾符、雷洁琼、葛志成、严景耀、吴研因、程浩飞任副主任委员。

　　浙江绍兴人。电影理论家、剧作家、评论家。抗战期间，曾先后主编《文汇报》副刊、《万象》杂志，抗战胜利后，主编《周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上海《文汇报》总编辑、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所长、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民进创始人之一，曾任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民进中央名誉副主席。

　　柯灵1931年来到上海，在电影界工作，曾主编《明星半月刊》。抗战时期，柯灵冒着生命危险在上海坚持战斗，团结了一大批爱国作家。他曾任《救亡日报》编委，主编《文汇报》副刊《世纪风》《民族呼声》等刊物，宣传抗战，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1939年5月文汇报被迫停刊后，他先后在《晨报》《大美晚报》《大美报》《正言报》等报刊兼职，当特约记者，编文艺副刊，突破日伪文化封锁，团结了一大批爱国进步作家。汪伪政权成立后，发布通缉令，所通缉的八十三人中，他便名列其中；许多上榜的报人纷纷遭到暗杀，柯灵顶替他们在他们牺牲后的岗位上继续工作。1943年6月，他接手主编《万象》杂志——上海沦陷时期地位最为显赫，在市民、知识分子中最具影响的文学期刊，继续投身抗战文艺运动。1944、1945年，柯灵两度被日寇逮捕入狱，受尽酷刑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经营救出狱后撤退到后方。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任文汇报主笔，主编《读者的话》，又兼编新民晚报副刊《十字街头》。柯灵与唐弢共同创办了《周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压制民主的真相。因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追捕，1947年，他躲往香港并参与创办香港《文汇报》，担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49年，回到上海，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汇报》副社长兼副总编、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所长、上海电影艺术研究所所长、《大众电影》主编、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上海影协常务副主席等职。

　　江苏苏州人。曾任开明书店编辑，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室主任。民进成员。

　　1931年,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3年,进开明书店,与同学周振甫帮宋云彬校对《辞通》。后来两人给《辞通》编索引,协助王伯祥编《二十五史补编》,与周振甫编了《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在此期间还编辑出版了一本小学语文课本的教学法，编写中学历史读物《王安石》。八一三战争爆发，开明书店损失达全部资产百分之八十以上，总店一方面遣散部分职工，留下少量编辑人员发一点生活费，一方面排除大部分同人转移内地寻找出路，卢芷芬先去老家安顿家属，返回上海后建议总店开通沿海道途径香港、海防转滇越铁路迂回沟通沪渝的图书纸型运输通道。总店采纳了他的意见并派他前往昆明落实。他和妻子王汉华（王伯祥先生之女，也是民进成员）以开明书店昆明分店为据点，千方百计接通关系，搞活了业务。在昆明坚持六年间，同昆明文化人士结下亲密友情，巴金来昆明寓居开明书店库房，在此期间两人饱日军轰炸之苦，战后巴金常常对人开玩笑说自己和卢芷芬都成了“身经百炸”之人。西南联大的一批教授，很多都是开明作者，如顾颉刚、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唐兰、沈从文、华罗庚、罗常培等人课余常来小坐，有时教授生活发生困难要变卖一些衣物，在书店门口摆地摊，开明同人便为他们搬出板凳吆喝。有次沈从文进城办事家在郊区回去没有路费，还是卢芷芬让妻子接济。当时西南联大编的《国文月刊》杂志在桂林开明书店总办事处出版，稿件往返事务由卢芷芬经手。著名教授陈望道称赞他是“书生兼事业家”。

　　抗战胜利后到重庆帮助叶圣陶全集和开明同人和家属返回上海。卢芷芬因抗战期间工作突出被升为总店襄理。1948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预见新中国成立在即，大胆建议运输图书纸型到北平。1949年1月随叶圣陶傅彬然乘船到香港又辗转到北平，叶傅参加政协会议，卢芷芬多次奔波于平津之间，执行他的新任务。不久北平解放，在北平印制开明课本，同时还印制了一批茅盾的《苏联见闻录》和胡绳的《二千年间》等书籍。后随叶圣陶等人辞去开明书店职务，出任华北联合出版社的副经理（即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前身），即便是已离开开明书店，但仍然心中牵挂着开明，帮当时开明书店的总经理范洗人在琉璃厂创设办事处，发展业务。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时，卢芷芬出任总编室主任，帮助社长组织各个编室工作，组稿、编审教材，联系造纸厂、印刷厂、装订等，可谓鞠躬尽瘁。一九五七年夫妇都被误划为右派。此时王伯祥先生的女儿、儿子、女婿中已有5人被打成右派，他们大多是民进会员。下放劳动中，因病得不到医治含冤去世。1979年，巴金写的《关于龙·虎·狗》一文在美国《侨报》刊出，文章出口转内销后在国内引起震动，才使卢芷芬的改正问题终得解决，其空骨灰盒放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参见卢元镇：卢芷芬之死：语文教材改革风波的余波，炎黄春秋2011年第五期）

　　原名孟可权，1910年4月生，常州北门人，中国著名新闻记者。民进中央委员。

　　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35年冬，孟秋江和范长江在西北地区采访，发表大量旅行通讯。1936年夏天，孟秋江整理了考察西北的全部旅行通讯，和范长江合作出版《中国的西北角》，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1936年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绥远战役爆发，曾以上海《新闻报》(中国)记者名义，奔赴绥远前线采访。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大公报》记者，参加南口、平型关、徐州、中条山等战役的报道，所写《南口迂回线上》《烽火潼关》《大战平型关》《晋东鏖战记》等许多战地通讯，提供了不少有关抗日将十浴血奋战的第一手材料，给读者以很大激励。孟秋江在《大战平型关》的通讯中提出的“记者的道德，即尊重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也就是根据事实说实话的一个原则”，1937年冬，孟秋江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访问毛泽东，把与毛泽东的谈话发了专电，向压内外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决心，对唤起民众的抗战热情和树立持久战的信心起了一分重要的作用。1937年11月8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记协前身)在上海成立，孟秋江参与创办。1938年，改任《新华日报》记者。同年10月，与范长江等在长沙发起成立国际新闻社，并负责该社桂林总社、香港分社的日常工作。

　　1939年5月，范长江离开桂林到重庆，孟秋江作为代社长主持桂林“国新社”的工作。1940年，孟秋江领导社员们宣传抗日、宣传团结、宣传民主。在抗日战争进入新的阶段时，及时把大批经过专门培养的优秀青年记者输送到前线去，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去开展新闻工作。

　　皖南事变后，孟秋江依靠中国共产党和李济深的帮助，一面坚持对外发稿，一面暗中分批把“国新社”社员和文化界、新闻界爱国人十安全送达重庆和香港，并帮助他们找到工作，做好身份掩护，自己最后一个离开桂林到达香港，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5月，孟秋江到上海，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回上海，任《文汇报》采访主任，深入工厂、学校，进行反内战反迫害的宣传。1946年初，任《文萃》总经理，和黎澍、王坪、黄立文、计惜英等五人组成理事会，《文萃》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形成了强有力的作者队伍，经常撰稿的人有郭沫若、茅盾、马叙伦、吴晗、田汉、宦乡、许广平、姚溱、胡绳、李南山等。47年7月，《文萃》被国民党捣毁，陈子涛、骆何民、吴承德被抓(后三人被杀害于南京，史称“文萃三烈士”)，孟秋江被通缉，流浪街头，9月，经上海地下党组织营救，与温崇实同船到达香港，继续负责“国新社”的工作。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周总理指示孟秋江和杨刚随部队进入天津，接管《大公报》，改组为《进步日报》，孟秋江任《进步日报》经理。历任《大公报》副社长、中国新闻社理事、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

　　1962年，孟秋江担任香港《文汇报》社社长，同时接过原来由廖承志领导的香港《循环日报》，在香港，孟秋江按党中央的指示，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开展国际新闻、统战工作，主动积极地团结香港各阶层的力量，争取各国和各地区认同和支持中国对香港的政策。

　　孟秋江不仅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民进”、“民盟”的筹备、创立和发展，对北平和平解放，对祖国的统一大业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67年3月16日，孟秋江在北京遭受“四人帮”迫害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