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1949年中共中央三份密电
最近，笔者读到中央文献研究室2008年公布的中共中央1949年有关落实双清别墅座谈会精神的三份密电。以下是笔者对这三份文献资料的解读。
一、从拟请一两位党外人士任上海市副市长到聘请一批党外人士任政府顾问
1949年5月27日，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经济和文化中心上海解放。6月1日，当人们还在为上海解放欣喜若狂之时，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中共华东局并转上海市委的巳东电：
上海解放后，原拟请一两位党外人士任副市长，曾以此意告陈叔通、马叙伦，并提出史良、盛丕华征询陈、马及其他人士意见。据反映，认为党外人士任副市长不必过早，对人选亦有斟酌。因此，乃改提聘请一批党外人士，如史良、黄炎培、章乃器、俞寰澄、盛丕华、包达三、陈叔通、王却尘（王绍鏊）、吴羹梅、胡子婴等任上海市政府顾问，连颜惠庆、江庸、章士钊、张元济等都可包括在内。在原则上，民主人士对此多表同意，并觉得这样做法，较一两个副市长为好，且更能协助政府影响各方，特别是易于联系民族资产阶级及民主知识分子。惟具体人选尚未与各方交换意见。你们对此意见及人选如何，有无增减，望速复。
从这份巳东电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最初考虑拟请一两位党外人士任上海市副市长，但在征询陈叔通、马叙伦等民主人士意见后，因民主人士“认为党外人士任副市长不必过早，对人选亦有斟酌”，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暂缓安排党外副市长，改提聘请14位党外人士任上海市政府顾问。电报中提到的上海市副市长人选史良，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华东执行部主任委员；另一位上海市副市长人选盛丕华，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史良、盛丕华两位民主人士有两个特点：其一，长期生活和工作在上海，并与中共风雨同舟。史良1927年毕业于上海法科大学，1931年后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曾办理多起营救邓中夏、任白戈、熊瑾玎、方知达等中共地下党员的案件。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气焰更加嚣张，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选举宋庆龄、沈钧儒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史良是其中重要一员。年底被国民党逮捕，为历史上著名“七君子”之一。解放战争期间，史良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在宣传民主、保护民盟组织、联系群众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盛丕华1920年后历任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常务理事、上海总商会会董、上元企业公司经理，在上海、武汉等地经营证券物品交易和房地产业。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他开办了一家红棉酒家，与工商界爱国人士一起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改红棉酒家三楼为“红楼”，供民主人士活动，黄炎培、陈叔通、包达三等经常在此聚餐。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10万多人举行反内战游行示威，他与马叙伦等11人被推为代表赴南京请愿。至南京下关车站，马叙伦等遭特务殴伤，他受权发表声明，引起中外人士共鸣。其二，具有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史良精通法律，是著名的大律师，时年49岁。盛丕华是素负人望、事业有成的工商业家，精通经济，时年67岁。上海解放前夕，中共中央为上海这座国际性大城市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的手中，在北平接连举行了多次讨论会、座谈会，听取盛丕华等民主人士对接管上海和搞好上海工作的意见。盛提出了建议，如借鉴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时在住宿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大家一致认为，城市住宅不像农村那么宽敞，与当地人民合住实在不便。盛主张最好是先与当地开明人士协商什么地方有空屋可以借住，然后就与该业主商借比较恰当。最后大家提议：可以与各同乡会或公所等团体商量办理。中共听取了此建议，急告即将进入上海的人民解放军前线部队。此外，盛丕华还拟写成《都市房地产处理办法草案》《上海市劳资关系暂行处理条例》《工业意见及货币问题》，供中共接管上海参考。
不知什么原因，中共华东局接到电报后没有速复。于是，6月25日周恩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巳有电：
现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王却尘、吴羹梅、胡子婴等均已赴沪，如你们无其他严重困难，请即将上述八人再加入原已在沪之颜惠庆、江庸、张元济、俞寰澄、施复亮，及将由港到沪的章士钊共十四人一律聘为顾问，俾其能因联系上海资产阶级而取得发言地位。此事在巳东前，即已与他们谈过，临行前亦曾告以至沪后，请他们利用在沪期间联系各方多提意见，详情已托邓颖超同志面告。此十四人，均将参加新政协，约在上海停留一个月，即须北上，望你们吸引其参加一些工作，中心在动员上海资本家恢复生产，打通航运，打击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活动。
中共中央的巳有电
较之巳东电，这份巳有电明确了聘请14位党外人士担任上海市政府顾问，要求“吸引其参加一些工作，中心在动员上海资本家恢复生产，打通航运，打击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活动”。这14位党外人士，不仅有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王却尘、吴羹梅、胡子婴、俞寰澄、施复亮），而且有无党派人士（陈叔通、颜惠庆、江庸、张元济、章士钊），可谓人才济济，群贤毕至，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他们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及民主知识分子有广泛的联系，充分发挥这些社会名流的作用，对于争取人心、稳定政局、恢复生产无疑具有很大帮助。
还有一段后话。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这两份电报中提名聘请为上海市政府顾问的党外人士大多担任了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华东及上海的领导职务，如黄炎培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陈叔通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马叙伦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史良担任政务院司法部部长，章乃器任政务院粮食部部长，王却尘担任财政部副部长，施复亮担任政务院劳动部副部长，章士钊、江庸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包达三、俞寰澄、吴羹梅担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颜惠庆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盛丕华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元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二、黄炎培、陈叔通等民主人士的上海行
就在中共中央6月25日发出电报的当天，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等人“在大群欢迎狂潮中到达上海”。此前，周恩来、陈云、李维汉曾于6月21日设宴招待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王却尘、吴羹梅、胡子婴等，对他们在沪期间应做什么工作提出建议，希望他们对工商界解释说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动员上海资本家恢复生产等。
6月26日晚，在原国民党励志社（即三井花园，华东局负责同志住处，今为瑞金宾馆所在地）的大厅里，陈毅、饶漱石、粟裕、张鼎丞等设宴欢迎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等民主人士，还邀请了马寅初、吴耀宗、许广平、邓裕志、林汉达等。这是上海解放初期空前的盛大宴会，显示党领导各界人士为共同建设新上海而凝聚力量。旧友新交，济济一堂。陈毅及党、政、军负责同志分别和他们倾吐衷肠，交换意见，形成了几个交谈小组，洋溢着热情友好和昂扬的气氛，仿佛摩拳擦掌，准备为建设新上海献策献力。陈毅先后参加各个交谈小组，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1949年3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并同前来迎接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合影。
左起：沈钧儒、朱德、董必武、李济深、陈其瑗、郭沫若、黄炎培、毛泽东、林伯渠、马叙伦。
宴会开始的时候，陈毅代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从上海解放到今天，我们一直盼望各位回来。各位在上海工作有几十年的历史，学识、经验都非常丰富。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的工作是非常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在上海有深厚的基础，人民解放军虽然打败了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军事力量，但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不可低估，它们没有和军事力量一同灭亡，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各位对上海情况十分熟悉和了解，对我们的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不能短视，必须有远见，看到光明的未来，要有忍受短时间的痛苦，勇敢负起责任的精神。比如上海目前遇到的“二白一黑”问题，就是大米、棉花和煤炭问题，事关生产和人民生活问题，正在设法解决。劳资双方要共同克服困难。说到这里，陈毅的四川口音高昂起来，充满了信心和力量。他继续说，工人、学生、文化界、工商界和我们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埋头干他五年十年，长至二十年，共同为建设新上海新中国而努力。我们的目的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黄炎培与陈毅是老相识了，毛泽东曾就陈毅出任上海市长一事征求过黄炎培、陈叔通、柳亚子等几位老先生的意见，他们一致赞成。这天，老朋友相逢，黄坐在陈身边，对陈的话听得特别清晰。受毛泽东4月15日双清别墅“为解放上海而效力”鼓励，4月24日黄到北平电台发表了长篇广播讲话，大意谓：解放军即将迫近上海，号召上海同胞一致起来，作局部的和平运动，迎接上海解放。5月17日，黄对内定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建议三事：重视恢复繁荣和救济失业；及早设立人民法院；对外侨应特别优待。他回到上海以后，曾听到所谓“二白一黑”问题，认为是目前亟待解决而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民以食为天”，上海人吃惯了大米，即使供应白面，也不能满足。全国棉纺织业的纱锭，三分之一左右在上海，有数十万职工，能不能继续开工下去，一要原料——棉花，二要动力——煤炭。他本来要在今天宴会上提出，没想到陈毅市长主动提了出来，无须再提了。他站了起来，饱经世故的眼光扫了宴会厅一眼，用川沙口音字斟句酌地说：“上海解放这样迅速，解放军牺牲这样轻微，我们曾经担心上海这个全国精华所在地，会不会在解放过程中受到重大损失，但是解放军在上海这个瓷器店捉耗子，耗子消灭了，瓷器店基本保持完整，我们表示由衷的高兴，我要代表上海工商界和老百姓感谢陈毅将军和人民解放军。”他说，虽然少数人会说，共产党管理农村是内行，用农村包围城市，取得辉煌的胜利，但是管理城市，特别是管理像世界最大城市之一的上海，是外行。我有不同的意见。共产党没有管理过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就算是“外行”吧，但是，“外行”而实事求是，像陈毅市长刚才说的那番话，比在帝国主义指示下反动派的“内行”高明得多了。我们应该帮助政府共同建设新上海，上海工商界准备这么做，我相信上海老百姓也准备这么做的。这番话道出了上海工商界和人民的信心。
1926年8月，陈云（前排左三）同商务印书馆职工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合影。
陈叔通说回到上海以后，很多亲戚朋友都对他说，想不到解放军解放上海前后有这么好的成绩，他表示现在上海人民不能袖手旁观，一定要帮助解放军建设新上海，让帝国主义看看中国人民和政府的力量。
黄炎培等人在沪期间，出席了华东局统战工作会议，听取潘汉年报告粮食、劳资、就业、公用事业等问题的现状及处理办法，并积极贡献意见；频频与工商界人士来往，或聚餐，或座谈，解释说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帮助他们消除顾虑；分别发电报至香港述周恩来之邀，请钱新之、陈光甫、刘鸿生、杜月笙等早日回归；受周恩来之托，看望周孝怀，商谈有关民生公司的事；向上海市领导推荐王志莘等8人，以备咨询；推动上海工商界慰劳人民解放军的捐献及义卖活动，收入总数达人民币59.8亿元（旧币）。
上海是黄炎培长期生活和工作的地方。6月3日他获知次子黄竞武在上海解放前夕惨遭国民党特务残杀的消息，非常悲痛，但毫不消极，6月5日在给陈毅市长的复电中说：“竞武仅为一技术人员，只因为民主服务，惨遭杀害，可云求仁得仁。炎培虽老未衰，犹愿随诸先生后，对人民革命更加努力，以补诸先生对此儿已绝之期望。”这次回沪，他看到上海换了人间，感慨万端，思如潮涌，7月20日作长诗《上海解放》，赠上海市长陈毅，其中有句云：“我用泪写成一部诗史，写的是书生爱国——艰难悲苦的人生；你却用血写成一部诗史，写的是人民革命——雄奇灿烂的前程。”又有句：“胜利！胜利！不用空言来庆祝，要每一个人展开他的才能和力气。怎样增加生产？怎样繁荣经济？‘私’的方面要顾到‘公’，‘劳’和‘资’还须两利。困难是有的，谁来解决？靠政府，还得靠自己。”
黄炎培7月26日离开上海。8月1日，毛泽东邀请黄炎培至中南海颐年堂畅谈，黄陈述在沪所见，并提出建议：希望派员巡视江浙一带的地方政治，加强干部培训；尽可能分化英、美；上海商民举行商民联欢；人民币下乡、银行人员下乡；各区联营并推销物资；民营工厂工人同样由中共派员组织，派共青团工作人员。
三、马叙伦之婿寿墨卿的信引起中共高层重视
7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阐明了国内各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对外政策及国家前途等问题，在各界人士中反响热烈。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寿墨卿读后，从上海给其岳父马叙伦写信，谈到上海工商界对《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反应。7月25日，中央统战部将此信抄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审阅。8月4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拟写了给中共华东局及陈云的未支电：
马叙伦之婿寿墨卿于读毛主席“七一”文告以后，从沪致马一函，其中反映沪上产业界一般心理与要求，兹节录发上以供参考。
中共中央的未支电
寿墨卿在信中说，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我读过几遍。这里一般的反应，“认为真诚坦白”。“就我所感觉的，工商界观望消极，一苦于原料和销路，原料贵而成品售价低，生产减少而成本提高。二苦于劳资纠纷，层出不穷，不善应付，不会应付。三苦于海外交通隔绝，国内交通不畅。大部分工商界口是心非，表面恭顺，内里消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我认为工商界代表不能善尽说服的能事”，“自民主人士南来后，各方开会招待，没有虚日”，但讲话都“千篇一律，说的都是门面话、歌颂语，既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也没有接触到核心问题和真实原因。比如说：产业界对于封锁问题，颇为焦虑，因而引起疑问，如何办法？如何得了？我所知道的民主人士们普遍的答复是：我们要自力更生，不依赖英美帝国主义。其实这样的答复，并没有接触到核心问题，决不能使听者心悦诚服。”信中还说：“这次国民党政府宣布封闭口岸后，伦敦和华盛顿方面均有不同意‘封闭’的答复。英国说是要派舰护航，美国亦说要派轮行走，突破封锁。一般产业界的看法，认为英美既有善意的表示，那么只要中共肯和英美接近，即可解决封锁问题。产业界心里所要问的是：中共为什么不想想办法？为什么不利用英美突破封锁？而民主人士所答复的却是：我们要自力更生。难怪听的不感兴趣，认为是打官腔，骗小孩（产业界听众背后评语）。”
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领导在民进北京总部合影。
前排左起：王绍鏊、马叙伦、许广平、寿墨卿（秘书）。后排左起：雷洁琼、徐伯昕、严景耀、周建人、冯宾符、葛志成。
寿墨卿早年曾与共产党人金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共患难，曾任香港阳春贸易公司总经理，性格耿直。他在这封信中所反映的工商界人士的一般心理与要求，客观真实，颇具价值，是中共想要听到的。可以设想，如果说的是“千篇一律”的“门面话、歌颂语”，周恩来肯定不会转给中共华东局和陈云的。
其时，中共中央正高度关注并着手研究解决恢复生产等全国财经问题，决定由陈云主持召开各解放区财经会议。新中国成立前后，陈云抓经济工作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意起用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等有经济才能的党外人士，同时广泛吸纳党外人士的真知灼见。7月19日，陈云一行启程赴上海。据千家驹回忆，“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派人来征求我的意见，说要到上海去开一个会，问我与章乃器能否同行，我们同意了”，“我们的专车过了真茹（如），蒋介石的飞机出现了，专车立刻停下来，我们都跑到火车下伏在轨道上去隐蔽”，“我们的专车被打坏了车头，上海调拨了火车头来，才得以安抵上海”。陈云到上海后，立即开展调查，为会议作准备。8月4日，他收到周恩来的电报，想必会认真研究寿墨卿的信。8月8日，陈云在各解放区财经会议上讲话，提出克服经济严重困难的初步意见，就敌人封锁，工厂搬家，粮食、棉花、煤炭等物资调拨与运输，工业生产，金融工作等问题提出了对策。8月15日，即会议的最后一天，陈云在总结中回答了目前财经工作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并强调必须吸收党内外等各方面有知识的人共同工作。这次财经会议结束后，他仍留在上海调查研究。8月19—23日，陈云出席中共上海市委分别召开的民主建国会，上海产业界代表以及机器工业、银钱业、纺织业、卷烟、西药、化工各代表座谈会，仔细听取意见和建议。8月25日，陈云拜访了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向他介绍了中共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闻知，9月2日赞成“陈云此次找各界代表人物谈话”的做法，要求各级领导人像陈云在上海那样，多和党外各界代表人士接触，“探听各界气候，将具体问题向他们请教及交换意见，而不是泛泛的交际性的接触”。
本文解读的这三份密电昭示：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设计新中国政治体制时，便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作用，许多民主人士为建设新中国作出了贡献；所采取的一些方法，如与党外代表人士协商有关问题，举荐德才兼备的党外人士担任政府领导职务，与党外代表人士广交深交朋友，真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等，在后来的岁月中日臻完善。
（作者殷之俊系上海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原常务理事，王海波系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原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