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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参与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

发布时间: 2023-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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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雷不仅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文学家、美术史家,还是一位赤诚的爱国民主人士,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发起人之一,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献给了中国的翻译事业,同时积极地探索民族解放和独立的道路,以“傅雷精神”来促进中国的民主进程。

  一、宣传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思想

  1945年8月,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着有一个和平安居休养生息的环境并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但国民党政府当局未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继续推行其独裁政治。这引起了全国各界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他们广泛开展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

  1.创办《新语》杂志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不久,傅雷与周煦良便在上海创办了《新语》半月刊,1945年10月出版第1期。这是一份时事评论性的刊物,其宗旨是希望对建国大业不无补益。傅雷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16篇文章。钱锺书、周煦良、夏丏尊、贺若璧也撰文在此刊发表。傅雷的时评文章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指出社会所存在的弊端,如在第5期上以“疾风”笔名发表的《废止出版检查制度》一文,针对1945年9月28日国防委员会公布的《废止出版检查制度办法》提出了两点意见,其中有“当博采全国著作界出版界的意见,以扶助吾国文化的自由发展”。还引用了美国新闻检查处长普拉斯的话:“假如没有言论自由,其他自由怎能保持呢?”《新语》这些言论自然很难得到当时上海市社会局的准印证,加上傅雷对稿件的要求等原因,出版了5期后便停刊。

  2.为《周报》和《民主》两刊物写稿

  1945年9月8日,柯灵和唐弢主办的综合性周刊《周报》在上海创刊发行。同年10月13日,徐伯昕、郑振铎等主办的又一份综合性周刊《民主》在上海问世。《周报》在发刊词中声明:“我们站在人民的立场,将以坦白的心地,诚恳的态度,坚定的意志,主张加强团结、实行民主。”《民主》则以“阐扬民主思想,促进国内和平,评析主要时事,介绍最新学术”为宗旨,每期都有主张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重要文章。这两份周刊都以宣传民主精神为宗旨,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赵朴初、柯灵、唐弢、郑振铎、徐伯昕、雷洁琼、林汉达和傅雷等民主人士在两周刊发表了许多文章,如郑振铎的《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马叙伦的《思想解放》等。傅雷曾在1946年1月5日的第13期《民主》上发表《历史的镜子》一文。夏衍、宦乡、吴晗、柳亚子、马寅初等也为《周报》写稿。柯灵在回忆办刊的《周报沧桑录》中写道:“社会上一般印象中,傅雷是埋首书斋的艺术家,而很少理解他的热肠劲节。抗战胜利,他就创办了《新语》半月刊,政治、社会、学术并重,因为曲高和寡,不久自动停刊。他给《周报》写稿不多,但一力支持,‘昆明血案实录’的全部材料,就是由他提供的。马叙伦、陈叔通、陈陶遗、张菊生等联合宣言反蒋,在其间活动串联的就是傅雷。”傅雷先后在《周报》发表的文章有1945年10月27日第8期的《是宽大还是放纵》,同年第17期的《他们也是人》,1946年5月1日第37期的《论警管区制》。

  《周报》和《民主》两份刊物的创办发行深受读者的欢迎,却遭上海市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1946年9月2日,《周报》出版第49、50期合刊后停刊。同年10月底,《民主》出版第2卷第3、4期合刊后停刊,共出54期。

  二、参与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

  早在中国民主促进会建立之前,傅雷与民主促进会的一批创建元老就有着广泛的联系,有的还是多年的老友。傅雷与他们一起在报刊上写文章,一起参加座谈会,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形成许多共识,从而共同发起建立中国民主促进会。

  1.参与座谈会酝酿组建团体

  在《周报》和《民主》的办刊过程中,编者和撰稿者经常聚会,分析国内新形势,讨论稿件的撰写,讨论的地点有时在上海北京西路广和居饭店楼上,有时在西藏路青年会。参加聚会活动的主要是工商界和新闻出版界的知名人士,有马叙伦、郑振铎、傅雷、唐弢、王绍鏊、林汉达、谢仁冰、张纪元、许广平、周建人等。而王绍鏊、谢仁冰、张纪元则是中共地下党员。大家在交流中达成了共同的思想认识,并相互认同许多有关民主政治的主张。大家感觉到光用报刊这一舆论阵地很难达到共同理想,很有必要建立一个团体来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

  王绍鏊在《我一生的政治活动》中写道:“有一次,我将写好了的一篇主张先民主后统一,反对先统一而后民主的意见书让一些知名人士签名的时候,马叙伦也有一篇上蒋介石书,提出五个纲领,第一条就指出‘要统一军政’,正好与我的意见相左,故朋友将写的意见书交来时,我不签名。而我的意见书传到了马氏处,他也没有签名。但马氏见签名里有我的旧友谢仁冰,就先问谢,意见书是谁人手笔,谢告知是我的手笔,马氏就让谢介绍我见面。见面后稍有争辩,但争辩后马氏就把他上书的原意撤销。约定先邀请对方的朋友在广和居开一座谈会,马氏方面出席的有傅雷、郑振铎、唐弢等。我这方面有林汉达、谢仁冰、张纪元等人。时值马歇尔(驻华特使)要来中国,大家主张扩大座谈会,多约朋友来参加。首次会议是在青年会召开的,陈巳生、许广平、周建人、曹鸿翥、梅达君、赵朴初、冯少山等到会。第二次到会的朋友更多,当时就有人提出组织比较永久性的团体。”当时,傅雷就是提出要建立团体的人之一。《周报》发行人刘哲民的回忆文章《唐弢的民进缘》一文中也讲到是傅雷提出要成立一个团体,并自告奋勇起草宣言。该文云:“一天,徐伯昕找我和唐弢,要联系开会的地方,那时我担任经理的联华银行八仙桥分行已停业,因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政府对沦陷区的银行一概不承认。银行楼上有一个会议室可以使用,怕联华银行总经理张邦锋有意见,我和唐弢两人一起去找张,让《周报》几名撰稿人开一些会,经他同意后,联华银行八仙桥分行会议室就成为联谊会开会的地方。郑振铎、马叙伦、傅雷、唐弢、柯灵等人也经常在那里喝茶聊天,漫谈时事,商量出版事宜。民主促进会是在这个基础上成立起来的。1945年11月,在一次座谈会后,郑振铎、马叙伦、徐伯昕、傅雷、唐弢和我留下来闲谈,傅雷提出因为国民党反民主事件不断发生,而《周报》每周发刊一次,往往不能及时反映报道,进行斗争,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要成立一个团体,用团体的名义随时对政局发表意见,扩大政治影响,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建议名称可以叫做‘民主促进会’。大家都赞同这个意见。傅雷自告奋勇起草宣言,以后在东庙弄郑振铎家中对发起宣言正式讨论过一次,是徐伯昕带来一份宣言及签名人员名单,由马叙伦领衔签了名,郑振铎、唐弢和我相继签了名。”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即成立大会,签到名单上有26人的名字,他们是: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徐伯昕、赵朴初、陈巳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谢仁冰、冯少山、万景光、曹梁厦、张纪元、柯灵、李平心、陈慧、宓逸群、刘大杰、李玄伯、马木轩、徐彻、徐相任、章蟾华、胡国城。傅雷没有出席成立大会,在这26人中,张纪元也是浦东人。1946年1月2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当时的选票上有44人的名字,出席大会的有33人,傅雷出席大会,大会选举出理事11名、候补理事3名,傅雷当选为候补理事。

  2.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理事会

  1946年1月2日、2月3日和3月17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相继召开了第二、第三和第四次会员大会,其间还召开了理事会议。傅雷作为候补理事,参与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早期组织建设工作。当时,在理事人数的确定上有不同意见,理事名额一再增加,而傅雷主张不宜过多,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还是增至21人,即理事马叙伦、严景耀、陈巳生、林汉达、郑振铎、曹梁厦、王绍鏊、周建人、曹鸿翥、冯少山、柯灵、许广平、梅达君、徐伯昕、谢仁冰;候补理事傅雷、张凤举、杨志义、宓逸群、雷洁琼、朱绍文;其中马叙伦、王绍鏊、陈巳生、林汉达、许广平为常务理事。当时,会员只有40多人,而理事有21人,傅雷不赞同设太多的理事。他在1957年写的《傅雷自述》中说:“理事原定3人,当场改为5人、7人、9人,至11人时,我发言:全体会员不过30人左右,理事名额不宜再加。但其他会员仍主张增加,从11人,13人,一直增到21人。我当时即决定不再参加‘民进’,并于会场上疏通熟人不要投我的票,故开票时我仅为候补理事。从此我即不再出席会议。”

  尽管傅雷不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理事会的会议,但仍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在有关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民主政治。

  三、尽己之能,继续奉献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同盟等八个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一批民主党派的成员也在各级政府机关中担任要职。马叙伦没有忘记傅雷,多次写信与傅雷,请其回到中国民主促进会工作,但傅雷均婉谢。

  1956年8月,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马叙伦主席再次写信给傅雷,请他出席代表大会,傅雷再次谢绝了。8月17日,傅雷在给马叙伦的回信中写道:“年来勉从朋友劝告,稍稍从事社会活动,但以己力有限,虽仅有政协、作协两处名义,已感捉襟见肘,影响经常工作。”傅雷没有担任任何公职,一直以稿费为经济来源,仅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两个职务。傅雷在信中还说:“且按诸实际,今日既无朝野之分,亦无党内党外之别,倘能竭尽愚忱,以人民身份在本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效忠,则殊途同归,与参加党派亦无异致。基于上述具体情况,万不能再参加任何党派;而以个人志愿及性格而论,亦难对任何集团有何贡献。”傅雷还写信给徐伯昕和周煦良二位老友,请他们在马老面前作些解释工作。傅雷在1957年写的《傅雷自述》中云:“去年‘民进’开全国代表大会,有提名我为中委候选人消息,我即去电力辞;并分函马老、徐伯昕、周煦良三人,恳请代为开脱。”

  傅雷在给徐伯昕的信中有一段话充分体现出傅雷的耿直为人和高风亮节,他说:“艺术上需要百花齐放丰富多彩;我以为整个社会亦未始不需要丰富多彩。让党派以外也留些肯说话的傻子,对人民对国家不一定没有好处。殊途同归,无分彼此;一个人的积极性只要尽量发挥,党与非党、民主党派与非民主党派都没有大关系。”在信中,傅雷也谈到了自己的脾气,希望老朋友能理解自己不再参加党派活动的原因。他说:“党派工作必须内方外圆的人才能胜任;像我这种脾气急躁、责备求全、处处绝对、毫无涵养功夫的人,加入任何党派都不能起什么好作用,还不如简简单单做个‘人民’,有时倒反能发挥一些力量。”傅雷的这些话语是他个性的真实写照,也足见他的为人风格。

作者: 谢泽为
责任编辑: 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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