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刘哲民同志，新加入民进的成员，特别是非出版界的同志恐怕还不太熟悉。殊不知，这位82岁高龄的老同志却是我会早期有杰出贡献的老会员之一呢，他为民进的创建曾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因此，介绍一下刘哲民同志、提供一点会史资料也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事了。

一

　　柯灵同志在《周报沧桑录》（刊于《读书》1985年8月号）一文中写道：“到了抗战末期，曙光初露，办刊物的意念也趋于成熟，并征得两个人同意合作。一位是唐弢。我编刊物，他一直热心写稿支持，也因此成为熟朋友，我打破向来在编辑上独立作战的习惯，邀请他列名合编，算是一种友好与感激的表示。另一位是刘哲民。他长期经营银钱业，乐于和新闻界交游，他慨允在经济上作后盾，解决了我‘不名一文’的困难。”文中所提的刘哲民，同柯灵、唐弢他们确确实实是好朋友。他们忧国忧民之心相同，爱国爱民爱友之情相通。有柯、唐的办刊意念和决心，加之刘的经济作后盾，于是刊物在1945年9月11日诞生。至于经济力的提供，还需一提的是，当时他们还有一位热心的好友钱家圭先生（当时是上海邮政局邮务员、树民中小学校长，后也为《文艺复兴》的发行人）为办《周报》与刘哲民共投资5000港元。刘哲民为《周报》发行人。编辑所在现西藏南路26号的联华银行内，发行所则在厦门路尊德里11号。

　　《周报》一发行，即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目而派员去发行所威胁。编辑所彼时虽还未被发觉，但是处境之险端倪初现。

　　《周报》的问世，不期然而然地吸引了不少爱国的文化人，其中首先是马叙伦、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李平心、严景耀、傅雷等辈，都是《周报》的积极撰稿者和后来民进的创始人。他们彼此都是志同道合的挚友、同志。鉴于国民党当局对《周报》已经虎视眈眈，为刊物求得生存，傅雷建议请几位有名望的人士撰稿。于是便约请马叙伦等撰稿，因为马老曾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编者注：任教育部次长，一度代理部务）之职，他德高望重，以此转移国民党当局的视线。马老的《惩奸》就是发表在《周报》第二期上的严厉的抨击文章。之后马老等便不断地为《周报》撰文，也为《民主》撰文。两大刊物所刊登的文章犹如一枚枚重磅炸弹，震撼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厦的基石，也像一柄柄利剑刺痛了旧官僚的心脏，终于恼羞成怒，撕破脸皮，对《周报》和《民主》采取了暴虐手段而相继加以查禁，时间在1946年8月和10月。

二

　　因刘哲民当时在联华银行任职，故藉此便利，马叙伦、柯灵、唐弢、郑振铎、傅雷等经常在原联华银行的会客室里聚会座谈，共商国事。后经谢仁冰介绍，马叙伦与王绍鏊相识，并通过王绍鏊又联系了赵朴初、梅达君、曹鸿翥、陈巳生、刘树梅、张纪元、朱绍文等一大批民主人士或在联华银行会客室，或在北京西路广和居饭馆楼上集会，分析国内外形势，揭露、批判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行，学习、研究中共的主张，他们在《周报》《民主》等刊物上联名发表文章，声明共同的政治主张。这对当时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后来经过协商，研究决定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

　　根据当时的情况，有三点可以一提：一是建会的初衷，是为了扩大影响，有效地揭露、批判国民党的反动行径，伸张正义，推动民主运动发展的需要。当时傅雷提出成立政治组织的建议，当然与上述主张都无泾渭之异；二是组织名称方面，原先为“民主促进会”，后来才称做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其三，《周报》的办刊宗旨开宗明义是八个字，即“加强团结、实现民主”，后来随形势的发展逐步成为民进的宗旨之一。

　　另据刘哲民同志回忆，当时在沪的文化界60余人，曾联袂署名写信（《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请美国特使马歇尔将信件带往美国，要求美国人民推动政府通过外交方式协助中国政府的改造，扩大中国政府基础，包容全国各政治党派在内，在民主原则下达到全国的和平统一。当然，如国民党当局获悉，决不会同意把信送到马歇尔之手，是非横加阻挠不可的。可是，这封代表着中国人民意志的信件，还是通过熟人关系，由接近马歇尔的人将信件送到马氏之手。刘哲民同志说，联名的60余人中，后来27名都成为我民进同志。仅此一例，足见早期民进之作用了。

三

　　“明珠有辉湮不没”，刘哲民同志为《周报》的刊行，为民进的初创确是竭尽了财力、精力。虽然由于某种原因，他最初没有加入民进，直至1952年由柯灵、张纪元同志提出并介绍才正式入会，但是老一辈的民进同志并没有忘怀他的功绩，甚为关心他的情况。1956年，许广平同志来沪，向上海的民进同志问及刘哲民近况；问及在民进的有关材料上怎么没有看到刘哲民的名字。后来经过许广平同志的建议，刘哲民同志始被推荐而选为民进上海市委会委员。实际上刘哲民同志素来轻名利而重友情和事业。别说对此从不计较，即便像解放前曾两次大力营救过我会一位同志的事他都从未谈起过，毫不居功自傲。

　　1988年，刘哲民同志由于年迈不再担任民进上海市委会委员而任顾问。但是他对民进的感情深厚，对民进的老同志情谊深切，笔者每每趋谒，总是详细询问民进的会务工作，或提建议或提供一些有关民进及出版界的史料，从不自秘。更为可贵的是，几年来他为出版马叙伦的遗著煞费苦心。

　　民进成立已届44周年了（编者注：本文写于1989年），我们每一位民进同志应当继承民进的优良传统，应当学习老一辈同志包括刘哲民同志在内的崇高的品格。

四

　　解放前的上海一向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就文化而言，文人荟萃，因而出版事业发展蓬勃。这个发展，刘哲民自然也有一份功劳。他早在1936年10月与朱作同、石昭泰等集资创办美商《华美晚报》，任总管理处主任兼《华美周报》经理；抗战胜利后，先后发刊《周报》《文艺复兴》《活时代》等，任发行人；1946年春，创办上海出版公司任总经理。其间出版了大量有影响的进步书刊。1947年与方行、王辛笛等集资组织“中国历史图谱刊行会”，协助郑振铎出版了多种画集图录。1949年后任上海出版公司董事长，后兼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他主持下该公司出版了《可爱的中国》《鲁迅日记》《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等著作。其中《西厢记》等说唱集，曾在莱比锡博览会上展览；出版的《梦溪笔谈校证》引起过国内外科学家的广泛注意。此外，还印制了《解放后出土文物图录》《楚辞集注》《楚辞图》等书籍精品，编有《郑振铎书柬》《近代新闻出版法令汇编》《郑振铎先生书信集》等。

　　近几年来，刘哲民同志虽年届82高龄、动过胃切除手术，但仍不辍笔，撰写文章，研究中国古代典籍，挖掘传统文化资料，以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此，刘哲民同志光荣地被列入《1988年上海文化年鉴·名人录》（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份光荣，刘哲民同志是受之无愧的。刘哲民同志人虽老，但“珠”不“黄”，继续熠熠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