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学武：参加民进的体会
我进入生活书店以后，在进步同事的带领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诸如宣传抗日、散发抗日传单、参加示威游行、参加抗日歌咏班等，在1936年10月参加了救国会。1939年2月在重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工作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受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徐冰同志的直接领导，从此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使我终身服务于文化出版事业。入党至今，也已有57个年头了。
1944年我在重庆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此后积极参加当时政治斗争，如校场口事件等。民盟负责人陶行知，要我印刷出版民盟的机关刊物《民主》，主编是邓初民。1947年在受党组织委派在上海担任过民盟负责人沈钧儒的秘书，帮助他接待来访，起草函件，走访张澜、黄炎培、陈叔通、史良、马叙伦诸位先生，传递一些口信和通知开会的时间、地点，还送信件至思南路周公馆等处。1947年7月，冒着酷暑，沈老由我陪同去苏州，为营救地下党办的《文萃》杂志社被捕人员陈子涛、骆何民、吴承德，与律师们商谈营救事宜。在此时期，经沈老口述，我记录了他的健身方法，解放后由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以《沈钧儒先生的健身方法》书名出版。1947年11月我秘密护送沈老去香港，他是为了召开民盟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而赴香港的。解放后，我与民盟停止了组织关系。
我是在1946年4月从重庆回到上海，仍在生活书店工作。组织上分配我去担任《民主》周刊社（编者按：这里的《民主》周刊与上文的民盟机关刊物《民主》是两份刊物）的经理。同时，由徐伯昕、王绍鏊两位的介绍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民主》周刊是由徐伯昕筹建，于1945年10月在上海创刊，由生活书店集资。编委是：郑振铎、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罗稷南、董秋斯，由郑振铎主编，发行人王丰年。由于《民主》周刊的内容切合当时的时代要求，针砭时弊，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呼声。一再遭到反动派的迫害，至1946年10月被迫停刊。
我参加民进将近半个世纪，民进给我印象最深、也最值得我学习的有两个方面。
一、学习民进坚定的政治立场
民进从1945年12月在上海成立，至1947年上半年被迫转入地下，不能公开活动。在这期间，民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积极配合党的政治斗争，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那腥风血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黑暗年代，不畏强暴，冒着生命危险，公开发表宣言，提出对国事的主张，对当时全国范围内进步人士被迫害事件，民进都公开地积极声援，召开会议，组织示威游行，发表意见，撰文抨击反动政府的独裁统治，号召人民反对内战、要求独立、要求民主、要求和平。
《民主》刊头集韬奋的遗墨而成，熟悉的读者一望即知为当年《生活》与《大众生活》的继续。这刊物与当时柯灵、唐弢主编的《周报》和黎澍、秋江主编的《文萃》齐名，在反内战、争民主的巨大浪潮中，这几个刊物都站在舆论的前列，成了分析时局、主张民主，为广大读者最欢迎的精神食粮。当时经常在《民主》周刊撰稿人有郑振铎、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等，在此基础上，以后逐渐酝酿成为政治组织，于不久宣告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
我在担任经理之后，经常与这几位先生联系，去取稿件，汇报社务，反映读者意见，每期做到如期出版。由于当时政治形势极端险恶，白色恐怖严重，反动派碍于编者和撰稿人的社会声望，不敢下令查禁，而采取扼杀手段，每期检扣，不准发行，为此我多次去福州路警察局交涉。
以马叙伦为代表的民进，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和愿望，我对此十分敬佩，也为民进坚定的政治立场所感动。
二、学习民进的社会调查好传统
民进上海市委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从领导到基层每隔两周有一次学习会。讨论的内容是：政治运动、重要文件、社论以及党的号召等等。通过学习，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从而在各项工作中发挥作用。我是在1958年被选为民进上海市委常委的，由此也经常参加学习，听取学习组织的汇报，这种社会调查对我是最好的教育，使我懂得民进所联系的中小学教师、文化出版成员对当前政治形势的看法，使我了解了这一阶层的知识分子所思所想和他们的愿望要求。他们都是热爱党和社会主义的，提出了许多有质量的改革建议，我们综合后上报给中央，由中央根据各地民进成员的意见，择其重要的建议递交给政府有关部门参考。同时在市政协开会期间就政府的工作如何改进提交了提案，所有这些实质上是起了参政议政的作用。
下面，我想讲一些担任秘书长期间在工作中的一些体会。1979年我被选为民进第六届中央委员，在1980年被选为民进上海第六届市委副主委兼秘书长。我每天上午去民进机关上班工作。我深刻认识到一个机关要把工作做好，必须有一个团结的健全的班子，这就要求主管人员大公无私，决不做以权谋私之事，要任人唯贤，如对处理加薪、提干、分配住房等涉及干部切身利益之事必须公平合理，以求调动大家积极性。我在任秘书长期间，与陈穗九、余森、张孝权、杜春潮等同志合作得较好，我们能互相尊重，坦诚相见，能够做到“肝胆相照”。同志们都很辛苦，经常加夜班准备会议和上报材料，或放弃节假日仍然工作，这种一心为公的精神实属难能可贵！
民进上海市委主委吴若安同志，热爱党，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认真地贯彻党的号召。她德高望重，在中小学教师中具有很高的声望，是位进步的爱国者。在她自1956年12月担任主委至1988年5月卸任主委期间，上海民进的成员从1162人发展至3800人，增加了两倍多。我担任秘书长时，吴老已是九十多岁高龄的老年人了，我们不仅因她是领导而尊重她，也因她是长辈而关心她。比如，代她起草发言稿时，先听她的意见，一般以两张纸为度，字迹写得清楚，便于她宣读时不致费力。在生活上关照司机张进森同志，开车时务必注意安全，务必不要急刹车，以免她震动受惊。在上下车时扶着她，下车后陪她送到楼上家里。还请民进机关一位女同志罗丽春专门负责吴老的生活起居，诸如棉被的拆洗、换季衣服从箱子中取出等生活琐事，罗同志照料得十分周到。没有这种对长辈的亲情是不可能有发自内心的关怀的！
在此时，正值对原划为右派分子的人重新审理，对错划的要为其平反。经查，在1957年至1958年间，上海民进成员有1780人，经基层各单位上报而被划为右派的有184人，超过了百分之十。“反右”的扩大化伤害了许多民进成员，我们对审理平反右派工作，是负责而讲政策的。而我个人因在“文革”中受到“敌我矛盾”的打击，因此对错划右派的同志十分同情。在“文革”中，我与许多民进成员一样被迫害过，被打成“走资派”，而且还加上一个形容词，叫作“死不改悔”。我1940年间在衡阳生活书店工作时书店被封，全店职工11人同时被捕，在国民党监狱里被关押42天后保释，由于被捕过，又被加上一条“叛徒”罪名。建国后，民进的成员有的提升为编审，于是又给我加上一条罪名，叫作“招降纳叛”。所以我对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十分同情，经过重新审理，这184位同志全部得到平反，完全属于错划。从而调动了他们和家属的积极性。之后，陈云涛同志和我走访了一些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和在历次运动中被批判过的成员，对他们表示慰问，并希望他们努力工作。
民进机关一位工作同志，向我申诉曾被以“反革命”案受过处分要求平反。我请一位同志向法院取来被判的案卷，仔细看了案情经过，还调查了当时的情况，使我震惊，使我同情，实属错案。于是向法院提出建议，根据实事求是精神，要求重新审理。经法院复审，决定撤销原判予以平反。当我向他宣布时，他含着热泪感谢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1981年12月，受民进中央之嘱托，我和杜春潮同志去安徽合肥筹建民进安徽省的组织。我们先去省委统战部联系，然后走访了散在合肥、淮南、安庆、绩溪等市县的民进成员，之后召开会议，选举民进安徽省直属支部负责人。我们回沪后，向民进中央写了书面报告。后来《安徽日报》在1981年12月20日第一版中发表消息：“为适应新时期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民主促进会安徽省直属支部于12月12日在合肥举行成立大会。在我省的民进成员参加了会议。会上首先由民进中央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方学武受民进中央委托，宣布民进安徽省直属支部正式成立。……”
我在民进市委的分工是联系文化出版方面的工作，先后与出版总支负责人周家凤、钟达轩两位联系，我们曾研究过发展成员问题，采取积极慎重的方针。对代表性人士我们前去联系，告诉他们我会的历史和现状，争取他们入会。如两个党派都准备吸收的人，我们尊重本人意愿。同时表达我们的意见：一、机关里一般不吸收成员；二、出版方面以编辑为主；三、发行方面以科级干部和业务骨干为主。还帮助各基层建立民进支部。
在1982年间，上海市出版局成立了“各民主党派联合会议”，我担任过召集人。这期间，民进成立了“文化出版委员会”，我也担任过主任委员。
1983年3月起，党组织决定我不再担任民进市委秘书长。《解放日报》在1983年3月13日第一版刊发消息：“为了贯彻民主党派自治的精神，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按照党中央的有关精神，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确定逐步撤出派进各民主党派中帮助工作的中共党员。……原民进市委秘书长方学武（中共党员）不再担任秘书长，由陈穗九代理秘书长。……”根据党的决定，我辞去民进市委常委、副主委和秘书长的职务。
我参加民进至今近五十年了，在上海民进担任常委也有二十五年了，因此，对民进是有感情的。借此，向民进的同志们问好，敬祝大家健康长寿。
我爱民进：
五十年组织关系——荣辱与共；
二十五年工作关系——肝胆相照。
（写于199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