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先生自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1954年10月至1966年5月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我自1950年11月从上海联合出版社调到北京参加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筹建工作，不久就任社长室秘书，1954年10月起任教育部叶圣陶副部长秘书，一直在叶先生身边。

　　1988年2月16日，叶圣陶先生与世长辞。岁月流逝，叶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编者按：本文发表于2008年），他的音容笑貌和言传身教依然清晰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现追忆几件往事，表达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对叶先生由衷的爱戴和深切的思念之情。今年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就从周总理与叶圣陶先生说起。

叶先生听到“文革”中他重病获救的经过，忍不住号啕大哭，捶胸顿足地说：“是周总理救了我的命啊！”

　　解放以前，周恩来同志与叶圣陶先生的交往，我知之甚少，也很少听叶先生提起过。我记忆中，只有一次，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一天，叶先生应报刊之约，在写一首纪念鲁迅先生的七律，看他写完最后两句：“料应颔首轩眉笑，无复缁衣感慨吟。”因为以前读过鲁迅先生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和“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的诗句，所以壮着胆子说：“您是说，鲁迅先生泉下有知，看到新中国新气象，也会很高兴的，是吗？”叶先生“嗯”了一声，站起身来，走到窗前，驻足远眺，思绪似乎还萦绕在诗的意境中。忽然转过身来，答非所问地说：“周总理是很会做（统战）工作的。有一次纪念鲁迅的大会，他一手主持筹备工作，一切都就绪了，却要我出面主持，请他发表演讲。”后来，在史料上看到两张照片，都与纪念鲁迅先生有关。一幅是叶先生和周恩来等在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会上的合影，另一幅是两人在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照片。这张照片正中是周恩来同志站在鲁迅的巨幅头像前发表演说，旁座第一位就是叶圣陶先生。可惜照片太小，不很清晰。叶先生那天想起来的大概就是这一次。史料中还有一段重要记载：“抗战期间，叶圣陶心向延安，多次去曾家岩中共办事处听周恩来介绍形势，并鼓励儿子至诚去延安。他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叶先生十分敬佩周总理。1953年，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的叶先生，一天从政务院开会回来，兴奋地跟我说：“周总理真了不起！清澈，睿智，敏锐，犀利，记性极好，数学极好，心算快！信手拈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还是第一次听叶先生一口气用这么多高级形容词赞美一位同志，就好奇地问：“您见到周总理了？”叶先生说：“今天出版总署向总理汇报工作。总理一边听一边看我们报送的材料，一边综合分析各种数据。当我们汇报到去年出版了多少书，其中马恩列斯经典著作出了多少，占百分比多少，总理立即插问：‘毛主席著作呢？’我们面面相觑，只好喃喃地答道：‘没有专项统计。’刚才还谈笑风生的周总理突然沉下了脸，目光犀利地盯住愈之（胡愈之，时任出版总署署长。他的中共党员、党组书记的身份当时还没有公开，叶先生是不知道的——史注），严肃地说：‘这怎么行呢？毛泽东思想是写进了七大党章的。以后必须专项统计！’当我们汇报到编辑人员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时，总理说：‘可以从私营出版社选调一些嘛！’愈之说：‘他们的力量更薄弱。’总理立即反驳说：‘你这个判断有根据吗？我的判断是不弱！至少比公方强！根据就是你们的材料。’总理一边引用数据，一边运算，一边比较，一边振振有词地说：‘你们看！去年一年，公方多少编辑人员，出了多少书，多少字，人均多少；私方多少编辑人员，出了多少书，多少字，人均多少。这一比较，私方不是明显强于公方吗？如果你们指挥打仗，非打败仗不可！’说得大家口服心服。这些数字，我们都过了好几遍，都把它当流水账，谁也不去作综合、分析、对比，看不出数字背后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跟周总理在政治理论水平、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方面的巨大差距。”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后的某一天，我去东四八条看望叶圣陶先生。叶先生显得忧伤憔悴，浑浊的眼球又添了几缕血丝，桌上放着眼药水。几句寒暄过后，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悼念周总理。叶先生打开抽屉，颤颤巍巍地拿出一张诗稿，双手递给我。我接过一看，是一首他写的挽周总理的五言律诗：

　　无役不身先，向辰磐石坚。

　　般般当代史，烨烨六旬年。

　　悲溢神州限，功垂天地间。

　　鞠躬诸葛语，千古几人然？

　　我几乎读遍叶先生所有的诗作，觉得这是思想性与艺术性水乳交融的最好的诗作之一。这首诗短短四十个字，全面准确地概括了周总理伟大光辉的一生：他的六十年如一日的磐石般的坚定信仰和党性；他的“无役不身先”的勇挑重担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他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和广泛的国际影响；他的为顾全大局，为天下苍生，而“忍辱负重”，“扛起闸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三十多年过去了，今天读来，仍然催人奋进，感人泪下。“悲溢神州限”，叶先生只用了一个看似平淡的“溢”字，却是“四两拨千钧”，妙语双关，震撼人心。“溢”：有盖则溢。盖愈密，则溢愈猛；捂愈严，则溢愈烈。如选作语文教材，光这个“溢”字讲好了，就既是语文课，又是政治课；既是政治课，又是历史课；既是语言课，又是文学课。真是传世的佳作写出不朽的人物。归根结底，是不朽的人物使佳作得以传世。当然，这些都是我后来的理解和体会。在当时，只是脱口而出地说：“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诸葛亮身后还有个武侯祠，周总理呢？我们连个悼念的地方、可以放声痛哭的地方都没有啊！”叶先生默默地点头，叹息，流泪。然后又递给我一张诗抄，说是“朴老听到噩耗的当天写的一首五古”。我读的时候，叶先生说，“‘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两句最好，也只有周总理能当之无愧”。

　　接着，我声泪俱下地向叶先生讲述我当时读到和听到的有关周总理的故事和传闻。叶先生特地戴上助听器，要我坐得离他更近一点，听得非常仔细，一点细节的疏漏或逻辑上的不严密，他都不放过；边听边流泪，有时还啜泣。我怕引起他的过度悲伤，欲言又止。叶先生说：“看得出，你也是憋了一肚子的话没处说。我呢，索性哭个痛快。你就放开讲，不必替我担心。”于是我一个接一个地讲个不停。

　　后来，我也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说：“叶先生啊！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跟您说起过，今天非说不可了，您听了可不要太难过。”叶先生说：“你尽管说。”我就“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地说开了，还没听完，叶先生忍不住“哇”的一声像孩子般地号啕大哭起来，捶胸顿足地说：“是周总理救了我的命啊！”至善兄在外屋闻声大惊，踉跄赶来，连声问“怎么啦？怎么啦？”我这才意识到自己“闯了祸”，连忙向他简要说明了原委，安慰了叶先生几句，赶紧告辞了。

　　我跟叶先生讲的那件事情，跟别人也没讲起过。1966年史无前例的灾难一开始，教育部的领导人就受到冲击。周总理决定采取措施，保护党的老朋友，派人到教育部宣布：叶圣陶、林砺儒年事已高，免去副部长职务，工作另行安排。从此叶先生“赋闲”在家，当时年已72岁，精神上受到一连串的打击，好朋友都失去了联系，有几位先后被批斗，死得不明不白，又无处打听，使他的心情更加抑郁。1967年9月21日晨，叶先生由幼孙永和陪同到街上浴池洗澡，刚下水便感到异常难受，连忙回家休卧，前胸后背剧痛难忍，大汗淋漓，噩梦频惊，体温不断上升。长孙三午打电话向我求助。我当时已被打成“黑帮爪牙”，处境也很困难，只好硬着头皮去找还没有“靠边站”的刘皑风副部长，希望他向周总理报告。皑风同志二话没说，立即拿起红机向总理办公室报告，很快得到“全力抢救”的指示。我又找了各派群众组织出具证明。这样，叶先生才得以住进“反帝医院”（即协和医院）的双人病房，确诊为“急性前壁心肌梗塞”，幸而抢救及时，经两个月的精心治疗病愈出院。叶先生心里知道，在那样乱糟糟的日子里，自己能享受这样的医疗条件，肯定上边有谁发了话，哪里想得到竟惊动了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听我说到这里，叶先生怎能不放声痛哭！

　　1984年10月4日，统战部将《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征求意见本）送请叶先生过目。90高龄的叶先生当时已一目失明，一目弱视，仍然抱病认真细读了全稿（包括小字的注释），并于1984年10月13日写出《关于人物和事件的注释——阅〈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征求意见本》一文（见江苏版《叶圣陶集》旧版第18卷，新版第17卷）。叶先生在文中盛称“周总理记忆力极强，见人一面就记住，姓、名、字、别号全都储存在脑海里。在适当的场合，他往往称谈话对方的字而不称名，以表尊重和亲切”。

　　1985年1月4日，叶先生日记云：“统战部研究室之李、邵二君来，言《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不久将印成，拟另编一书，收集各方面人士对此书之评价。余前曾允作诗或词题之，而其事非易，只得说如能勉成，自当送去。下午思此事，如作词题之，宜选取一长调，假定为《六州歌头》，一百四十余字，可以包纳许多内容，似与此题相称。”连日构思推敲，夜不成眠，胆病又作，抱病奋笔，至1月10日完成，次日即如约住院。

　　现将叶先生1985年1月10日所作《六州歌头》敬录如下：

　　六州歌头·读《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英才时会，早岁见峥嵘。天下乱，生民困，一心萦。探前程。交结同时俊侣，东瀛棹，西欧旅，马恩学，研磋候，悟亲生。

　　一自参持党政，彻始终、统战躬行。值其人其事，语出掬真诚。孰不心倾？再三评，示知识界，民族际，党派内，准绳明：学无尽，改无止，切身经。意丁宁。坚持学与改，臻耄耋，宛年青。

　　五原则，共和平。感寰瀛。立足奉陪凶械，不先发，特地声称。见丰功统战，举世沐高情。千古垂名。

　　叶圣陶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作

叶先生香山夜谈，叙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

　　1957年春节，叶先生为了躲避拜年，让我陪着到香山隐居了几天。那真是彻底休息，除了散步，就是各读各的书，再就是聊天。聊天大多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小餐厅很清静，几乎没有别的客人，我们相对而坐，低斟浅酌，“倾谈把盏徐”（1976年2月叶先生赠我五言律诗中的一句）。那情景使我想起丰子恺先生的一幅画和题画诗：“草草杯盘供语笑，昏昏灯火话平生。”（王安石句）当然，主要是叶先生讲，大半谈往事，语言朴素、简洁、准确，我聚精会神地听，偶尔提个问题，如同缫丝过程中，从断了丝的蚕茧里，迅速找出那根断头丝来接上。当叶先生谈到20世纪20年代末，他接替郑振铎先生编《小说月报》，话题告一段落时，我从郑振铎先生联想起“文学研究会”，就问叶先生：“听说‘文学研究会’还在叶先生上海的寓所挂过牌子？”这就引出叶先生的一番话来。这番话道出了叶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

　　叶先生说：“是有这么一回事儿。‘文学研究会’的会所最早在上海宝山路顺泰里一号，门上钉着一块蓝底白字的搪瓷牌子。房子宽敞，振铎让我把家搬进去住。后来，我家从那里搬到仁馀里廿八号，振铎让我把‘文学研究会’的牌子带走，我亲手把它钉在新居大门上。从此，‘仁馀里廿八号’几乎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代号，印在《诗》和《文学周报》的版权页上。不久，沈雁冰看中了这个很僻静、来往信件又很多的地方，托我转信，凡是写有‘钟英先生收’的信件，我都用大信封装起来，雁冰派专人来定期取走。那时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还没有多少经验，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还比较松散，还没有受过多少专业训练，所以这边用‘钟英’的谐音代替‘中央’，那边也居然没看出来。我家成了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的秘密联络点。他们还常借我家楼下的小房间开秘密会议，我和叶师母（叶先生对我提到他的夫人胡墨林女士，习称‘叶师母’——史注），还有‘大官’（叶先生对我提到他的大儿子至善、女儿至美、小儿子至诚，习称‘大官’、‘二官’、‘三官’——史注），都回避到楼上去。”

　　我问：“叶先生当年来往的共产党人有哪几位？”

　　叶先生说：“除了沈雁冰，有杨贤江、侯绍裘、瞿秋白、沈泽民、恽代英。杨贤江是我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他编《学生杂志》，我编国文课本，我们的教育思想比较接近，我们做人做事都很认真，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志。他介绍我到上海大学教书。在那里认识了瞿秋白，常在振铎家里碰见，他很有才华，谈锋很健，往往语出惊人，有精辟见解。杨贤江还介绍我到松江景贤女子中学上海分校任教。在那里同侯绍裘相识，他跟恽代英相似，都有突出的公而忘私的精神，可惜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中惨遭杀害。你还记得《倪焕之》里有个叫王乐山的革命者吗？他身上有侯绍裘的影子。还有，你见过1921年我和雁冰、振铎四个人在半淞园的那张照片，振铎左边站着的那位就是雁冰的弟弟沈泽民，是个刚毅英挺的青年。”

　　我说：“听说当年叶师母跟几位夫人也常来往。”

　　叶先生说：“叶师母先后结识了杨贤江夫人姚韵漪，沈雁冰夫人孔德沚，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她们都参加了上海市各界妇女联合会。五卅运动中，叶师母和孔德沚、杨之华一起，搞过上海纱厂的女工运动。”

　　我问：“叶先生那时候为什么没有入党呢？”

　　叶先生说：“杨贤江介绍我入党，有一天他突然通知我晚上参加入党的仪式，我说是不是缓一缓，容我再好好想一想，究竟自己够不够党员的条件。事情就这么拖了下来。”

　　我问：“您后悔吗？”

　　叶先生说：“我不后悔。我的确还不够条件。与其宣了誓做不到，不如努力去做，做到了再去说。好在从那以后，杨贤江他们并没有疏远我，我也一如既往，实心实意地做好他们要我做的工作。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许多共产党人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雁冰、贤江的劝导下，我和叶师母都成了国民党左派队伍中的一员，与共产党人并肩战斗。‘四一二’以后，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恨之入骨，把国民党党证撕得粉碎，从此同国民党一刀两断。”

叶先生亲笔修改、审定他的“小传”稿

　　1983年初，外文局根据对外交流、宣传的需要，提出编纂、出版《中国人名词典》的倡议，向国内外读者提供一部介绍中国人物的基本工具书，以正确可靠的材料介绍中国古今人物，特别是当代人物，以纠正国外出版的中国名人录中的某些谬误，并清除由此产生的不良影响。这一倡议经中央有关领导部门批准，组建了《中国人名词典》编辑委员会，由廖盖隆、罗竹风、范源担任主编。1983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会议，会后即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各方面的单位和人员，开始了词典的编纂工作。

　　1983年6月，我奉调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工作。1984年11月间，教育部办公厅李刚同志约我为《中国人名词典》撰写“叶圣陶”条目稿。我曾于1981年受叶先生委托，为他填写过“履历表”。当时我根据叶先生提供的十来张大小不一、用笔各异的小纸片，上面简明扼要地写了一些关键词和短语，按照“履历表”的要求一一填写，经叶先生审阅同意并签名盖章后送交教育部干部局。在为《中国人名词典》撰写“叶圣陶”条目稿时，我主要根据叶先生的“履历表”以及我所了解的有关情况，写出初稿后分别送交李刚和叶至善审阅，根据他们提出的修改意见作了修改后，用毛笔、白纸抄清于1984年12月21日寄给叶至善。

　　两天后，意外惊喜地收到叶圣陶先生的亲笔信和修改稿。信的全文是：

　　晓风同志惠鉴：昨日接到致至善书。他不在家，我独坐无事，即将稿子改了一通。写字不清楚，看起来费力，请原谅。我并不性急，足下慢慢斟酌，待新年二日驾临时商谈可也。

　　即颂

　　俪福

　　圣陶

　　十二月廿三日上午

　　叶先生在“小传”稿上亲笔作了如下修改和旁注：

　　（1）“教育家，文学家。江苏苏州人，名绍钧。”改为“名绍钧，江苏苏州人，教育家，文学家。”

　　（2）“建国以前，历任中小学教师，”改为“建国以前，历任小学中学教师，”并加了两条旁注：抗战初期，尚有迁到北碚的复旦，但是说不出职称；还有抗战以前，亦曾被拉去作讲数次。

　　（3）“曾参与创办或主编《公理日报》《苏州评论报》……等爱国进步报刊。”改为“曾参与创办或编辑《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公理日报》《苏州评论》……等报刊。”

　　（4）“1927年参加上海临时革命政权组织的活动。”一句删去。

　　（5）“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为常委。第一届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副主席。”改为“第一届至第五届为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任常委。第一届和第五届为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任副主席。”

　　（6）“他的教育思想概括为一句话——‘教是为了不需要教’，即提倡‘诱导与启发’，使学生加强‘自力之锻炼’，达到‘疑难能自决，是非能自辨，斗争能自奋，高精能自探’的境界。”改为“他的教育思想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教是为了不需要教’，即提倡引导与启发，使学生加强自力锻炼，达到疑难能自决，是非能自辨，斗争能自奋，攻关能自勉的主动境界。”这里还删去了几个引号，叶先生对此加了旁注：去掉引号，可以不使人误会这些话都不是我的原话。妥否？

　　（7）“开拓了我国童话创作的园地。”一句中的“园地”改为“新园地”。

　　1985年1月2日，我如约访问了叶先生，他提出“教是为了不需要教”加“达到”两字，改为“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更确切些。

　　对于叶先生所提的修改意见，我都一一照改，通过教育部李刚同志寄交《中国人名词典》编辑部。

　　据老友方厚枢兄（时任国家出版局研究室副主任，参与《中国人名词典》编纂工作）介绍：编纂出版一部上起远古、下迄当代的中国人名词典，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进行的一项大工程，由外文出版社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共同负责编纂出版工作，历时10年才全部完成，定名为《中国人名大词典》，全书共收词3万余条，分为历史人物、当代人物和现任党政军领导人物三卷，其中当代人物卷的规模最大，共收建国后去世的和在任的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及各领域、各部门的著名人物共计17970余人，583万余字。

　　叶圣陶先生因患严重白内障，1984年时已一目失明，一目弱视，阅读和写字都很困难，但他仍一丝不苟地认真亲自修改、审定他的“小传”稿；还在给我的信中说：“写字不清楚，看起来费力，请原谅。”表示歉意。这封信是我保存下来的叶先生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亲笔信，弥足珍贵。叶先生亲笔修改、审定的“小传”稿约600字，在《中国人名大词典·当代卷》中发表的“叶圣陶”条目压缩为300余字。因此，我认为将叶先生亲自修改、审定的“小传”稿全文发表，以供研究叶圣陶先生生平的同志了解，是有意义的一件事。

　　叶圣陶先生亲自修改、审定的“小传”全文如下：

　　叶圣陶（1894— ）名绍钧，江苏苏州人，教育家，文学家。建国以前，历任小学中学教师，北京大学讲师，复旦大学教师，武汉大学教授，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编辑。曾参与创办或编辑《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公理日报》《苏州评论》《光明》《中学生》《新少年》等报刊。1931年参与组织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1949年初，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进入解放区，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建国以后，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现任教育部顾问，中央文史馆馆长。第一届至第五届为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任常委。第一届和第五届为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任副主席。1963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78年当选为副主席，1984年当选为主席。他的教育思想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即提倡引导与启发，使学生加强自力锻炼，达到疑难能自决，是非能自辨，斗争能自奋，攻关能自勉的主动境界。先后发表过许多论文、小说、诗歌、童话。建国以来， 汇集出版的有《叶圣陶文集》（三卷），《叶圣陶散文》（两集），《叶圣陶论创作》，《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等。他是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创始人之一，提出并实践了文学“为人生”的主张。1928年发表的《倪焕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之一。童话集《稻草人》和《古代英雄的石像》，开拓了我国童话创作的新园地。

　　《叶圣陶同志生平》中的差错和遗留的憾事

　　1988年2月16日，叶圣陶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我参加了2月29日下午在八宝山举行的向遗体送别仪式，拿到一份《叶圣陶同志生平》铅印本。这是“盖棺论定”的权威版本，例由新华社当夜发稿，第二天见报。

　　在回来的路上，我读了一遍，发现内容有几处差错：

　　（1）叶圣陶在五卅惨案发生后，立即写了《五月卅一日急雨中》这一名篇，并与郑振铎、胡愈之等对当时上海的报纸“对于如此惨酷的足以使人类震动的大残杀案，竟不肯说一句应说的话”表示愤慨，文中的“竟”字误排为“竞”字。

　　（2）叶圣陶提倡的教育思想中的“是非能自辨”的“辨”字误排为“辩”字。

　　（3）文中指出叶圣陶的“不平凡业绩，犹如积沙成塔”中的“如”字误排成“为”字。

　　（4）叶圣陶担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和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误为“第一届至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5）叶圣陶“建国后，他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误作“建国后，他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

　　我立即找到叶圣陶治丧工作负责人、时任民进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志公先生，他很为难地说：“至善连日忧劳过度，疲惫不堪，实在不忍再打扰他了。可是这个事儿别人又定不了，怎么办呢？”我说：“明天就要见报了，就这么登出去，一辈子一丝不苟的叶先生在天之灵也会不高兴的。你就交给我处理吧。”说罢，就当着他的面，以“叶圣陶前秘书”的身份给新华社值班室打了电话。并请志公先生明日向至善说明，恕我“先斩后奏”了。

　　第二天见报的“生平”正式文本，我提出的五处错误，有三处照改了，但其中第二条“是非能自辨”的“辨”字仍排作“辩”；第五条所提“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一语未删去“和总编辑”四字。这就与实际情况有了出入。实际情况是：叶圣陶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1954年10月至1966年5月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不再兼任总编辑了。总编辑改由戴伯韬副社长兼任。戴是原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由于党内外任命的时间差，任命戴的新职在1953年底1954年初。

　　由于“生平”的权威性，一直被广泛引用，这一节“以讹传讹”，连介绍叶圣陶先生的一些重要图书也不例外。我偶尔审读有关文稿的时候，就见到这种“屡错屡改”，却又“屡改屡错”的遗憾状况。因为认真的编辑在定稿之前总要找出“权威可靠”的材料进行核对，理所当然地以新华社发布的“生平”为准，结果把原本对的又改为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