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瞩目的国共谈判进入了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阶段。六月七日报载，国共双方下令停战半个月；在此期间共同协商，以期永久和平；廿一日，又宣布停战延长八天。廿三日，上海各界争取和平代表进京请愿。有人通知我父亲，各界人士到时候在北站前广场送行，让我父亲参加。父亲答应去，我说我得陪去，我担心又酿成较场口事件。那一天是星期日，我陪父亲七点钟到上海北站，就有几个当纠察队的青年学生把他拥上火车去见代表了。我不便跟着，在车站门口等候。广场上挨挨挤挤，我望见士敭兄和至诚在新书业的队伍里。并排的两辆空卡车算是主席台，挂着红布白字“欢送上海各界代表进京请愿”的横标，大幅反内战的标语和漫画，被风吹得猎猎的忽哨。口号声和歌声此起彼落，我也跟着喊跟着唱，几个青年跳上台去了，还帮着几个中年人也上了台，我都不认识。中年人轮着讲话，声嘶力竭也听不见，风实在太大了。听身边的人说，都是送行的，陶行知、林汉达、吴晗，最后一位女的才是去南京的代表，说叫雷洁琼。他们讲完就被青年们拥进北站的大门。一会儿听得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开动了。送代表的人出站来了，我找到了父亲和周建人先生。广场上的人已经在列队，准备示威游行了。我有点舍不得离开，把父亲送到虬江路口，让他自己回家。路边上有不多几个警察，一队女学生在向他做工作，说警察也要反内战，不该跟老百姓作对之类吧。警察笑着说：“是呀，放心游行去吧。我们会保护你们的。”后来听说：他们早侦察到有这么一次大会了，会后还要游行。警备司令主张镇压，市长主张放任，害怕一放枪，把事情捅大了交不了差。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一路喊一路唱。我找到了新书业联谊会的朋友，远远望见周建老和林汉达先生也走在最头里。才过自来火桥，到大上海电影院门口，听得前头喊：“抓特务！抓特务！”我看见有人在大新公司顶上向下撒反动传单。特务也真笨，全让大新公司的职员抓住了，三四个呢，给纠察队拖了下来，反扭着胳膊，押在队伍里跟着走。一直押到复兴公园，举行公审。特务早吓蔫了，都低头认罪，法官不知是哪一位，大喝一声：叫他们滚！可惜这个场面没瞧见，复兴公园草地上人山人海，我和至诚都没能挤进去。

　　父亲在那天日记上，还记着一句话：“三时半，胡绳潜英夫妇来，谈一时而去。”谈了些什么呢？父亲没有记，显然是有意略去的。胡绳先生有一篇《我和〈中学生〉》，大概是一九八四年写的，中间有一段说：“圣老在重庆，曾由我陪同到曾家岩办事处，恩来同志和董老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抗战结束后，圣老到了上海，《中学生》又在上海出版。一九四六年内战爆发，恩来同志安排上海的工作，他要我把出版界和杂志分成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三类。第一线像《文萃》那样的杂志，是很快就会被国民党查禁的。第二线是一些还可以维持一个时期，到了某个时候，也有被禁止的危险的一些杂志。《中学生》和开明书店属于第三线，应该尽可能存在下去。恩来同志这个安排，我和叶圣老谈过，请圣老尽力维持开明书店，维持《中学生》。在国民党统治越来越严酷的情况下，《中学生》多登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文章，还是可以在青年中起促使他们进步的作用的。”胡绳先生那天跟我父亲说的，肯定就是这番话。这番话全部应验。《文萃》首当其冲，主持者措手不及，遭特务绑架，严刑拷打，秘密杀害。《周报》和《民主》先后被勒令停刊，父亲在这两种周刊的停刊号上都发表署名抗议，两篇短文的题目是《什么道理！》《又来挽〈民主〉》。

　　回过头来，说上海进京请愿代表。第二天早上看了报纸，才知道南京下关站有特务行凶，造成惨案。受伤最重的是团长马叙伦先生，女代表雷洁琼先生也受伤不轻。车到镇江，就有一群自称“苏北难民”的流氓上来胡缠；到了下关，特务流氓越聚越多，闹闹嚷嚷，把请愿代表挤进休息室，动手开打。站上的军警听之任之，不加劝阻，分明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国民党方面的报纸发表的消息中，称马先生等是“自称人民代表”，“所谓人民代表”。我父亲看了气愤已极，写了封信给《大公报》，加了个标题《我就是推举他们的一个》，彬然、予同、伯祥、达君先生同署。《大公报》当然知道是让他们公开发表的，找了一篇态度截然相反、字数几乎相等的“读者来信”，两篇一起并排发表，以示一贯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这种苦心孤诣的做法可以说是很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