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先生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他一生译著宏富，成就非凡，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他高尚美好的心灵，坦荡磊落的人格让无数人为之景仰，而其壮怀激烈地告别人间又给世人留下无尽的遗憾。今天人们了解熟悉傅雷，更多是因为他的翻译成就和文学艺术造诣，而他在社会政治方面的贡献，后人却论及甚少。而傅雷作为政协委员所发挥的作用，还未有专门的研究。

　　1955年5月，傅雷先生被推选为政协委员，出席上海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扩大会议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担任“文学、新闻、出版小组”副组长，至1957年夏，是傅雷先生短暂的政协委员生涯，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傅雷的主要政治生活。这一时期，是傅雷一生中参与体制内社会活动最多的时期。此时的傅雷“最高兴，心情最舒畅”。他同其他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确信适逢“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千年盛世。目睹国家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又感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他备受鼓舞，激情澎湃，生命力异样迸发。他走出书宅，参加政协各类活动，认真撰写提案报告，提交书面意见，积极参政议政，履行职责，可谓当之无愧的政协委员。傅雷的委员任期未满，被打成右派，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打击最终将他毁灭。傅雷所经历的灵魂煎熬让后人痛惜无比，所展示的精神境界却令世人感慨万端。

一

　　目前已经出版的反映傅雷生平的文献书籍中，都有关于傅雷先生出席政协会议及活动的记载。在其有生之年，虽然身为翻译家、文艺评论家的傅雷早已声名遐迩，但新中国成立以后，真正意义上由党和政府对傅雷所作的安排，主要就是1955年至1957年间，他被选任为政协上海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履行政协委员职责的经历。

　　傅雷先生抱着巨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政协工作。他出席政协会议，提交议（提）案并作大会发言；外出视察参观后，尽心尽责地撰写视察报告与参观总结，一丝不苟地修改书面意见，并受当时中共上海市委文艺部门领导的委托，提出了众多意见书；他还撰写了大量的时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文汇报》与《解放日报》上。作为常年在书宅中潜心翻译、著述的大知识分子、大学问家，傅雷先生没有辜负党和政府的委派，在担任政协委员期间，他以多种方式踊跃参政议政，所撰写的提案、书面意见、大会发言、视察总结报告以及时评文章多达30余篇。

　　从上海市档案馆已公开的馆藏资料——政协系统档案中查阅的傅雷参政议政文稿有：1955年5月《关于增加大专学生伙食费问题的议案》《关于请求转请上海市各级人民法院对人民诉讼事件尽速处理并积极清理积压案件及注意司法独立、不问阶级、只问事实等问题的议案》《关于要求减轻大、专学生业务负担、积极保障青年健康的议案》，1955年12月20日《致全国人代大会全国政协视察代表的书面意见》，1956年2月7日《关于出版界与知识分子问题的意见——在上海市政协第一届第六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2月8日《大会最后一天的补充发言》，1956年4月12日《上海市政协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书面发言》，1956年《关于解决市区人粪肥料运送问题的议案》，1957年《增产节约的要点在哪里？——上海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稿》。

　　其中四则议（提）案以及《增产节约的要点在哪里？——在上海市政协大会上的书面发言》与《致全国人代大会全国政协视察代表的书面意见》两篇文稿，是截至目前，已正式出版的傅雷相关文献书籍中尚未提及的。从档案馆保存的政协档案资料中，依然清晰可见傅雷先生当年精心誊写的这些提案与发言稿墨迹。

　　除上述文稿外，傅雷的提案、书面意见、大会发言及视察报告与参观总结大部分已见诸公开出版物。在此不一一列举。据其子傅敏统计，傅雷先生在任政协委员期间所撰写的总结、意见书达18万字。

　　傅雷先生的提案、书面意见等内容丰富，领域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他所熟悉的翻译出版、绘画音乐艺术到文化教育，乃至与他专业甚远的司法行政，工业生产、农业合作社等都成为他履职关注的对象。而他的意见独到，建议中肯，思虑深远则极为令人赞叹。

　　1955年5月，傅雷先生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提交了《请求转请本市各级人民法院对人民诉讼事件尽速处理，并积极清理积压案件，同时并请法院注意司法独立，不问阶级，只问事实的合法与否》的议案。就此议案，傅雷特别补充提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1954年9月21日第一届全国人代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第一章第四第五两条，明文规定‘不分民族……社会出身……财产状况……在通用法律上一律平等’，故本人提请各级法院特别注意司法独立，不问阶级，只问事实的合法与否。”

　　傅雷先生当时就在议案中“提请各级法院注意司法独立，不问阶级，只问事实的合法与否”，强调“在通用法律上一律平等”，意即司法要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特别指出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要依法办案，即司法应受法律制度的约束，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有法必依”，在法律的框架中司法行政。“法制”是司法制度化的前提，是“法治”的基础。五十多年前（注：本书出版于2012年），傅雷就已强调“司法独立”，“法律上一律平等”，实为难能可贵。对于今天建设法治社会，依法治国，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傅雷关心青年学生的生活与健康，呼吁改善增加大、专学生的伙食费。在上海市政协一届一次全会上提交的《请求转请国务院考虑从速增加大、专学生伙食费》《请求反映中央高等教育部：从速研究如何减轻大、专学生业务负担，积极保障青年健康》的议案中指出：“为下一代之身心健康着想，为国家今后需要建设人才着想，实有迅速改善现状之必要。”

　　1955年12月，傅雷因身体原因不能参加政协会议，提交了《致全国人代大会和全国政协视察代表的书面意见》。翻译、出版、发行、印刷装订及其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一指出，并提出具体改善意见。如：“翻译任何作品，欲求提高品质，必须与国外学术机关联系”，“请求国际书店改善经营作风，手续力求迅速简便，办事提高效率”；关于出版方面，他说：“问题关键在于内部工作人员对业务认识不足，又不专心学习，而这两点又可规（归）纳到对业务的爱好不够”；对于发行他建议：“图书的印数不能由新华书店决定，而当由出版规定”；谈到印刷装订，他直言不讳：“似乎解放以后的印刷业及装订业的工作成绩并无显著提高，反而有退步现象”；最后提了作协作家正常工作的组织保障问题。

　　傅雷关心社会生活与社会环境，同时非常注重细节。在政协上海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傅雷提交了案由为《请有关部门为郊区农民迅速解决市区人粪肥料运送、劝阻农民在市区内自行运送》的议案一份。在提案中傅雷提出：“农民挑运人粪来往通衢大道情事”，“一方面有碍市容，倘被国际友人撞见，尤为不雅，损及国体。一方面粪桶满街乱闯，对公共卫生及行人衣服、尤以妇孺为最易受到影响，均有妨碍”。社会管理要注重精细化，环境的改善更是如此。

　　1957年上海市政协第一届第四次全体会议期间，傅雷作了《增产节约的要点在哪里？——在上海市政协大会上的书面发言》。他指出：“增产节约是为了勤俭建国”，“但勤俭朴素并不等于因陋就简，因为我们是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前进，不是停滞，更不是后退；所以目光要放远，要照顾全局，眼前利益必须与长远利益结合为一”，“增产不能降低质量，粗制滥造只能增加次货”。对于增产节约，傅雷一语道破：“增产节约是个科学问题，要经过精密的核算，反复的考虑，要听取群众意见，也要听专家意见。”尤其可贵的是，傅雷指出，“最重要的一点是：节约对象不能只限于物资，还要包括人。”他以设问方式提出问题，并给出答案：“劳动创造财富；谁劳动？人。机器制造一切；谁发明机器，制造机器，使用机器？人。作生产计划的是人，实际生产的是人，管理生产的还是人。”他强调说，“要不从人节约起，就是忘记了我们最大的资本。”继而更指出：“大材小用当然是浪费，小材大用更其危险。生产部门也好，行政部门也好，用人不当对国家的损失是不堪设想的。”傅雷深入浅出、举一反三地说明了人的重要性及用人不当的危害。

　　如今我们国家和政府充分认识到人才的重要作用，重视人才，并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人才工作有了巨大进步。而如何用好人才，合理使用人才意义更为深远。傅雷说：“物资的浪费有目共睹，用人的浪费看不见，所以危害更大，而且影响久远。”傅雷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就提出了人的重要性，并一针见血地指明，人才使用不当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真可谓具有远见卓识！

　　傅雷先生知识渊博，特别在绘画、音乐、艺术理论方面的造诣颇深，再加之文学翻译、文艺理论功底深厚，因此，当时上海市文艺部门的领导多次委托傅雷撰写意见稿。1955年12月，傅雷提交了《关于国画界的一点意见》，他从人物画谈到中国画前途，从山水画谈到中国画家，对中国画的笔法墨法，他的观点是：“需要组织一般真有成就的画家，彻底研究，把中国画的笔法墨法，整理出一套科学的、有系统的理论与实践的方法。否则这个笔墨的传统又要绝迹了。”他始终思考着国画的发展，为传统中国画的前途担忧。

　　此间，傅雷还撰写了《关于音乐界》的意见书，分析了我国音乐界当时的状况，并指出：“因为音乐是我们传统最薄弱、发展最迟、人才最寥落的一门，所以也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最生疏的一门”，“这种领导不能了然于全国音乐界的内幕，和音乐界阵容的极端薄弱，是我国音乐界难于走上正轨的主要原因”，傅雷直指症结所在，并指明“领导对一般性的音乐活动与音乐教育重视不够”。他还提出音乐工作者的报酬以及学生健康状况等问题。

　　1956年2月，傅雷在给全国作协的书面意见《关于文艺创作与出版事业等问题》一文中提出了文艺创作的问题，他说：“欲求创作繁荣，似非放宽尺寸不易收。”

　　1957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傅雷以特邀代表身份赴京列席会议。会间，他与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谈了当时国内音乐界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及音乐研究及关于风气——道德——修养问题。在与周扬的谈话提纲中，傅雷指出：“现在缺乏对艺术的热爱，态度不够严肃，雇佣观点未去除”，“纯技术观点很普遍，政治学习流于形式，装幌子，未实际收效——孤立的音乐观点，不接触其它艺术——不接触传统，不接触新作品——轻视民族音乐，或敷衍了事的对待——无民族自尊心”。傅雷强调严谨的艺术态度，认为对民族音乐的重视事关民族自尊心。这些观点永远都不过时。

　　1957年5月，傅雷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为繁荣创作、提高出版物质量提供更好的条件》一文，呼吁“要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供更好的条件”。

　　傅雷关于文化艺术的真知灼见对于今天文化建设发展仍是十分重要的启迪。十七大以来，党和国家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发展战略。搞好文化建设，应深入思考如何让文化真正繁荣，同时更应该检视五十年来的文化发展历程！

　　傅雷先生还深入社会基层，了解社会，广泛听取意见。1956年4月傅雷参加视察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参观并与合作社干部谈话，了解到许多具体问题和困难。视察时间仅有半天，傅雷却撰写了四千余字的《第一阶段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报告》。全面反映所视察合作社的情况，对社员的思想教育、生产生活状况，合作社生产中的组织、管理与财务，生产与技术改革、供销到文教、卫生等方面的问题逐一陈述，分析原因，并针对专门性问题、存在的困难以与群众及社内干部所反映的情况提出建议与对策。

　　此外，傅雷还在《关于出版界与知识分子问题的意见》等发言及其他意见书中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与建议。

　　从傅雷先生的政协提案、大会发言到书面意见与时评文章中不难看出，无论是撰写提案，还是提交意见，傅雷总是行文直截了当，立论有理有据；思想深刻独到，内容广泛详尽。他的提案个个中肯具实，意见建议篇篇切中要害，而且直指时弊，振聋发聩。一方面从中反映了新中国建设初期的现实状况，另一方面更多体现出傅雷认真务实、决不浮夸，尽心尽责、毫不马虎的做事风格，以及他对国家人民的赤胆忠心、一腔热血与精忠报国情怀。

　　政协生涯仅是傅雷先生短暂生命中的一瞬间，但却是他“精忠报国”“为民请命”的传统人文情结发酵与生命激情的最后绽放。也是他心无旁骛，一心一意为党和国家与人民的事业，注入极大生命热情的时期。

　　我们今天翻阅傅雷先生当年的一篇篇视察报告，一项项提（议）案，在情真意切的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傅雷先生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与强烈的爱国之情，赤子之心。

二

　　傅雷先生是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传统士夫“明道救世”，“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家国情怀，在他的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同时，作为“一个旧社会过来的人”，他也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特别受到法国激进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

　　怀抱一颗赤诚爱国之心，肩负对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崇高责任感，傅雷先生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20世纪动荡的三四十年代，面对国土沦陷，时局飘摇，他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他36岁时（1944年），曾“组织十余友人每半个月集会一次”，举办讲座，座谈时局。37岁（1945年）时分别以“疾风”“迅雨”“移山”“风”“雷”等笔名，为《新语》撰写多篇文艺政论文章，翻译政论二篇，还为《周报》《民主》《文汇报》撰写政论、书评等。同年12月，又为柯灵主编的《周报》积极提供材料，出版《昆明血案实录》，并与马叙伦、许广平等发起成立旨在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当选为候补理事。1946年，傅雷联合在沪民主运动人士马叙伦、陈叔通、陈陶遗、张菊生等共同发表反蒋宣言。

　　这些呐喊抗争，不是简单的情绪宣泄，既有建立在专业能力上的对社会弊端的分析诊断，又有秉持公平、公正的理性批判力量，更体现出旧式文人忧国忧民的人格品质和可贵良知。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傅雷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不拿任何工资只靠稿费过活的纯粹翻译家。也就是今人所讲的：没有单位的人。

　　被推选为政协委员的傅雷，面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怎能不唤起他内心蓄积已久的一腔爱国热情，报国之情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新中国成立六年来，父亲目睹整个国家蒸蒸日上，社会日益进步，社会风气不断好转”，“同时他受到真正‘左’派朋友的影响，阅读了大量的革命小说，潜移默化地对他起到了教育作用，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不可能不受感动。”傅敏分析总结，“1955年到1957年夏是他壮年时代的第二个阶段，是父亲一生中最高兴、心情最舒畅的时期。”

　　傅雷真正融入了国家当时的建设事业中。他紧跟形势，不甘落后，认真学习理论，而且联系实际，运用马列主义分析问题。在写给儿子傅聪的信中长篇累牍地谈论理论问题，讲述学习感想，并将全国上下共同努力的目标通过书信告知傅聪：“从有关五年计划的各种文件上，我特别替你指出下面几个全国上下共同努力的目标：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反对分散资金，坚决贯彻重点建设的方针，你在国外求学，‘厉行节约’四个字也应该竭力做到。”傅雷每次参加会议后或有什么感想，都会在信中讲给傅聪听，一方面将激动、喜悦的心情让儿子分享，另一方面他希望尽可能让傅聪多了解国内的情况，生怕他将来回来落后。1955年6月的信中写道：“‘毛选’中《实践论》及《矛盾论》，可多看看，这是一切理论的功底。此次寄你的书中，一部分是纯理论，可以帮助你对马列主义及辩证法有深切了解，为了加强你的理智和分析能力，帮助你头脑冷静，彻底搞通马列及辩证法是一条极好的路。”“你感情重，理智弱，意志尤其弱，亟需从这方面多下功夫，否则你将来回国以后，什么事都要格外赶不上的。”

　　傅雷不仅自己投身于国家建设，而且念念不忘提醒远在海外的游子傅聪要时刻想着报效祖国，在信中写道：“幸运的孩子，你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天之骄子。一个人的机会、享受，是以千千万万人的代价换来的，那是多么宝贵。你得抓住时间，提高警惕，非苦修苦练，不足以报效国家，对得住同胞。看重自己就是看重国家。不要忘记了祖国千万同胞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为人类的幸福而努力。”

　　傅雷把为祖国争光、为人类的幸福、快乐当作神圣的使命，他写信给傅聪说：“我们因你替祖国增光而快乐！更因为你能借音乐而使多少人欢笑而快乐！想到你将来一定有更大的成就，没有止境的进步，为更多的人更广大的群众服务，鼓舞他们的心情，抚慰他们的创痛，我们真是心都要跳出来了！能够把不朽的大师的作品发扬光大，传布到地球上每一个角落去，真是多神圣，多光荣的使命！”

三

　　傅雷先生继承儒家传统思想的精粹，始终秉持自省精神，时刻不忘反省反思。在极“左”路线横行，人人噤若寒蝉的历史背景下，傅雷先生一方面勇于批评错误，另一方面自觉开展严厉的自我批评。不断反思，自我反省成为当时他最为显著的特点。1955年12月他写给儿子傅聪的家书中曾写道：“只要你记住两点，必须有不怕看自己丑脸的勇气，同时又要有冷静的科学家头脑，与实验室工作的态度。唯有用这两种心情，才不至于被虚伪的自尊心所蒙蔽而成怯懦，也不至于为了以往的错误而过分灰心，消灭了痛改前非的勇气，更不至于茫然于过去错误的原因而将来重蹈覆辙。子路‘闻过则喜’，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都是自我批评与接受批评的最好的格言。”

　　今天，有谁能够像傅雷一样如此毫不留情地剖析自己？

　　傅雷先生始终淡泊名利。其实，早在1949年7月，傅雷就曾应邀为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代表，但因故未出席；1953年9月，傅雷又被推选为第二次全国文代大会代表，他又因故未到会。

　　1956年民进中央的几位领导人都曾向傅雷发出邀请，并要将他列为民进领导候选人名单，征求他的意见，傅雷分别致信几位坚决辞谢，写道：“今日既无朝野之分，亦无党内党外之别，倘能竭尽愚忱，以人民身份在本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效忠，则殊途同归，与参加党派无异致。”这就是傅雷，有报国情怀，但不要虚名。

　　傅雷是单纯的，但他又是复杂的。单纯因其天性，复杂是后天使然。他爱憎分明，对自己近乎苛刻。做事风格是要么不做，做就做到最好。在谢绝民进的再次邀请时，傅雷给周煦良的信中说：“我缺少涵养，精神上受不了负担，有了名义不能空敷衍，妨碍日常工作，那对我是个经常不断的折磨。假如敷衍，又时时刻刻存着犯罪感，觉得对不起人，对不起团体，你想想这种生活叫我怎么过呢？”又在给徐伯昕信中写道：“一个人的积极性只要能尽量发挥，党与非党、民主党与非民主党派都没有大关系。”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愫造就了傅雷。他忧国忧民，赤胆忠心，性格坦率，为人真诚，对祖国对人民充满无限的爱。傅敏说：“他本着一颗赤子之心，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涉及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的意见书达18万字之多。”傅雷胸襟坦荡，刚直不阿，追求真善美，痛恨假丑恶；他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讲真话，办实事。

　　传统知识分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士可杀，不可辱”的浩气壮怀始终萦绕着他。从最初担任政协委员的意气风发到最终含恨弃世，恰是因为他从未改变的自身品格与气节，而经受了巨大考验的，是他一贯坦荡耿直、嫉恶如仇的秉性和坚强不屈的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

　　傅雷在给干女儿（后为著名华人女钢琴家）牛恩德的信中曾写到：“我觉得惟有不随波逐流，始终抱着崇高的理想，忠于自己的艺术，确立做人的原则的人，才会有这一类的痛苦。没有痛苦就没有斗争，也就不能为人类共同的事业——文明，出一分力，尽一分责任。同时，只有深切领会和热爱祖国文化的人才谈得上独立的人格，独创的艺术，才不致陷于盲目的崇洋派，也不会变成狭隘的大国主义者，而能在世界文化中贡献出一星半点的力量，丰富人类的精神财宝。”

　　傅雷先生是政协委员的楷模，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如今我们缅怀傅雷，首先应该弘扬他的精神品质，继承他勇于针砭时弊，讲真话、进诤言、办实事的良好作风；学习他的人格高洁、坦荡磊落、严格自律、一丝不苟的做事风格，以建设良好的社会风范。